神宗罢李评管勾阁门、枢密都承旨，贬外出知保州。临行，李评拜辞文彦博。彦博道：“世兄自不量力，同安石碰硬，安能有好果子吃！我以枢密使尚虚与周旋。处世应刚柔相济，当阳则阳，当阴则阴。”评道：“秦州缘边事，上罪郭逵、李希愚、杜绂，文公不以为受挫乎！岂可逆来顺受耶？”彦博道：“世兄尚不深谙官场事。彼以秦州边事挫我，我则以雄州边事制彼，彼吟秦楼月，我听雄鸡唱，各有招数，甚或，逆来顺受何尝不可？来日方长，鹿死谁手，未可料也。”评道：“但愿文公稳操胜券。”彦博道：“世兄先去保州，伺机我奏皇上召汝回京。”评致谢告退。
何谓雄鸡唱？原来，雄州乃宋北方边陲，与契丹之涿州相峙，以拒马河为界，多年来率相和处。自张利一知雄州，辄与辽方摩擦。今年六月以来，雄州屡报契丹巡马过河、欲移口铺、修城隍、点阅甲兵等情。枢密院以为必须理会；并令张利一置弓手、编拦袭逐北马、牒涿州责问。神宗亦虑契丹寻衅南侵。故几月来，宋廷君臣汲汲于此，口铺：即哨所。
议来议去。这日，枢密又奏：“北马过河，雄州差官编拦袭逐出界。”
王安石道：“何须编拦袭逐？”文彦博道：“若不编拦袭逐，彼将移口铺向里。”安石道：“彼欲内侮，即非移口铺而已；若不欲内侮，何故欲移口铺向里？臣以为应柔静待之，宜分明示以不争，即令移口铺，不与争亦不妨大略。能有纵，然后能有所操，所纵广，然后所操广。契丹大情可见，未必肯渝盟。陛下经营四夷，即须讨论所施先后。今陛下既以招纳蕃部，复河湟故土，断右臂，以制西夏为策，即不需与契丹争口铺，契丹亦未必敢移口铺也。若不能讨论所以胜敌国之道，虽力争口铺，恐未能免其凌傲。日日商量移口铺事，臣恐古人惜日，不肯如此。”
又日，文彦博又言：“北人称：将岁给礼物来白沟驿送纳。元书内云交割，今辄云送纳，边臣自应理会。”安石道：“恐不足理会。”彦博道：“北夷无礼于君，人臣所当愤疾，安可不理？”安石道：“仁庙时曾争献纳字，今送纳与交割亦何校？”王圭道：“臣查元书有纳字。”安石道：“既有纳字，送字又是平语，何理会之有？天命陛下为四海主，当使四夷即叙。今乃称契丹母为叔祖母，称契丹主为叔父，更岁予数十万银帛，此乃臣之所耻。文公为一纳字愤疾而不以此为耻，使安石不解。然陛下所以屈己如此者，量时故也。原许其大如此，今乃与辽边吏争其细，臣恐契丹未免窃笑中国。我若理会，彼涿州吏引中国许物书有纳字，我将挫屈，更会引得彼言词不逊，不知朝廷又如何处置？”彦博固争，并道：“沿边龃龉，必是辽廷指使。”上道：“辽廷如此，欲何为？”安石道：“此皆张利一生事，激其忿怒故耳。据经略司孙永奏称：利一添团弓手，引彼北马巡边；修馆驿不依常式，筑敌楼女墙，使彼生疑，故欲移口铺；又牒涿州要占两属地界，致彼回牒不逊，此皆张利一生事所致。臣建言罢张利一，以冯行已代之。”彦博道：“利一人臣，岂不欲事了？事不了，利一自当任责。”安石固执前说。上道：
“姑令雄州就此事进呈以闻。”彦博等退。安石白上道：“臣度契丹无他，不需令边臣争细故。若出上策，即契丹移口铺，陛下亦不须问。若出中策，即待移口铺，然后与之计较未晚。若纵边臣生事，臣恐以争桑榆之小衅，酿成交战之大患。臣与张利一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屡言利一者，但欲陛下知事之是非、人之情伪；陛下不知事之是非、人之情伪，所以决事有不当。陛下欲知事之是非，人之情伪，即先当知所与计事者为忠为邪。若所与计事者为邪，即不肯以天下治乱安危为己责，更或侥幸天下有事，因以济其奸。陛下圣质高远，然以涉事未久，故畏谨过当，未能堪事。只契丹移口铺，陛下便为之惶忧而听惑，听惑则宗庙社稷安危未可知。陛下欲胜夷狄，即须先自强，此其根本。然则欲强中国，在于任人而已。”
九月，雄州又言：北界欲以兵来立口铺。文彦博意欲候其来，必争令拆却。上道：“拆却若不休，即须用兵，如何？”枢密副使蔡挺道：
