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信”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制度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各国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当战争双方势均力敌时，就会订立盟约，而盟约的签订、实施，靠的就是“信”的约束。大凡胜利者，除“智”、“勇”以外，还讲信守约。有了“信”，就赢得了道德力量，赢得了天下民心。大量关于信德的实践，加上各学派理论上的阐发，使得“信”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深入发展。
孔子非常注重“主忠信”，认为信德是成就君子的必要条件之一。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只要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战备以及人民的信任就可以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什么都谈不上了。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名人，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是“至圣”，孟子是“外王”。
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东夷族）后裔，故为子姓。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夏邑）。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曜英，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征在生下孔子。孔子的伟大思想与孔子母亲有很大关系，其母颜征在和他的外祖父颜襄对孔子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15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伯、仲、叔、季是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第，“伯”为老大，“仲”为第二，“叔”为第三，“季”为最小的。孔子字仲尼，由“仲”字可知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二，但是如果把姐妹也合起来排序，就以孟、仲、叔、季为序了，在兄弟姐妹中，居长的（大哥或大姐）为“孟”。所以孔子在家排行老二，字仲尼，但他哥哥的字是“孟皮”，而不是“伯皮”）。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身处乱世，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生活在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那时，封建诸侯统治的政治中心，由于铁制工具的产生与推广，逐渐发展为以工商业为主体的经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政治上由分割为治向中央集中统一管理转移，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转移。五霸争雄，使名义上统一的周王朝，向实质上统一的国家转移。强凌弱，大吃小，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法则，促使中华大地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进程之中。有的诸侯小国被吞并，有的诸侯大国被分解。新旧制度的摩擦斗争此起彼伏，优胜劣败的淘汰原则，威胁着每一个统治者。因此，设计各种强国保民，争霸称雄方案的代表人物，纷纷出台，百家争鸣，时兴时灭，孔子即其一也。孔子出身贵族之家，但据史载是他父亲叔梁纥与母亲颜氏女在一种非法婚姻状况下所生。他有幸享受贵族子弟才能获得的文化教育，接触上层社会，置身统治阶级。同时，又不幸长期过着平民生活，收徒授业，游说诸侯，乞贷度日。孔子生长的鲁国，位于今山东腹地，北邻经济发达的燕、齐，南界地广物阜的吴、楚。这些四邻发展中的商品经济，冲击着周公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商人们重利轻义，与夏、商遗裔复辟旧制的两种倾向交织起来，形成破坏周朝统治体制的多种势力。这些内外因素，不能不在孔子的思想上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家庭教育使他追求富贵，讲究享受，脱离生产劳动；动荡的生活，使他失去依托，终日惶恐不安，同情黎民百姓。在他的学术思想、政治主张，乃至言行上，都具有二重性的特点，这是时代的矛盾、社会的矛盾、家庭的矛盾、个人生活的矛盾的集中反映。
（二）孟子的“信”
孟子沿袭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于诚信，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也就是说，精诚所至，没有不被感动者；没有表现出真诚，也就没有人会感动。
孟子从日常生活的角度，阐述了诚信的重要作用。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名轲，邹（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三）董仲舒的“信”
