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自1644年清世祖立宗定鼎至鸦片战争，200年间，其基本力量为八旗军和绿营，且多分布于京畿及藩省各地。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始，沿江沿海各省普遍建立水师，但水师船械武备甚为落后。及至鸦片战争前夕，各省武备不修，甚为严重。据称，“闽广江浙水师，虽号5万之众，可是虚冒冗滥，可用者不过数千人，且常居陆上，巡防令哨等于具文，几与陆兵无异”。水师战船，年久失修，大多有名无实，不堪使用。（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战前，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巡检备战情况后曾说：“广东沿海各营所储炮弹，尚多康熙十六年旧物，几乎全部锈蚀，且有孔眼，不堪使用。水师官兵，各营将领，挑选弓箭，鸟枪兵丁送呈者不过十之三四”（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船上装备多为抬枪、火箭、火罐、鸟枪，甚至弓箭，大都沿用宋明两代，无大进化而言。
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英军坚船利炮，清水军赶造战船，加添火器，使清水军战斗力略有改观。
虽然早在1807年美国人福尔敦即已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艘蒸汽机动力轮船，但直至19世纪60年代以前，蒸汽机船基本上还处于辅助地位。鸦片战争中，英国派遣32艘军舰和25艘运输船侵略中国，其中有3艘轮船，但这些轮船当时还仅用来通讯、运输，战斗船只仍是木帆船。中国水军船只几乎全部是中小型木质帆船。
据记载：“1840年5月16日，林则徐检阅新海军，……其中包括‘甘米力治号’（购自美国的纵式帆船）军舰。……两个25吨的纵帆船，油漆为黄色，绘有黄龙，一个明轮推动的小船，许多沙船。”（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看来，清水师大量战斗船只，是只宜沿海航行的沙船，作战能力很低。
另据文献统计，清代嘉庆初年（1796）以后至鸦片战争前，中国沿海主要省份水军所辖外海战船，山东仅40余艘，福建约260余艘，浙江约310余艘，广东约150余艘。战船种类在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曾额定4类战船为主力船种，“曰水艉船，曰赶缯船，曰双篷船，曰快哨船”。至道光年间，主要战船船型基本如旧。这时期，海船名称虽多至30余种，除上述4种船外，只是又确定了仿福建同安县商船建造的同安船为主要的战船船型。战前，同安船数量极大，约占全部海船的一半。这些海船，多为单桅或双桅木质帆船，还有相当数量的无帆桨船。“沿海缉盗为用”，帆少船小，以松木、杉木为材料，船首及底部均无铜片包裹，一遇风浪，不堪任用。
对鸦片战争前清水军所有几十种战船的结构特点综合分析，其船型基本上是以福船、广船船型为主，也有沙船、鸟船船型。
1841年8月，战争中英侵略军攻进厦门，在港湾发现了中国已建造完毕的一般三桅木质战船，据英人麦克法森记载：“几艘战船正在建造中，其中一艘两层甲板，是模仿我国船的式样的，已经造好，准备下海。”（麦克法森《在华二年记》）这就说明，战争初期，中国水师兵船已具有了三桅木质帆船，且是仿英式样。战船水平已经有了进展。
及至1842年6月，在籍刑部郎中潘仕成，新造战船一艘，受到奕山极力推举，上奏皇帝，称“尚有未造成两只，与此船同式”，都是“仿照英船作法”，“轰击甚为得力”。
这几艘船为三桅帆船，三层船舱，炮位增加，船体加长增高，船底裹以铜片，更接近了英军战船水平。此船可谓鸦片战争中中国最为先进的兵船。
综合上述，鸦片战争（1841-1843年）时期，中国水军兵船为木质帆船，最大者三桅，三层甲板，船底裹铜片，但数量极少，而且基本上未正式投入战斗；次之，为一般双桅或三桅、单层或双层甲板，船底无铜片包裹的帆船，这是清朝水师的主力，但数量也不甚多；大量的是单桅单层甲板的帆船或无帆桨船，不能左右战斗局面。因而，既能代表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兵船水平的，且又在战斗中起了主导作用的，乃是双桅（或三桅）双层甲板木质帆船。
在哈姆司瓦斯所著《世界历史》中，有一张图片，图注指明这艘船是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大型兵船。此船即为三桅双层甲板的木质帆船。最近，香港出版的《十九世纪珠江风貌》图册中，也载有一图，该图为鸦片战争目击者当年所绘清军水师提督战船，该图所示战船，亦为三桅二层甲板的木质帆船。
清代初期，为切断东南沿海人民对郑成功兵员军需的支援，削弱抗清势力，清廷实行了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500石以上违式船只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治罪。”其后数十年间，海禁虽有过松弛，但仍规定极严。从乾隆二十五年（1835）的三代75年中，清政府又颁布了“防夷五事”、“民夷交易章程”、“防范夷章程”及“防范夷人规程”等一系列限制与外商交往的规定，对造船事业的发展都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同时，自嘉庆二年（1797年），朝廷又明谕各地“俱仿民船改造战船。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改小，仿民船改造。”这些闭关自守的政策，仿民船船型，趋小型轻便，重江河湖汊沿海缉捕之用的水军战船的发展战略，致使鸦片战争前夕，清水师兵船最大者“仅宽2丈余，长11丈2尺，安炮不过10门。”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
