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航海活动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将舟师用于海上作战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中国却迟迟没有近代工业，没有近代造船厂，也没有一支近代海军。外国侵略者凭借“船坚炮利”的优势，胁迫清王朝签订了一个个可耻的城下之盟，使中华民族蒙受了亘古未有的奇灾巨难。一些有识之士深深地感到“有海无防”是一种多么可怕、多么可悲的局面。于是创建中国近代海军的活动开始提上日程。
人们一般认为，清政府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是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契机是日本侵台事件。1874年，日本利用琉球船民与台湾高山族人的纠纷为借口，出兵侵略我国台湾，使清朝有士之士觉察到日本“近在户门，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盉说：“日本兵扰台湾，正恃铁甲船为自雄之具。彼时各疆臣因防务未集，骤难用兵，均为彼有此船、中国无此船为可虑之尤。自台事就绪，而揣度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为之备，于是有海防之议”（《洋务运动》第2册）。
筹备海防，创设海军的活动从此兴起。当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呈《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筹办海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办法，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讨论。19日，丁日昌将其前在江苏巡抚任内“参以西人筑台练兵之法”而拟定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递呈，建议设立北洋、东洋和南洋三支海军，各设提督一人，北洋海军提督驻天津，负责鲁、直两省沿海防务，东洋海军提督驻吴淞，负责江、浙两省沿海防务，南洋海军提督驻南澳，负责闽、粤两省沿海防务。三洋海军各设大兵船6艘，炮船10艘，每半年会操一次，以期“三洋联为一气”。
清朝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讨论后，原则上都承认“海防一事，为今日切不可缓之计”，均以为亟应筹办”，但是由于“财力未充，势难大举，只可量力择要筹议”，初步打算“先将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几经筹划后，清政府于1875年5月任命沈葆桢和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事宜。海军所需舰只，除了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提供以外，主要向英、德等国购买。经费则以粤海、闽海等关及江、浙等六省厘金项下拨解。从此，清政府创建海军的工作提上了日程，其后陆续建成了福建、南洋和北洋等几支水师。
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他们认为：“前清创办海军，在戡定太平天国之后，而其直接动机，实由于天津教案，与法国龃龉之故。”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法国天主教堂有诱拐儿童之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更随意开枪伤人，激起公愤，围观的群众怒不可遏，群起焚烧教堂，殴毙法人，丰大业也被“群殴毙命”。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了横蛮要求，并以发动战争相威胁，对清政府大加恫吓。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觉得办理此事十分棘手，调任两江总督。他深感海防虚弱，“战不可恃”，于是“隐图自强之志”。他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说：到两江任上，即令部将到上海，“试办轮舟操纵事宜。事属创始，竟不知演习几何年，更易几何人，始能稍有端绪。至长江择险，密筑炮台，选内地聪颖子弟，涉洋学习，亦拟次第举行”，并准备与李鸿章一起“会衔函商总署”，其同意，“再行会奏朝廷”。
从此以后，“遂有派遣幼童出洋学习各项器艺之举，购舰置械，亦次第举行”。论者据以认为，中国创办近代海军的契机，不是1874年的日本侵台之役，而应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事件。
有人对上述两种意见都不赞同，而认为清政府筹设近代海军的举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持该观点人指出，早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为了对付太平军，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就力主购买西方船炮，组建新式水师。他上奏朝廷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清政府批示：“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可得力，实于大局有益。”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府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用数十万两银子在英国买了8艘小军舰，试图组建海军，其后这支舰队虽被清政府解散，但可以说这是清政府创办近代海军的首次尝试。正如前人所评论的：“我国海军，缔造于前清同治元年”。
在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基本失败以后，国内阶级矛盾暂时趋于缓和，以防海御侮为目的的创建海军计划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福州船政局。1866年夏，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以后，鉴于“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的局面，上奏清廷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意思是说，要加强海防，就必须建设海军（“整理水师”）；而建设海军，又必须首先发展近代造船业（“设局监造轮船”）。他设想：“制成一船，即练一船员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部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左宗棠的奏章。于1866年6月25日上呈，清政府于7月14日就予批准，前后不到三个星期，一反其拖沓迂缓的低效率作风；而且在上谕中规定：“所需经费，即著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对左宗棠的要求有求必应，由此可见清政府创办新式海军愿望之迫切。
福州船政局的创办，“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1867年12月，福州船政局第一座船台竣工。次年一月，正式开始制造第一艘轮船。1869年6月，第一艘木质轮船“万年清”
号下水。船政局制造的前4艘轮船，轮机系购自外国，从1869年年底起，船政局开始“起造一百五十匹轮机，先由画厂绘图以定其度，次由模厂剖木以肖其形，然后照模逐渐锺铸刮摩，斗合成副”。1871年6月，第五艘轮船“安澜”号下水，“所配轮机，汽炉系一百五十匹马力，均由厂中自制”。当时一位英国海军军官参观船政局时，曾高度评价了船政局自制的一百五十匹马力船用蒸汽机：“它们的技艺与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媲美而无愧色”。从1869年到1874年，福州船政局先后制成下水的舰船达15艘。其中“扬武”号是这一时期吨位和功率最大的一艘巡洋舰，相当于国外的二等巡洋舰，长期作为福建水师的旗舰。
1874年夏，日本侵略台湾事发，清政府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支持沈葆桢向各省调集轮船防守台湾。各艘舰船先后集中于闽海，沈葆桢作了如下布防：“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皆兵船也，臣拟派此六号常驻澎湖，随之练习合操阵式。“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清”
一号拟驻厦门，“济安”一号拟驻福州，以固门户。“永保”、“琛航”、“大雅”三船本商船也，现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军火往来南北。当时，有些人反对台湾布防，主张对日妥协退让。沈葆桢指出：“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成”。他认识到：“非得大支劲旅，虽舌敝唇焦无益也”，因而积极调派船政局所造兵轮加强台湾防务，并进行全面的海防布署，显示了备战的实力和决心，对于台湾事件的解决，迫使日本从台湾撤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台湾道官员声称：“日本轮船现泊浪峤一带者，多系西洋购来的旧船，即其自制亦不能为西洋之坚利。目下闽沪两局新制轮船，似尚足以相当。”一些外国观察家也评论说：“中国轮船共计30余号，虽不能大张兵威，亦均可用御外侮，较诸西国虽无奇，比诸日本似少优。”后任船政大臣吴赞诚也曾于1879年作过这样的评价：“臣维船政与海防相表里，海防持久而不敝，船政亦宜日起而有功。同治十三年，台防事兴，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综上所述，可见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之时，中国即已经在福州船政局所造舰船的基础上，组建了一支初具规模的近代海军，并已经在反侵略战争中初见成效。这一切，是与清政府的允准和赞助分不开的，是清政府创建新式海军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清政府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不是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而是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以上三种意见，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看来，要想求得统一，还要进行更充分的考证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