秦汉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形成，民族间、区域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加强，思想文化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思想家，对先秦儒家的伦理思想进行理论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道德体系。其中“五常”就是由孟子的“仁、义、礼、智”这四个德目，再加上“信”而组成的。随着儒家道德正统地位的确立，作为五常之一的信德观念，也就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我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地位，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从此之后，“信”作为五常之一，既体现着封建社会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又约定和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这一时期对信德的重视，我们从当时的言论中可以得到证实。如：
水倍源则川竭，人倍信则名不达。
——《说苑·谈丛》
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盐铁论·能言》
马先驯而后求良，人先信而后求能。
——《淮南子·说林训》
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
——《汉书·贾谊传》
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市景县广川镇）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江都易王刘非国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任胶西王刘端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董仲舒将“仁”定义为“天心”。对于“天人之际”的问题，董仲舒作了大量阐释。他所讲的天，一方面具有自然的外貌，也是指日月星辰四时风雨等自然现象，但另一方面却也是有意识的，能够监督人类的行为，降下灾异或祥瑞。这样，董仲舒的天，是指以自然为外貌而以至上神为本质；人，指人的行为，特别是指统治者的行为。他的天人关系本质上仍是神人关系。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
董仲舒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了被扼杀达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而且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融会贯通了中国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后来大都汇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
董仲舒的哲学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不仅创造了万物，也创造了人。因此，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和人一样“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人与天是相合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继承了思孟学派和阴阳家邹衍的学说，而且将它发展得十分精致。
董仲舒认为，天生万物是有目的的。天意要大一统的，汉皇朝的皇帝是受命于天来进行统治的。各封国的王侯又受命于皇帝，大臣受命于国君。家庭关系上，儿子受命于父亲，妻子受命于丈夫，这一层层的统治关系，都是按照天的意志办的，董仲舒精心构筑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正是把一切都秩序化、合理化，正是为汉皇朝统治者巩固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服务的。
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体现天的意志，用阴阳的流转，与四时相配合，推论出东南西北中的方位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关系。而且突出土居中央，为五行之主的地位，认为五行是天道的表现，并进而把这种阳尊阴卑的理论用于社会，从此而推论出“三纲五常”的道德哲学。这里所说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为董仲舒提倡之后，成为我国古代维护历代封建皇朝统治的工具。
“董仲舒是有汉一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我们民族性格中的封闭自我，因循守旧等等劣根性，都与之直接相关。”（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这一观点否定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他认为“道”是源出于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即是说“三纲五常”、“大一统”等维护统治秩序的“道”是永远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皇位的更换和改朝换代呢？为此，他提出了“谴告”与“改制”之说。他认为统治者为政有过失，天就出现灾害，以表示谴责与警告。如果还不知悔改，就出现怪异来惊骇。若是还不知畏惧，于是大祸就临头了。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受命于天，而认识的目的是了解天意。通过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另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正是按照“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达到“天人合一”。他还认为通过祭祀能与神相沟通，使之能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就能知道天命鬼神了。这种认识论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在人性论上，董仲舒异于孟子的性善论，也不同于荀子的性恶论，而是主张性三品说。他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着重教化，并提出“防欲”，比先秦思想家只讲“节欲”、“寡欲”更为深刻。
