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环顾西北国共两军的战略态势，分析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的政治态度，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统战重点锁定于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并支持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军事配合重拳出击。打掉张的“剿共”速胜幻想；政治上晓以民族大义……张学良逐渐接受中共的团结御侮主张，终于开始了由助蒋“剿共”到积极与中共联系，力促实现举国抗日局面的转变西北的第二号军政实力人物杨虎城，乃思想进步的爱国将领，身边聚集了一批支持共产党主张的有识之士。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政策方针“吸引”杨虎城从民族大义出发，赞同联共抗日接受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弥合蒋介石离间挑拨所造成的张、杨分歧，中共的政策调整和有效运作，使西北的抗日大联合终获成功在中国诸省中，陕西省不是一个富饶的地区。
尽管历史上有三个主要朝代从这里兴起，特别是在公元618—906年间，长安曾作为大唐王朝的国都，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经辉煌一时，而近代的西安就作为这一千年古都的一部分延续至今。也许就是从盛唐以后，由于经济和政治重心逐渐向繁荣且人口众多的华南和华中转移，陕西——这个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文化走廊之端，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即开始了一个明显的哀退过程。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其直接结果是造成了陕西省尤其是陕北地区的经济落后、社会发展缓慢。
不少中外人士都对20世纪30年代这里的境况留下了令人扼腕的记载。
曾任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总策划者的特德（O．J．Todd）说：“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50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一样无力地躺着。”（1）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陕北景象：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地方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足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量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几乎没有名副其实的大山，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2）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估计，在1928—1933年大灾荒期间，共造成陕西省250万人饿死，几乎占全陕西人口的1／3，另有50万人迁到其他省份，还有数不清的人被迫卖掉了房子和土地。（3）但是，自从1935年底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保安之后，中国西北、陕西省北部这块贫瘠的土地，顿时就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强邻虎视，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毛泽东看到了西北的战略优势，他力主把联合抗日的触角伸向在西北的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士1935年12月8日，周恩来在毛泽东之前率领中央军委机关部分人员，冒着刺骨的寒风，离开甘泉史家湾，于13日黄昏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齐家湾召开直罗镇大捷庆祝大会。毛泽东站在临时搭建起来的极其简陋的主席台上，面对红军指战员的欢呼，发表讲话庆祝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取得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挥动着有力的手臂，号召红军要无比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他幽默地说：前一个时期革命形势不好，弄得我们两只脚一走就是两万五千里。孙悟空会腾云驾雾，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我们不会腾云驾雾，可走了两万五。要是也会腾云驾雾，就不晓得会走到哪里去了。我们红军曾经有几十万人，现在只剩下两万多人。要不是刘志丹帮助我们安排这个好地方，我们还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呢。
毛泽东风趣的讲话引起台下一阵阵笑声。继而，毛泽东分析了直罗镇战役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这是基本的；二是抓住了战略与战役的枢纽，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是战斗准备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就一定无往而不胜。
祝捷大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这是中央红军被迫离开江西苏区长征以来与陕北红军会合后，举行的第一次阅兵。尽管武器装备十分简陋，但红军指战员精神大振，情绪高昂，他们在镰刀斧头和红星的军旗指引下，迈着雄壮的步伐，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口号声、欢呼声在黄土高原的山谷里回荡。
毛泽东讲话中所提到的“困难”，当然包含经济和生活上的困难。保安县，刘志丹的家乡，陕西最穷的县之一。一个小小的县城一下住进来几万人，吃饭穿衣就成了令人头疼的大问题，有的地方连人畜吃水都无法满足。
面对如此窘迫的生活环境和华北事变后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如何以红军现有的力量去发展和扩大陕北苏区，积蓄抗日武装力量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真正使陕北苏区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工农红军投身民族抗战的前进阵地，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正确解决红军战略发展方向，也是关系到民族存亡和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在中共党内产生了好几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并在红军发展方向上，发生了重大争论。这些争论是党在民族危亡时刻，又面临着极端困难情况下产生的，是党在这一特殊时期如何使党的主观认识符合于中国具体实际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
当时中共党内存在着以下五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
第一种意见是：离开陕北，到陕南另谋生路。这是林彪等人的主张，林彪萌生到陕南的想法，根子在陕北生活条件恶劣，继而对中央关于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陕北的战略构想产生了动摇。林彪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要带一部分部队去陕南打游击。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一个多月里，他连续8次写信、打电报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带领一部分人离开陕北，到比较富裕的陕南，依托秦岭山脉开展游击战争，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为重要，首先能解决吃饭问题。他甚至说：宁愿受处分，也要离开陕北。这封信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说：林彪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是怕艰苦的个人主义思想在作怪，陕北根据地眼下是艰苦，地方小，可它终归是我们的落脚点。如果没有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的这块根据地，我们长征还不晓得在哪里去落脚。
第二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扩展。这是博古等人及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他们的立论根据是，长征中吃够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好不容易才有了陕北这块根据地，决不可轻易丧失。眼下陕北苏区四面受敌，红军元气未复，不宜与优势的国民党政府军硬拼，而应该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以便建立一个资源较为丰富、地域更为广阔的革命根据地，并进一步向新疆扩展，创建新的苏区。