据记载，1840年6月中旬，关天培受命于林则徐，对刚刚驶入广州外大角、沙角海面的英舰实行袭击，关之船队组成情况是：“船身长3丈，宽1丈2尺，首尾尖，肚子大，肚中装满干草、松明、擦油、火药等引火之物。紧跟着的是火艇，船身长4丈，宽2丈5尺，船上有3丈多长的桅杆6根，两根一排，每根桅杆尖端安有滑车，滑车上系着可以上下拉动的精麻绳一根。船上放满了盛着火罐的竹篓。”（辛大明《鸦片战争演义》）这些情况说明，先期投入战斗的水师兵船，船长仅3、4丈，武备多为投掷火器。
《中国文库》（澳门月报）亦曾载文描绘中国水师战船：“像一堆木材，有着席帆、木锚、藤缆，船身弯度颇大，船首平直，船尾设有尾柱又特别高，并用金黄色与画图装饰着，中间开一大洞，使那个异常庞大的木舵能够于天气不好时扯上来掩挡住船尾的大望台；它们之中没有一只超过250至350吨，一般只有大炮2门至4门，都安装在一个固定的炮床上。大战舰，架有6门大炮。”可见，战争初期中国水师兵船吨位小，武备差。以少量火炮为重火力，而以投掷火器甚至冷兵器为常备武器。投掷火器、冷兵器停止在兵船上使用，是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才全部实现的。
鸦片战争中，上自道光皇帝下至巡抚提督，时议造船制炮事。林则徐绘出8种战船图式，总括其特点是船体加长，约12丈余；炮位增加，约28门；动力增强，三桅等等。
1841年6月英军侵占厦门港后发现的“26只被遗弃的战船，船中共有128门大炮，其中一只架有32门大炮。”“还有一只相当大的帆船，大约有300吨，正在建造中。这只船放在一座正规的欧洲式干船坞内，显然他们的造船技术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柏纳德《复仇神号航行作战记》）及至1842年6月，潘仕成所造仿英战船，船长已达13丈3尺6寸，宽2丈9尺4寸，深2丈1尺5寸，中层安炮20位，船尾安炮2位，两旁安炮18位，仍可列子母炮数十门，船头炮位，随宜安放，此船可容300余人。（包遵彭《中国海军史》）该船船体之大、炮位之多、载重之巨可谓战争中代表中国兵船之最高水平。
综合上述，鸦片战争中，中国兵船无论是从吨位上、炮位数量上还是造船水平都远在英国舰队之下。反映当时中国兵船船体及武备最高水平的战船应该是：船长12丈余、宽2丈余，安炮20-30余门。
清代视宋《武经总要》及明《武备志》为禁书，不收入《四库全书》，这也是其武备发展极为缓慢的根源之一。就水军兵船上的火炮而言，因船只简陋，不能负载过重，一般只能置数百斤至1000斤重的火炮。这些炮以泥模制成，极易炸裂，其射程也仅在100至110丈左右。（何锡蓉《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水师装备》）况且“只知铸炮身，不知作炮膛，且炮身又多蜂眼，引门宽大，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炮弹多为实心弹，也有“中空分两半，以链条联系，发射后张开，缠绕敌帆桅以焚之”的蝴蝶炮子（麦克法森《在华二年记》）。引燃火药用火绳，以榕树根造成。较大的炮有3000斤左右，炮弹有12磅、18磅、24磅、32磅不等。也有的兵船上火炮更大，几与兵船载重不相匹配。“在厦门海里，曾有架8门大小不等的炮，其中两门是旧式的铜制野战炮，足足占据了舱面的全部宽度；如果开起炮来，即使战舰不沉没，炮也会反撞倒向后面舰舷侧门通道跌下海去”。除火炮外，兵船还配有其他火器及冷兵器，二者比例一般为10∶3（《皇朝经世文编》）。
清代水军大型兵船炮位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下列暗炮，有炮窗；上有明炮；首尾亦有炮。
清代火炮按重量分为轻重两种，400斤以下者为轻炮。
战船火炮一般为1000斤至3000斤，或略大些。炮身长1丈2尺左右，筒径3至4寸，火门一段最厚，自火门至炮尾其势渐增，自火门至炮口其势渐减。炮体用铜铁制成。滑膛、前装，有炮架。（金秋鹏《中国古代造船和航海》）鸦片战争中清水师大型战船主桅一般高为60至87营造尺（约为20至27米），最大直径2个营造尺，高与粗之比为30比1；头桅高约等于主桅的十分之六到十分之八，长粗比为40比1；尾桅高约为主桅的十分之五，径大为2个营造尺左右。桅一般为整枝，也有分截桅，一般为2至3截（包遵彭《中国海军史》）。
中国水师兵船的船帆多为方形帆，也有梯形斜帆，帆幕材料大部分为布帆，小型船亦有竹篾编织的席帆。一般是一桅一帆，且都是带帆竹的硬帆。
主帆长度约为主桅长的十分之八，头帆长约主帆的十分之七，尾帆长约为主帆的十分之五。
主帆宽度约为主帆的十分之三（《水运技术辞典》人民交通出版社）。
主桅顶端有三角形小旗，名曰“定风旗”。头桅挂长条状黄色龙旗。指挥船主桅挂帅旗，其形状、颜色、图案视指挥者职衔而定。尾桅上挂命旗，以示作战指挥信号。
船身一般有黄色、红色、黑色。船首绘有图案，或虎或熊等。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国，已是世所公认的海上强国。英舰大者32丈余，宽6丈余；船身内外用铁皮包裹，船底用铜片包；船上火炮一般多达70多位，且口径大，炮弹种类多，射程可达20里。所有这些，都是清水军远不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