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几十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正宗神学的奠基者，又是著名的经学家。他是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思想家，为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提供了如何进行统治的理论基础。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成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汉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帝王的绝对统治服务。
（四）唐太宗的“信”
隋唐时期，在信德的观念上，其理论性、系统性虽然不如先秦诸子百家和后来的宋明理学家，但在统治者讲信守信、以信来经邦治国方面，在我国道德史上最为典型。可以说，唐代的信德观念在唐太宗李世民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资治通鉴》里面有记载：
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佯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资治通鉴》
上面的意思是说：
有上书给唐太宗请求去除奸佞的臣子的大臣，太宗问上书者：“奸佞小人是谁？”上书者回答说：“臣下居住在边荒野地，不能准确地知道谁是奸佞小人，希望陛下和大臣们说，请陛下佯装大怒来测试大臣们，那些坚持真理不肯屈服的人，是正直的大臣，那些害怕权势顺从旨意的大臣，是奸佞的大臣。”太宗说：“皇帝是朝政的源头；臣子就像水流。源泉浑浊而要求水流清澈，是不可能得到的。皇帝自己都做欺诈的事，怎么能要求臣子们的行为正直呢？我正用诚信来治理天下，看到以前的帝王喜欢用狡诈的伎俩来和大臣们接触，我私下常常认为这是可耻的。你所说的方法虽然很好，但我不能采纳啊。”
明主讲信，用人不疑，臣僚自当尽忠。《旧唐书·魏征传》中记载了忠心耿耿的魏征曾经上疏唐太宗的一段关于“信”的经典阐述，翻译如下：
我听说国家的基础，一定要靠品德和礼仪，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究诚信。诚信树立了，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品德和礼仪形成了远方的人才会归顺。可是品德、礼仪、诚信，这是国家的大事，就像君臣、父子的关系一样，不可在短时间内就废除。
所以孔子说：“君王使用臣子凭着礼仪，臣子侍奉君王凭着忠诚。”又说：“自古以来都有死，老百姓没有诚信是树立不起来的。”
文子说：“说一样的话就是诚信，诚信在说话之前；按一样的命令行事，诚信在命令之外。”可是说话不算数，说话就是不讲诚信；下了命令不去服从，说明命令是没有诚信的。不讲诚信的话，没有诚信的命令，对于上级来说是败坏品德，对于下级来说可能危及自身，即使在颠沛流离的时候，讲究道德的人也是不做的。
魏征关于“信”的思想，对唐太宗产生了重要影响。唐太宗与前代思想家不同的是，他理论上说的少，而从魏征等人处汲取的很多。更为可贵的是，他把诚信道德实施于治理国家、弘扬文化的每一个细节，这对后世乃至今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魏徵（580年-643年），字玄成。汉族，唐巨鹿人（今河北邢台市巨鹿县人，又说河北晋州市或河北馆陶市）人，唐朝政治家。曾任谏议大夫、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以直谏敢言著称，是中国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
魏征早年值隋末战乱，曾投瓦岗起义军。后入唐充太子建成掌管图籍的洗马官。魏征太宗即位，先充谏议大夫，继任中央行政长官之一的侍中。贞观十七年病卒于任。魏徵以性格刚直、才识超卓、敢于犯颜直谏著称。作为太宗的重要辅佐，他曾恳切要求太宗使他充当对治理国家有用的“良臣”，而不要使他成为对皇帝一人尽职的“忠臣”。每进切谏，虽极端激怒太宗，而他神色自若，不稍动摇，使太宗也为之折服。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曾先后陈谏200多事，劝戒太宗以历史的教训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着“仁义”行事，无不受到采纳。贞观十三年（639）所上《十渐不克终疏》，在当时和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在法律思想上，遵循封建儒家正统，强调“明德慎罚”，“惟刑之恤”。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德、礼、诚、信：一个明哲的君主，为了移风易俗，不能靠严刑峻法，而在于行仁由义；光凭法律来规范天下人的行为是办不到的。“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他把治理国家之需要有刑罚，比作驾车的人之需要有马鞭，马匹尽力跑时，马鞭便没有用处；如果人们的行为都合乎仁义，那么刑罚也就没有用了。但法律或刑罚毕竟是不可少的，他认为法律是国家的权衡，时代的准绳，一定要使它起到“定轻重”、“正曲直”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执法时“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而决不可“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喜怒”，否则便不可能求得“人和讼息”。这一点对君主来说尤其重要。所以在进谏时，他总是特别要求太宗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隋书在听讼理狱方面，他特别强调“必本所犯之事以为主”，做到“求实”，而不“饰实”，严防狱吏舞文弄法，离开事实去严讯旁求，造成冤滥。他自己每奉诏参与尚书省评理疑难案件，都按照这些思想，着眼于大体，公平执法，依情理处断，做到“人人悦服”。魏徵所著有《隋书》的《序论》和梁、陈、齐各书的《总论》，另有《次礼记》20卷，和虞世南、褚亮等合编的《群书治要》（一名《群书理要》）50卷。他的重要言论大都收录在唐时王方庆所编《魏郑公谏录》和吴兢所编《贞观政要》两书里。
