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剌诸部正在密谋，打算挟天子以犯京城，而大明景泰帝仍在为平息新君即位后的政治余震绞尽脑汁。
他作出了第三个历史性抉择，那便是广开言路，进一步稀释朝中老臣的话语权。遇大事不再固守“廷议”这一旧制，而是利用早朝机会或直接晓谕百官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中下级官吏乃至民间的意见，因此得以知真情、闻真言，也不得不直面许多尖锐的批评。
譬如，后来北京保卫战的胜利是景泰帝得以坐稳帝位的重大历史事件，但事后有下级官员指责北京保卫战打得难看，许多方面都须加以完善。对此，景泰帝并未暴跳如雷，而是从善如流，敕谕各部采纳并施行批评者的建议。
一个君王能像唐太宗那样听得进刺耳的批评声音，这是他成为明君圣主的第一步，可喜的是，景泰帝具备这样的潜质。
这期间，朱祁铭总被景泰帝强留在身边，终日忙于国事，一直无暇前往婉汀居。
这日一早，朱祁铭奉召刚刚进入武英殿，就见司礼监秉笔太监金英、兴安相继入内。
与左右逢源、于各方势力间小心游走的金英不同，兴安只忠于景泰帝一人。
谁说宦官无良臣节操，无远大抱负？年不足五旬的兴安就给了世人成见以有力的反击！
兴安非常廉洁，对景泰帝忠贞不二，眼下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国危机让他简直就是在激情燃烧！
在世人的印象中，像于谦这样廉洁正直、有勇有谋的良臣肯定会深孚众望，其实不然，于谦的反对者太多，于谦与宋代的寇准、李纲一样，自己都不能自保，许多时候，都是兴安给了于谦无私的支持与有力的保护。
有人会问，一个中官有这么大的能耐么？当然有！金英与兴安的品秩都是正四品，但他们与朝中百官一道审案时，金英或兴安总是居中而坐，而六部尚书等官员只能在他们左右两侧分坐，可见，中官的实际地位远远高于他们名义上的品秩。
不过，兴安也有力所不逮的时候。在是否迎回上皇圣驾一事上，景泰帝屡屡与朝中老臣产生分歧，忠心护主的兴安每每出头，与王直等老臣激辩，王直一顿子曰、诗云就让兴安懵圈了，后者毫无招架之功。
此刻，金英、兴安二人带来了瓦剌人的最新动向。
“启禀陛下，有个叫陈喜同的被俘锦衣卫小旗从瓦剌那边逃回，说脱脱不花率军一万，欲往西南方向与也先、阿剌会师，相约举兵前来攻打北京。”金英率先道。
景泰帝神色凝重地走下御台，向朱祁铭投来征询的目光。
朱祁铭拱手，“陛下，脱脱不花仅率军一万，从中可以看出，瓦剌三部各怀心思，都有所保留，料届时进犯京师的鞑贼不会太多。”
景泰帝点点头，脸色却并未宽缓下来。
即便只有区区数万鞑贼进犯北京，只怕大明也会够呛！眼下北境边军已成惊弓之鸟，畏惧鞑贼如同畏虎，总兵官以下诸将习惯于闭城自保，遇调令往往迁延不进，甚至托病不从，连杨洪的儿子杨俊也是如此。
礼科给事中金达参了杨俊一本，说杨俊“怙势贪侈，无勇无谋，不堪任用”，事下兵部商议，兵部虑及事涉杨洪，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便决定调杨俊入京操练，其部属拨给赵玟统领。可是，杨俊迁延不进，此后在京城战事吃紧的关键时刻，杨俊又再次不听调遣。
边将如此，京中操练营的军官更是不堪。于谦仔细考察各营军官，发觉大多不堪用，只能奏请景泰帝，予以罢免，重新选拔。
而一帮文官大多在悄悄寻找后路，将家属秘密送出京城，此举让本已安定下来的民心复归惶恐。其中新获擢升的都察院右都御史喻士悦转移家属时，被人逮了个正着，喻士悦百般狡辩，景泰帝只好姑释不究。
京中情势堪忧，故而听了金英的奏报，鉴于人心不稳，战备事宜做得并不充分，景泰帝当即吩咐近侍内官传旨：“将此消息传告兵部，以增派紫荆关、居庸关、古北口兵力为宜。”
这时，兴安道出了一个让景泰帝左右为难的消息：“启禀陛下，据宣府总兵官杨洪派人来报，大明使臣季铎回来时曾说：也先扬言‘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员出迎’，数日后即可抵京。另据大同总兵官郭登派人来报，也先部属传来上皇敕书，不知真伪，上皇在敕书上说：‘皇上不该正位，也先必来为朕报仇’。”
