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这些问题，目的是检测学生有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思想、意志和能力，然后进行迫害。与此同时，教员也要填写“反共志愿书”，其内容不是反对共产党就是拥护共产党，没有中立的选择。如果不填，即被视为实质赞成共产党。如果填了，便永远不许参加任何未经立案的团体活动。
这种近乎亡国奴的生活，使天津市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不可忍受，憋足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对南京国民政府执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也是怨声载道。1936年入夏后，受刘少奇委派，中共北方局代表林枫出现在天津。而在天津市西郊一个陵园内，关于组织天津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一次示威游行的计划也告酝酿成熟。
天津市学联原计划在“五卅”惨案纪念日当天组织游行，但被天津市当局事先侦知。政府当局已经准备好了对付学生用的警车、木棍、大刀、水龙等。可他们的准备也被学联得知。为保证游行取得成功，天津市学联临时决定把游行时间提前到5月28日。这一临时改变，使当局措手不及，北路游行队伍很快在商职学院门前汇集，他们打着“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抑制日货、禁止走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直奔金钢桥。这时，由南开大学、广东中学、三八女中等校学生组成的南路大队，也来到金钢桥。一路上不断有市民加人，偶有军警阻拦，也被他们冲散。同学们慷慨激昂地宣讲华北新的危亡形势，要求政府起来抗日“枪口一致对外”。成千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在日本侵略华北的中心、“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喊出不愿做奴隶的吼声，特别是第一次喊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29军保卫华北”的新口号，显示了广大民众支持抗日、反对妥协的强大力量和决心，也给处在困难境地和彷徨状态的宋哲元以很大的教育和支持。有了这种力量作后盾，宋哲元才敢于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和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采取表面敷衍内中强硬的态度。
时任宋哲元部军法处处长的邓哲熙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日子很难过。日本人逼我们撤出平津冀北，退到冀南。蒋介石要我们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以避免事端，集中力量打内战。我们如同意撤出，那么将寄人篱下，无立足之地，而且蒋介石可以把辱国之罪，加在我们头上，像“九一八”事变后的张学良一样；如不撤出，日本人又步步紧逼。在两大压力下，我们感到很孤立，这时才想到利用平津学生和华北民众的抗日救国高潮，对两方面都说你们不能操之过急，否则要演成重大的事端，果然还有一些成效。（22）宋哲熙所说的“有一些成效”，指的是由于学生运动浪潮的冲击，冀察政务委员会与日方已经达成的“华北防共协定”协议未能实现，29军也没有撤往冀南。日本原想以大规模增兵为手段，迅速完成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但由于中国爱国学生和民众运动展现的抗日伟力，使其如意算盘落空。就连日本迫使华北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维持“平津治安的所谓要求，也被宋哲元以公开发表谈话的方式予以拒绝。
天津学生“5·28”反日示威的成功，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十几天后，北平再次爆发“6·13”反日大示威。
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民众的一次次示威游行，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参加到抗日洪流中来，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抗日联合阵线、越来越强的抗日力量。随着运动向深层发展，其组织形式也由街头示威发展到建立各种抗日组织，进行具体的抗日活动。短短几个月时间，几十个抗日救亡组织在民间建立起来。1月，成立“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2月，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6月，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这些抗日组织中，不仅有学生而且有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参与，特别是许多国民党高层人士也参与到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布成立。出席会议的有北平、天津、保定、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安徽、厦门、香港、广州、广东、广西、武汉、无锡、泰安等地和19路军的代表共50余人。其中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钱俊瑞、曹亮等，有的是国民党中的左派，有的是社会各界名流。
大会通过的宣言说：“九一八”后的4年8个月来，南京当局不仅没有抗战的计划，“甚至相反的是陷入无抵抗的错误”。他们“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一掷”。在全国大多数人强烈要求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共同抗敌的时候，国民党“依然认为苏联和共产党是中国民族的主要敌人，依然认为中日纠纷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我们“批评的目的，在纠正这种错误，使它不会在将来重演，而决不是攻击任何势力以至推翻任何势力”。这种批评的性质，只“是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