（五）周敦颐的“以诚为本”
周敦颐（1017—1073），中国宋代思想家、理学家。原名敦实。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人。以母舅龙图阁学士郑向任分宁（修水）主簿，调南安军司理参军，移桂阳令，徙知南昌，历合州判官、虔州通判。熙宁初知郴州，擢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所到之处，都很有实绩。“在合州郡四年，人心悦服，事不经先生之手，吏不敢决”。晚年知南康军，治所在今星子县城。曾游览庐山，为庐山的山水所吸引，在其自为诗中道：“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筑室庐山莲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以名之，遂定居于此，并将原在故里的母亲郑木君墓迁葬于庐山清泉社三起山。敦颐卒，亦附葬于母亲墓旁。以后子孙世居江州，后裔绵衍。
周敦颐是我国理学的开山祖，他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他继承《易传》和部分道家以及道教思想，提出一个简单而有系统的宇宙构成论，说“无极而太极”，“太极”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万物。“万物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太极图说》）。”圣人又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木，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只有通过主静、无欲，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在以后的七百多年的学术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所提出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善恶等，成为后世理学研究的课题。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人们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气。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理学思想，只有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赜送到他的门下，后二程均为著名理学家。南宋学者，胡宏对敦颐的理论学加以尊信，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他评价很高，为他作事状，又为《太极图。易说》、《易通》作了注解。张（木加武字）称他为“道学宗主”，其名声逐渐大起，九江、道州等、南安等地纷纷建濂溪祠纪念他，宁宗赐敦颐谥号为“元”，因此敦颐又被称为“元公”，到理宗时，从祀孔子庙庭，确定了周敦颐的理学开山地位。
周敦颐性情朴实，自述道：“芋蔬可卒岁，绢布是衣食，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吾乐盖易足，廉名朝暮箴”。他从小信古好义，“以名节自砥砺”。平生不慕钱财，爱谈名理，他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他虽在各地作官，但俸禄甚微，即使这样，来到九江时，他还把自的积蓄给了故里宗族。
周敦颐酷爱雅丽端庄、清幽玉洁的莲花，曾于知南康军时，在府署东侧挖池种莲，名为爱莲池，池宽十余丈，中间有一石台，台上有六角亭，两侧有“之”字桥。他盛夏常漫步池畔，欣赏着缕缕清香、随风飘逸的莲花，口诵《爱莲说》。自此莲池名震遐迩。
九江的烟水亭最初是由周敦颐修建的，因为亭在湖心，一墩如月，故名“浸月亭”。后不断兴废，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意境，改名“烟水亭”。清顺治十七年，巡道崔抡奇复修烟水亭建立五贤阁，奉周敦颐为五贤之一。九江市区现在还有濂溪路、濂溪居委会等。
周敦颐著有《周子全书》行世。濂溪书院是他讲学的讲坛，他的学说对以后理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著名的文章有《爱莲说》。
周敦颐是把世界本原当做哲学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的起始者。
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提出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他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以诚为本”的特点是具体化、对象化。由诚而行，可以引申为：诚仁、诚礼、诚信、诚善、诚智、诚义。如何实现“以诚为本”呢？周敦颐给出了结论：“无妄，则诚矣。”但是，孔子的道德规范堪称庞然大系，以仁为主，包括《中庸》（《中庸》又包括中和、中正、中仁、中道，即中在天下之道，庸在天下之理，不偏之为中，不易之为庸），一部《中庸》，超出了“诚”的天界。除此之外，《论语》还包括：慈、孝、忠、悌、信、友、敏、惠、敬、礼、义、智、勇、宽、温、良、恭、俭、让、廉、耻、逊、和、合、善、正、爱、美、庄、公、志、刚、恕等等非常多的道德德目，周敦颐未能全其貌，概其宗。所以，汉代著名学者贾谊在其《新书·道术》中，根据《论语》中的对应关系，如正负、是非、善恶、美丑、真伪，组成56组派对，以利于行。但贾谊的56组关系也有缺点，那就是过于纷杂，漫无重点。
（六）朱熹的“信”
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对孔子学说进行了总整理、总整合，指出“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比较准确地为“本、源”定了位、定了性，得到广泛的认同。那么，“总于仁的五常”是什么呢？朱熹说：“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就是定型化的传统美德。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七）李靓的社会伦理思想