从这段史实可以看出，所谓景泰帝即位得到了正统皇帝首肯的说法是完全不合逻辑的！试想，正统皇帝若真有此意，且有人传回了他的口讯，让朝中百官尽知其意，而此时突然出现的上皇敕书假设是瓦剌人伪造的，那么，这样的伪造有何实际意义呢？
都知道上皇敕书是伪造的，也先岂非多此一举！
面对上皇的那份敕书，包括景泰帝在内，人们唯一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上皇敕书真伪莫辨！
此时此刻，景泰帝自然掂量得出这一消息的分量，他猛然转身，显得无比愤怒，“百官不是说，让朕即位，是上皇的意思么！”片刻后仰头叹道：“皇太后！”
季铎是皇太后派出的使臣，他瞒着景泰帝而直接向宣府总兵官杨洪暗中传递上皇的消息，这也难怪景泰帝会怀疑皇太后与上皇之间或有不可告人的密谋。
外患将至，宫廷岂能再起纷争！有鉴于此，朱祁铭赶紧道：“陛下不必思虑皇太后所派使臣暗中究竟与上皇说了什么，陛下应该知道，眼下社稷危殆，皇太后必将以大局为重！”
景泰帝将一只手搭在朱祁铭肩上，堪堪敛住怒意，“传季铎。来人，拟旨！”
一名内官捧着笔纸应声近前。
“敕谕宣府镇守内官赵琮等人：‘尔等为朝廷守边，所当务者惟知有宗社为重而已！虏情难测，设有真情送驾回京，人马止五、七骑，或十数骑，可听其自来；如或大举，必非真情，尔等从长计议，或事袭击，或用固守，务出完全，尔等慎之！’”
景泰帝的这道敕谕说得合情合理，若瓦剌人真心想送上皇回京，只放最多十余骑人马入境即可；若瓦剌人大军入境，则其意图不明，守军自然要慎之又慎。不过，他知道如此行事难杜悠悠之口，于是传来那个举止反常的季铎，违心地升他为金吾右卫都指挥使，命其再次出使瓦剌，将景泰帝的亲笔书函送至上皇手上。
“弟祁钰再拜，奉书大兄皇帝陛下，迩者以保宗庙、社稷之故，率师巡边，不幸被留虏廷，自圣母皇太后以及弟与群臣不胜痛恨，我皇太后复念宗社、臣民无主，已立大兄皇庶长子为皇太子，布告天下，以系人心，以待大兄驾回。奈何日久宗庙缺祀，国家无主，我皇太后及宗亲诸王皆统率人马赴京卫护宗社，同念太子年幼，不能亲理国事，臣民无望，命弟即皇帝位，以慰舆情。在京公、侯、驸马、伯及文武群臣、百姓亦合辞请早定大计，又使臣回亦传大兄之命，令弟主典宗庙之祭，弟不得已受命主宰天下，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弟身虽已如此，心实痛恨不已，仰望大兄早旋，诚千万幸也！今得赐书，捧读再三，且喜且痛，太师也先果欲送大兄回，是能上顺天道，下顺人心，真大丈夫所为，岂不名扬千古？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画，兄弟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望大兄与也先太师言之，送兄回国不必多遣人马，恐各王人马在京众大，势有相犯，不能自已，非弟所能保无恙也！只宜用五、七骑送来即可，以全和好。伏望大兄深念祖宗、社稷、生灵为重，善为一辞，天地鬼神必加保佑。临楮惓惓，不胜痛恨，伏惟大兄亮之。”
这份书函的用语显得相当诚恳：弟弟我即位实在是出于无奈呀，谁吃饱了撑的愿意伸这个头不是！哦，对了，当初大哥你不是托人传话让我即位么？此事难道有假？哎呀，我虽做了皇帝，但时常念及大哥你的遭遇，心中仍是悲愤不已呀。也先若真能让大哥你回国，就证明也先不失为大丈夫，他自会名扬千古，弟弟我也是朝思暮想盼着大哥你回京呀，等你回京后，谁做皇帝咱们再商量嘛，兄弟之间何分彼此，谁做皇帝不是一样，是不是？不过，有件事还得提请你注意，若大哥你被大批鞑贼裹挟着回京，那就是降尊就卑，这有违天道，希望大哥你跟也先说说，送你回国时不必派遣太多的人马，回国要那么多鞑子跟着干嘛？五、七骑人马足矣！人马太多了恐怕引起在京诸王的误会，双方一旦交手，弟弟我就很难顾及到大哥你的安全了。唉，你不知道我临近信笺（临楮）时，对你的思念之情有多么的深切（惓惓），简直有如滔滔江水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