宣言建议各党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释放政治犯，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23）如此多的高层名流参加到抗日组织之中，公开站到了蒋介石既定国策的对立面，这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其政策所引发的后果的严重性。
军队将领对蒋的不满更为加深：李济深领衔发起反蒋抗日福建事变。胡汉民死后引发两广危机，陈济棠、李宗仁等相继向蒋氏发难靠军队起家的蒋介石，十分明白拥有一支对自己效忠不二的军队的重要性，同时也十分明白军队一旦出现离心倾向的危险性。因而，蒋介石非常重视培养军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建立他对军队的绝对权威。他通过黄埔军校培植了大量亲信，并通过这批亲信建立起了一支孝忠蒋氏的嫡系部队。对于非嫡系部队，蒋介石常常通过拉拢收买的办法将其收拢，一旦收买不成，就被视为旁系，或采取整编、调防等形式将其分化，或采取派往“剿共”前线的办法消耗其实力，或干脆兴兵讨伐，予以剪灭。同时，蒋介石还通过“军统”、“中统”两大特务机关，掌控高级将领言行，如果发现有异志者，就罗织罪名，断然剪除。
名为国民革命军的国民党政府军包括中央（黄埔）系和地方系军队在内，虽是在对旧军阀部队收编、改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的是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在攸关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上，有是非感、有民族情愫的爱国者也是大有人在的。面对国破家亡的政治现实，许多将领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的公开提出质疑，更有人甚至以自己的行动向蒋介石说“不”。
而官拜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委办公厅主任、两广军政首脑、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的李济深即为向蒋说不的挑战者之一。
从李济深的这些头衔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内是数得着的人物。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甫一成立，李济深就是国民党仅有的5个军的军长之一。第二次东征的时候，他升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所部也是围歼陈炯明叛军的主力，并为取得第二次东征的彻底胜利立下大功。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又成为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总监部参谋长，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与蒋介石、朱培德、宋子文一起筹划了北伐战略方针。北伐胜利之后，李济深当上了管辖两广地区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广州分会主席，何香凝、孙科、戴季陶、宋子文、陈树人、甘乃光等7名党内要人则是这个分会的委员。同时，李济深还兼领广东省主席及省军事厅厅长等要职。
李济深与蒋介石的矛盾之初发生在怎样落实国民党“中央”1929年初的裁军精神上。在1928年表面上实现全国统一之后，蒋介石以战争已经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国家建设为由，决定在全国实行裁军。李济深作为两广地区的党政军首脑，是从正面理解蒋介石的精神的，他支持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并带头从自己控制下的部队做起，凡是没有战功的部队统统裁并，同时将第8路军所辖的海军和空军交给南京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但蒋介石的真意是，通过裁军削弱各地实力派的力量，因而在执行“中央”编遣计划上，蒋介石只裁他人，不裁自己，导致各地大员也都采取了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使李济深深为不满。他致电蒋介石提出批评，说“国家已经统一了，内战亦结束了，应该从事建设，然而看你的举动，似乎不妥，到处阅兵，是示威之意”。李济深明确表示，“我不愿看到国内再有内战”，也不愿到南京任职，而是“自请归田”。
蒋介石对李济深的做法感到不满。他更不满意于各地方实力派猜透了自己的心思，对编遣裁军计划采取“软”抵制的态度。他要杀一杀这些地方实力派的威风。蒋介石首先选定从桂系首领李宗仁入手。为什么要从李宗仁开刀呢？在蒋介石看来，李宗仁是桂系“新秀”，而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灭掉李宗仁就如同断掉李济深胳膊，达到削弱桂系的目的。而抓住李宗仁必将牵制住了李济深，同时起到了警告李济深的作用。当然，最终目的还是拿掉李济深。
很快，“湘案”发生，蒋介石有了“灭桂”的绝好机会，也有了整治李济深直接的理由。1929年2月19日，当国民党中央召开三全大会之时，由李宗仁控制的武汉政治分会以所属的湖南省省长鲁涤平“把持税收，剿匪不力”等为由，免去了鲁涤平的省长和18师师长职务，并下令由何健取而代之，还派叶琪等桂系将领率部入湘，这就是著名的“湘案”。
蒋介石是在奉化得知湘政有变消息的。闻讯后立即返（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鲁的陈述改变了蒋介石在“灭桂”的先后次序上先李宗仁再李济深的原定计划，而决定两面同时进行。一面，调动大批军队准备合击武汉；一面以军队“编遣期间不得调动”和政治分会无权任免官员为理由，要求监察院长蔡元培和编遣委员会总务部主任李济深查办“湘案”。这实际是想将李济深拖进“湘案”，以便为治罪李济深制造借口。果然，在看到蒋介石准备兴兵的动作之后，桂系将领胡宗铎也调动军队，准备迎战。这又使蒋介石有理由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结果李一到南京便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直到“九一八”之后，李济深才得以恢复自由。