李觏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改革家，他生当北宋中期“积贫积弱”之世，虽出身寒微，但能刻苦自励、奋发向学、勤于著述，以求康国济民。他俊辩能文，举茂才异等不中，讲学自给，来学者常数十百人。李觏博学通识，尤长于礼。他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
李觏（1009-1059）字泰伯，北宋建昌军南城（今属江西）人，住县城北街瑾睦坊。北宋儒家学者，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李觏一生以教学为主，40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为直讲，所以后人称他为“李直讲”，李觏家于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又称“李盱江”，学者称盱江先生。
李觏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自幼聪颖好学。5岁知声律、习字书，10岁通诗文，20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但科举一再受挫，仕途渺茫。从此退居家中，奉养老母，潜心著述。于庆历三年（1043）创办“盱江书院”。同年受郡守之请主学事，课业授徒，慕名求学者常有数百人。“为盱江一时儒宗”，人称“盱江先生”。曾巩和任过御史要职的邓润甫等，都是他的高徒。王安石与他也有交往，其《答王景山书》一文中就提到过自己曾采纳过李觏的意见，而邓润甫更是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范仲淹于皇祐元年（1049）上书，称李觏“讲论六经，辩博明达，释然见圣人之旨；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之风”。后经范仲淹、余靖等人多次举荐，乃授为太学助教，历任太学说书、海门（今江苏海门）主簿、太学直讲等职。嘉祐四年（1059）权同管勾太学，以迁葬祖母，请假回乡，八月病逝于家，享年51岁，葬于凤凰山麓。
李觏是北宋中叶一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著书立说，大胆创新，在哲学上持“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认识上，承认主观来自客观，“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狭而心广者，未之有也。耳目有得则感于心，感则思，思则无所不尽矣。”成为宋代哲学中唯物主义学派的先导，在我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觏还具有比较进步的社会历史观。他卓有胆识地提出功利主义的理论，反对道学家们不许谈“利”言“欲”的虚伪道德观念。他从实际物质利益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所以，他反对把实际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由于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间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并引经据典，寻找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借鉴。为了拯救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缓和阶级矛盾，李觏提出了“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写了《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各十篇，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李觏在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观点和政治上的革新思想，在当时的思想界是独树一帜的，为王安石变法进行了哲学理论上的准备。由此看来，他的弟子邓润甫等人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得力助手，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他主张“文以经世”、“致用为贵”，所以他的文章内容比较充实。即使是解经之作，也常常以古说今，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潜书》十五篇，即是出于“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以康国济民为意”纂写而成。《庆历民言》三十篇，更是“言吉药石，字字规戒”的为民请命之作，人称“药国之书”。这些政论文章，大胆指责时弊，阐发己见，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李觏不仅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著作家。一生著述宏富，生前自编《退居类稿》12卷，《皇祐续稿》8卷。其门生邓润甫为其辑有《后集》6卷。现存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又称《盱江先生全集》）37卷。1981年，中华书局整理、校点出版了《李觏集》，全集共37万字。
李觏的其他散文，如书信、志铭、碑记等，也都写得通达有理，逻辑性强，为人们所称道。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他的用世思想时有流露。如他的《袁州州学记》（袁州即今江西宜春），起语不落俗套，立论警切，结构严谨，文笔稳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作。前人称李觏“著书立言，有孟柯、扬雄之风”。“在北宋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间，别成一家”。