第三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这是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和主张。张闻天在中央红军刚刚落脚陕北的时候，即提出应采取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靠拢，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国际支援。这一主张并曾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一致同意。但是，待熟悉了陕北的情况之后，大家看到的是，陕北太穷，经济落后，人口有限，补充兵员、解决给养都成问题，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出现反复。这个反复在张闻天给毛泽东的信中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11月20日和25日，张闻天致信毛泽东，提出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的方案，毛泽东在复电中则提出了对这一方案的修改意见。
第四种意见是：死守陕北。这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
上述几种意见和主张，除了李德的第四种意见之外，其他三种意见和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红军指战员急于摆脱困境，扩大苏区，扩大红军队伍，积蓄抗日力量的急迫心情。但是，却忽略了当时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一最根本的时局特征。
于是，毛泽东在集中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五种方案：立足陕北，东渡黄河，抗日讨逆。毛泽东将他的意见向党内作了认真解释和说明。此时，遵义会议后虽然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名义上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取得张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西安事变前后的周恩来》一书曾记下了这样一组历史镜头：
毛泽东多次找张闻天进行探讨和沟通。张闻天说：我反对林彪“离开陕北另谋生路”的主张，完全同意中央立足陕北根据地的决定和主张，我个人认为，在立足陕北的同时，红军战略方向应向北发展，以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
毛泽东谈道：立足陕北，巩固陕北根据地这是首要的，能取得苏联政府的援助这当然更好，而眼下华北危急，日本人加紧策划华北自治和对阎锡山的拉拢，平津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正说明抗日高潮的到来。我认为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战略方向，应该向东，东渡黄河，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去向阎锡山借路抗日。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意见显然有所保留。他说：能渡过黄河向山西绥远发展，这当然好，可与苏联的联系，寻求国际上的援助，从地域上讲，可就越来越远了。我的意见是在两北建立一个与苏联接邻的根据地。
周恩来这时的态度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天平倾斜到毛泽东的一边。他说：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红军战略发展方向，必须向东发展。我们应该正视眼前的困难和陕北苏区的局限性。向东发展，这与打通抗日通路，寻求国际特别是苏联方面的援助并不矛盾，世界反法西斯战线是会很快形成的，而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会得到世界的关注。
周恩来还拿出刚刚收集到的资料，说道：你们看，这是外电对平津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大量报道，日本国会也对中国事态进行了讨论。外电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共产党统一战线影响的结果，表明抗日高潮的到来。这一立论有力地说明了我们采取东渡黄河、向阎锡山借路抗日政策是正确的。
这时毛泽东补充说道：红军接连打了三个大胜仗，北平、天津又爆发了这么大的学生救亡运动，这两者本身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援助的！我们要摆脱苏区困境，只有向东发展，到比较富裕的山西去，去向阎锡山筹款要粮，借路抗日。这样一来，我们不仅避免了同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而且迫使蒋介石“围剿”红军的计划转向山西，减轻陕北苏区的军事压力。
他接着又说：现在有人说，张学良是抗日不反蒋，阎锡山是反蒋不抗日，这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不反蒋抗日也好，不抗日，我们就逼他去抗日。反蒋也是可以利用的。对这样的势力，都不应该搞掉，也不能让蒋介石搞掉。
毛泽东还从经济方面分析了向山西发展的有利因素。他说道：阎锡山二次上台，倡言“十年建设”，发展实业，山西的社会秩序相对得到安宁，经济上有了一定发展，不仅拥有数亿的雄厚资本和相当可观的军事工业，而且经济条件也比西北各省优裕。渡河东征将会使红军迫在眉捷的筹款、扩大红军以及物资补充等问题得到解决。而更重要的是山西位于华北腹地，是日本早已垂涎三尺的战略要地。一旦有失，日军将长驱直入，“攫秦博齐，当者失据”。反之，若红军进居山西，“东出太行，势如建瓴，燕、冀之寇，顿失其势”。
张闻天终于表示放弃自己的方案，赞同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鼎力支持的东进方案。
1935年12月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张闻天及夫人刘英的窑洞里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张浩等10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就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毛泽东则就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以及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作了长篇发言。
毛泽东详尽地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而在由张闻天负责起草、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把毛泽东提出的新的策略路线概括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这次会议在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前途的若干重要问题上作出了正确决策。
其一，确立了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会议指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部队，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4）这就把党所联合的力量，扩展到各阶层、各党派一切抗日反蒋的人们，从而使壮大革命队伍客观上有了可能，实际上改变了过去只在下层开展统战的关门主义政策。
第二，决定了红军发展方向的正确策略。在周恩来、张闻天的支持下，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关于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的主张，并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战略方针，规定了在当时形势下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1．在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口号上，确定把国内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2．正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党在1936年军事部署方面的总方针，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因此，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3．猛烈扩大红军。4．为坚决而有力地执行1、2、3所述的方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将“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地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
第三，加强了军事工作和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为加强对军事行动的集中统一领导，会议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赋予“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完全的权力”。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为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会议还决定成立党的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任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