“不得已须用兵。”上以为难，道：“彼如此，何意也？”安石道：“或是因边吏言语细故，愤激而为此；或是恐中国以彼为不竞，故示强形；或是见陛下经略边事，以为更数十年后中国强盛，契丹无以枝梧，不如未及强之时先扰中国，故欲绝中国，外连夏人以扰我。”上道：“然则何以应之？”安石道：“今河北未有以备契丹，不宜轻绝和好。若彼愤激及示强而动，我但以宽柔徐缓应之，责以累世盟誓信义。彼虽至顽，当少沮，少沮即侵陵之计当少缓，因其少缓，我得以修备。应付口铺事当宽柔徐缓，修中国守备当急切。苟能修攻守之备，以待契丹，即虽并雄州不问，未为失计，若不务急修攻守之备，乃汲汲争口铺，是为失计。”吴充道：“故当爱惜财用，以备兵食最急。”安石道：“兵食固不可乏，今河北连岁丰熟，民间积蓄便是兵食。虽有兵食，以何人为兵；虽有兵，以何人为将；缓急有事，陛下如何应接？此所以难轻用兵也。”枢密退后，安石又白上：“天下事有缓急，如置口铺是生事，人所罕见，故陛下亦以为忧。如河北无以备契丹是熟事，人所习见，故陛下无以为虑。臣以为人所罕见者乃不足虑，人所习见者乃足忧，足忧宜急，不足虑宜缓。”上听后欣然道：“朕闻道矣！”从安石言，部署河北边事。
对契丹边事方部署就绪，湖北提点刑狱赵鼎奏言：峡州峒酋刻剥无度，蛮众愿内附；辰州布衣张翘亦上书言南北江利害。神宗诏遣中书检正官章察访荆湖北路，经制蛮事。缘其四年置制□州路讨夷事干达故也。
宋廷素以（黄）河患为忧。原来，自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河下流堤岸失修。中段陕西与河东间林木摧折，水土流失，泥沙大量冲入河中。及河入平原，水流趋缓，泥沙沉淀，以致河身日浅，河床甚或高于地表，以致河频决口。庆历八年，河决口于澶州之商胡埽，河道自大名改向北流，经恩州、冀州至乾宁军而入于海。嘉八年，又于大名恩州间决口，遂又派生流向德州、沧州至无棣县而入海之一股。从此黄河分北流与东流两股。宋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未虑及根治。
对局部疏浚，亦恐聚大众，兴大役，引发民群起而为盗。故有云：“开河如放火，不开河如失火。”自河改道北流之后，宋廷有“回河”之议，遭司马光等人反对。及派生出东流一股后，又有开浚二股河、导河东流、堵塞北流之议，仍遭司马光等人反对。
王安石执政后，于二年八月，不顾司马光反对，从张巩之议，开修疏浚二股河，导河东流，以闭塞北流。后，河复决，持异议者幸灾乐祸，谓河难移，北流不可塞。安石道：“安可听天命，使民永罹河患。”
张茂则等建言：“二股河地最下，而旧防可因，今堙塞者才三十里，若度河之湍势，浚而逆之，又存清水镇河以析其势，则悍者可回，决者可塞。”帝然之。四年冬，令河北转运使开修二股河上流，并塞第五埽决口。
今秋河议之争复起。上亦疑焉，语辅臣道：“闻京东调夫修河，有坏产者，河北调夫尤多；若河复决，奈何？”文彦博道：“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西或东，利害无所校，听其所趋。”安石道：“水为害，亦可为利，治水乃趋利避害也，岂可听其所趋？”彦博道：“治水耗财用不细，足财用方能安百姓，安百姓在于省力役。今执政年年汲汲于水利，频调民夫，劳民伤财，何利之有？”判司农寺曾布道：“文公何以极言至此乎！自颁行农田水利法，单京东路修济州之南李偃和濮州之马陵泊，排除积水，即得良田四千二百顷，去岁夏秋两季收麦、豆二百余万石。再如唐、邓、襄、汝等州，赵尚宽、高赋等州令招抚流民，垦辟荒土，兴修水利，使环千里并为良田，其中襄州只开修古淳河一百里，就使六千六百多顷农田得以灌溉。此外，淤田司于汴、漳、滹沱河引水淤，使碱卤之地尽成膏腴，为利极大。自行水利法以来，各地兴水利约六千余处，受益民田约近二十万余顷。仅举以上数例，岂可曰何利之有？”彦博听后，支吾道：“吾言开河，非言农田水利。”程日方道：
“去岁议浚漳河，文公亦不是说：‘今发夫开治，徙东从西，何利之有？’”彦博益窘，辩道：“开大河有甚浚治漳河，可不慎与！”安石道：
“北流不塞，占公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复殿塞。修二股，费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泻卤，俱为沃壤，庸非利乎？况调夫已减于去岁，若夫葺理堤防，则河北岁夫愈减矣。”上虑浚治后河复决。安石道：“治河之根本，在于使水行地中，故须疏浚淤殿，使泥沙流入海中。当前须尽人事，防河复决，减少河患。若根治其患，尚需探求疏浚良法。然不可随水之所趋，听任泛滥，置生民灾伤于不顾。”上从安石议，诏令河北、京东两路转运使继续浚治勿误。