李觏也是一位卓有才华的诗人。清人王士侦在《居易录》中曾称赞李觏的《王方平》、《壁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和《忆钱塘江》五首绝句“风致似义山”（李商隐）。对此，《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除《梁元帝》一首“不免伦父面目，余皆不愧所称，亦可谓（陶）渊明之赋《闲情》矣”。当代大学者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指出，李觏的诗“受了些韩愈、皮日休、陆龟蒙等的影响，意思和词句往往都很奇特，跟王令的诗算得宋代在语言上最创辟的两家”。李觏虽有一些描绘自然景物及酬和之作，但也写了不少有着充实内容的诗篇。他的诗歌在艺术上极力追求意境、辞何方面的奇特，在内容上则敢于大胆涉及政治得失和人民疾苦，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南城小民”的思想和情感，真挚朴实，具有浓厚的农村生活气息。李觏的《老妇吟》对一老妇“寡时十八九，暮年从二夫”的悲惨生活，刻划细致，催人泪下。“我时闻此言，为之长叹鸣”。
李觏曾在麻姑山读书林讲学，对家乡麻姑山的赞美诗文颇多，他在《麻姑赋》中写道：“慨麻姑之去远，缅王蔡其犹昔。俯稚川濯丹之泉，验福唐遗简之地。丹崖翠壁，邀接太清。碧殿紫坛，风清月白。雨滴槽牙之溜，风摇楼角之铃。”
李觏是建昌府郡人仰崇的先师，宋绍兴年间，南城建十贤楼、四贤堂，李觏与陈彭年等共祀。历代郡学大成殿都绘有李觏画像，以其为风范，激励后人。南城、黎川、资溪均有李泰伯祠堂。现存资溪嵩市镇三口村的李氏家庙乃清代李氏后裔所建，悬有“理学开宗”的巨幅匾额。新中国建立后，李觏的哲学思想被列为重要研究项目。
李觏把“信”置入礼之中，作为中华道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八）王安石的“信”
王安石（1021年—1086年5月21日），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字介甫，晚号半山。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他一生写了不少深刻反映人民疾苦和社会问题的作品。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善于用典故，有的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有的风格雄健峭拔，修辞凝练，也有情韵深婉的作品，对后来宋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著有《临川先生文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名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为“唐宋八大家”。
王安石进一步阐发了“信”的含义：信者，性也。言近于信，则极天下之至顺。故言之信者不美。
儒家特别重视诚，以为诚者天之道，而天道又是常恒不变的，诚与信都包含着保持本质、不轻易动摇改变的意思，王安石的保持本色，其实就是为了持之以恒、诚信为本，他称“自古驱民在信诚”，治入如此，自治更应如此，自心不诚，何以以诚信要求他人？因而王安石不改本色，决不能简单视为不爱美容、不喜欢洗澡的生活作风和习惯，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保持本色表现了他在道德修养方面以诚信为本的追求。
王安石还将是否诚信作为划分君子与小人的主要标准，他指出：
君子、小人情状亦易考，但诞谩无义理，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掩于前，即是小人，忠信有义理，言可复，即是君子。
都说君子小人难以分辨，王安石却认为易考这里他推翻了以言义言利划分君子小人的旧标准，若是按照旧标准，君子小人确实难辨，因为标准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无法操作那些表面上口不言利的君子，完全有可能是最重私利（不合理、不合法的利益）的小人，而言利重利、为国为家为己谋利兴利者，则完全可能是坦荡无私的君子义利本身就难以界定，当然无法用于区分君子小人王安石的标准则十分清楚，又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看他是忠信还是诞谩，是表里如一还是内外相反，是言行一致还是言行不一，是前后言论可复还是前言不搭后语，就很容易辨别了。
（九）陈天华的“信”
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感到封建时代的伦理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信德规范也必须被赋予新的内容，比如商业上的“诚实无欺，人人信得过”，这样才能给予这一道道规范以新的活力。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将传统的道德规范加以改造，赋予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内容，提出了“忠孝仁爱仁义和平”一整套道德规范。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汉族，汉民族英雄。革命家，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出色的宣传家。字星台，亦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清新化县知方团（今荣华乡）人。母早逝，父为塾师，幼从父识读，因家境贫寒，乃营小卖以补济，然坚持好学不辍。常向人借阅史籍之类书籍，尤喜读传奇小说，亦爱民间说唱弹词。
光绪二十一年（1895），陈天华随父迁居县城，仍以提篮叫卖为生。后经族人周济，入资江书院读书，刻苦博览二十四史。二十四年，考入新化实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倡办不缠足会，成为变法运动的拥护者。二十六年春，考入省城岳麓书院，成绩名列前茅。其时，莅湘某令识其才，欲以女妻之，陈效法汉时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乃婉言谢绝，说：“国不安，吾不娶”（直至蹈海报国之时，终身未娶）。次年转入求实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初，入省城师范馆。