这次无辜入狱，自然使李济深对蒋介石芥蒂更深，但这必竟是党内的权力之争，那么，“九一八”之后在民族面临危亡之际，蒋介石依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之策，就使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迅速演变为政见上的严重对立。1932年1月，蒋介石从第二次下野中刚刚复职，出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时，李济深正担任着国民政府训练总监，同时还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委会办公厅主任。
蒋氏复出的第4天，日本便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淞沪事变。当时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均为李济深统帅粤军第1师及国民革命军第4军时的老部下。他们与李济深一样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剿共期间不准轻言抗日”的说法是对民族大义的不负责任。于是，在李济深的支持下，蒋光鼐、蔡廷锴毅然举起了抗日的大旗，使“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了世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在日军大量增兵而19路军几乎是孤军奋战的情况下，李济深建议蒋介石调东北义勇军入关加强淞沪的抗战力量。蒋介石再次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在军事委员会讨论时同意李济深的建议，一方面又暗中派人携信令张学良阻止义勇军人关，这使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丧失了信心，并成为日后与蒋决裂而公开支持19路军发动“闽变”的关节点。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爱国将领领导的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爆发！
是日，在福州南门公共体育场，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会标下，坐着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17名由全体代表推选出来的主席团成员。主席台下坐着福建省政府所属各机关公务员、19路军驻福州部队官兵、福州各界民众及来自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等数万人众。
在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致开幕词后，李济深发表了演说。他以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指出了中国目前面临的亡国危险和在此严峻形势下全体民众的任务：“时至今日，要想救国、救家、救民族，从帝国主义的重围中冲开出路，非全民众起来共同奋斗，没有第二个办法。”（24）在各地代表发言后，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宣言》指出，中国近年来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民的种种痛苦，都是蒋介石政府“媚外残民的结果”。为解救人民于水火，《宣言》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主张，主要是：中国为中华生活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人民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实现全国人民之彻底解放；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之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国民政府之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心之国民党系统等。
会议还决定，即日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推李济深为主席。同时成立掌管陆海空军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的军事委员会，李济深兼任主席，黄琪翔为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为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19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爆发后，社会各界及民众团体表示坚决拥护。国民党元老李烈钧自上海致电表示支持；北平《晨报》社赵博生特地来到福州，转达正在欧洲的张学良将军赞成此举，并“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福建的信息。著名民主人士王造时发表《为闽变正告当局》的文章，指出福建事变不是国民党内部的争权斗争，而是要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是有政治意义的运动。天津《再生》杂志发表文章，高度评价福建人民政府“取消党制”，称此举“在中国政治上至少为一新时代之初转”。
蒋介石对此次事变感到且惊且恨，他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并作出决定，永远开除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党籍，褫革他们的本兼各职。同时，调集蒋鼎文第2路军、张治中第4路军和卫立煌第5路军共15万人马，对福建人民政府和19路军进行“讨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