退朝途中，安石对这场争论以《河势》为题吟道：
河势浩难测，禹功传所闻。
今观一川破，复以二渠分。
国论终将塞，民嗟亦已勤。
无灾等难必，从众在吾君。
话说贺上寿后，秦凤路缘边安抚副使高遵裕返回古渭。此时，以古渭寨为通远军并命王韶知军事之诏书已到。遵裕道：“幸赖王相主持公道，力为吾兄洗白，了却诬盗市易钱事，又数谏上勿惑人言，信用吾兄招纳蕃部经略边事。”王韶问道：“王相对缘边安抚有何见教？”遵裕道：“嘱以仁义为本，愿以恩义抚属羌，戒多杀敛怨。尤善抚青唐俞龙珂，嘱其放散其众，量领精壮人马即可，随宜犒赏使悉怀惠。而木征骄蹇，可以计取之。羌畏大种，若擒木征，即威申于诸羌，则河、洮一带皆服朝廷矣。”王韶听后，精神振奋，喜道：“王公知我。今营边策略已明，韶与公绰当同心协力，以报朝廷。”遵裕道：“遵裕当随骥尾，共襄斯举。”
五年八月，王韶引兵城渭源堡，破蒙罗角部，遂城乞神坪。诸羌见宋军气锐，度不能敌，遂各保险。宋军诸将谋置阵平地与战，王韶道：“贼若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徒归，劳而无功。”遂麾师尾贼，径趋抹邦山，□竹牛岭，压贼军而阵。令曰：“敢言退者斩！”令攻贼险，贼乘高下斗，军小却。韶身先士卒，麾帐下军迎击。羌军见宋军一当十，锐不可当，遂溃走。宋军破抹耳水巴族，焚其庐帐，洮西大震。河州木征闻讯，领其部族渡洮来援。抹耳水巴族余党因而复集，谋合攻宋军。韶与遵裕计议，命别将由竹牛岭路虚张军声，而与遵裕潜师武胜，遇木征首领瞎药等。瞎药猝不提防，措手不及，大败而逃。宋军遂城武胜。王韶初战告捷，神宗大悦。文彦博道：“王韶曾言：‘措置洮河，只用市易息钱，未尝辄费官本。’王韶营边犹如造屋，工师初必小计，冀人易于动工，及既兴作，乃始增多。臣恐今后难与王韶计财耳！”上怪其论，反问道：“屋坏岂可不修？”安石反讥道：“主者善计，自有忖度，岂为工师所欺也！”上遂诏以武胜城为镇洮军，令高遵裕知军事。
木征退保巩令城。王韶道：“兵贵神速。”遂马不卸鞍，日行数百里，追击木征。木征刚到巩令城，尚未成阵，宋军已至，无以应战。王韶大破其众，降其部落二万余人。木征逃回河州老巢。不久，河州首领瞎药等来降。
捷报到朝廷，神宗甚喜，以瞎药为内殿崇班，赐名包约。此缘瞎药乃俞龙珂之弟、俞龙珂赐名包顺之故也。上与安石计议，以为当广王韶营边规模，振其声势，遂升洮为州，以熙、河、洮、岷四州及通远军置熙河路，与秦凤、泾原、环庆、延并为陕西五路。除王韶龙图阁直学士，为经略安抚使、知熙州。
朝廷方庆王韶连捷，南边又传来章营边捷报。章经制诸蛮，时，北江则彭氏主之，有州二十，南江舒氏有四州，田氏有四州，向氏有五州，皆自太祖以来受朝命隶辰州入贡者。往经制，蛮相继纳土，愿为王民。始创城砦，比之内地，南北江内附。继之，又招降梅山峒蛮。蛮姓苏氏，旧不通中国，其地东接潭州，南接邵州，西接辰州，北接鼎州、沣州。籍其民一万四千八百余户，田二十六万零四百余亩，均定其税，使以输。筑武阳、开陕二城，置新化县，隶邵州。
迩来河洮大捷，南、北江内附，宋之国土未有如此之扩大，神宗引以自豪，以为当前正是勤修内政、更革积敝之良机。上久患田赋不均，于是诏司农寺重定方田及均税法，召辅臣及近臣朝议。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岁以九月，县令佐分地计量，随陂原、平泽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垆而辨其色。方量毕，以地及色参定肥脊，而分五等以定其税则。均税之法：县各以其租额税数为限，禁收奇零及均摊增展，若脊卤、不毛及众所食山林、陂塘、沟路、坟墓皆不立税。
与议他人见此法系皇上主张，亦诚良法，均无异议。安石道：“此法诚善，臣通判舒州时，与升之计议行之，为继任者废。方田定税事巨且繁，令佐县吏出以公心，不惮繁劳，细心为之，亦须三数年方可成之。今人才短缺，吏多不良，骤行之，吏缘为奸，良法亦可办成坏事，反而扰民害民。故臣建议先试行一地，逐步推行。”神宗从之，乃以钜野尉王曼为指教官，先自京东路行之。