是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逢沙俄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引发拒俄运动，祖国正处主权沦丧境况，陈破手血书寄示湖南各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亦为感动，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于官报，还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使湖南全省拒俄运动士气更加高涨。陈天华在日本积极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和军国民教育会。还“日作书报以警世”。同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猛回头陈天华书，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风行于世，影响甚大。次年初，回到长沙，参与组织华兴会，与黄兴等密谋准备长沙起义，事泄未成，又被迫流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此时，陈结识孙中山。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陈天华为重要发起人之一，在书记部工作，任会章起草员，又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发表《最近政见之评决》、《中国革命史论》，《狮子吼》等政论和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十一月八日（1905年12月4日），陈天华在东京参加了抗议日本政府《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的斗争，十一日写绝命书，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十二日，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时年三十岁。次年闰四月初一，其灵柩经黄兴、禹之谟倡议筹办运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于岳麓山。初七（5月29日）举行葬仪，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湘江为之悲鸣，麓山为之低垂。送葬队伍由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适值夏日，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望之，全山为之缟素”。军警站立一旁，亦为之感动，不加干涉。
陈天华的文章，旨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痛斥清朝政府是“洋人朝廷”。认为“革命者救世救人之圣药也”，力主拿起武器，号召“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在《猛回头》、《警世钟》里，大声疾呼“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国耻，驱外族，复我冠裳”；高呼“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那投降洋鬼子的二毛子”，“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其遗著编为《陈天华集》。
母早逝，父亲陈善是乡村塾师。陈天华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曾辍学在乡间做小贩，喜爱小说唱词，常仿其文体作通俗小说或山歌小调。后入资江书院学习。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热心新学的邹沅帆等在新化创办求实学岳麓书院堂，陈天华入该学堂后，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后又曾到省城的岳麓书院求学。1903年春，以官费生被送日本留学，入弘文学院师范科。不久，拒俄事件发生，他积极投入这个爱国运动，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后回国准备策动武装起义。他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部浅近通俗的宣传作品。这两部书以强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勇气，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已迫在眉睫，指出清朝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全国各阶层民众团结起来，实行排满，“杀那洋鬼子”，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不久，在湖南长沙参与发起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到江西策动军队起义。1904年春，再到日本，入法政大学。8月，冒险回国，准备参加华兴会发动的长沙起义。因事泄失败，又去日本。1905年6月，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7月，孙中山到日本，主张联合各革命团体，组织中国同盟会，陈天华积极赞成。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他任秘书，并被推为会章起草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后，他在《民报》民报上先后发表不少文章和政治小说《狮子吼》。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陈天华在12月7日留下《绝命书》万余字，次日投海自杀。著作辑为《陈天华集》。
陈天华的死，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906年的春天，当陈天华的灵柩运回上海后，中国公学为他和另一位投黄浦江自尽的同盟会员姚宏业举行了一次公葬的会议，到会千余人，会上宣读了姚宏业的遗书和陈天华的绝命辞，大家痛哭流涕，会议决定将陈姚灵柩一起送回家乡湖南，举行公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