迩来文彦博心态反常。河、洮告捷，人以为庆，彼却以输与安石较量为耻；北边无事，人以为安，彼却抱怨契丹了事，使其狼狈；彼素以抚夷非枢密事，有功，不予军赏，只配领讨贼钱。而章平南蛮，视为与己无关，却平添安石光彩，亦使彼反感；日前议河事，又较量不过安石，益发烦恼。彦博思来想去，当前惟市易务事，尚可一争曲直，于是连夜书就奏章，冀求一搏。
这日，上会辅臣。彦博首先开言道：“臣近赴相国寺烧香，见市易务于御街东廊置叉子数十间，前后积累果实，逐日差官就彼监卖，分取牙利。瓜果之微，锥刀是兢，竭泽专利，所得无几，徒损大国之体，敛小民之怨。”安石道：“初，市易务未尝管卖果实也。细民上为官司科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但此等皆贫民，无抵当，不可按行人放借，故市易司给果实令自卖，市易司差人逐日收回合纳官钱。此一措置，使贫民得以营生，受实惠，非为敛小民之利，有何不好？”上道：“即此，市易务经营果实，亦太繁细，令罢之如何？”安石道：“陛下谓其繁细，似伤国休，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人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彦博道：“今乃官作贾区，公取牙利，古之所谓理财者若是琐屑乎？《周官》泉府：‘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以待不时而买者’，各从其价，亦不如是窥利也。”安石道：“文公引《周官》泉府之法，责市易务‘琐屑’。《周官》云征商，然不言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之不售，货之滞于民者，以其价买之’，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膳府供王食，乃取市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政体。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小，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手搔痒则须爪甲，体有大小，任所不同，然各不可缺。今为政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
安石又建言诸司库务买上供物，招行人承揽，令市易司管辖。上道：
“如此，必致人言，以为所卖物不良。”安石道：“不如此，则库物公人利于诸路科纳，必生非理邀索拣退之事，贿赂得以公行。”上道：“令行人承买上供物亦易尔。前，宋用臣修陵寺，令行人揽买漆，比官买减半价。不知市易司何故招人纷纷，岂市易司所使多小人耶？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皆小人，尽奸猾，嘉问不能检察。”安石道：“市易司勾当人乃取贾人为之，其所事固烦细也，岂可责其不为大人之事。勾当人中是有‘奸猾’者，若不收置务中，放外必为兼并违法之事，今置之务中，正所谓御得其道；若违法，便加案治。臣以为大人不当任烦细。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乃似烦细，非帝王之大体，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上听后笑道：“朕责市易务烦细，不经意朕反陷烦细中，后当戒之。”彦博原想不到引出安石这一篇大道理，又驳不得，自觉莫趣。
这时，陈升之制满，起复为检校太尉、行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枢密使。彦博感到今后升之与其同起同坐，枢密事更不好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