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走下飞机，向林森一鞠躬，和站在前面的一些大员握了握手，一言不发，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实现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
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15）蒋介石对张、杨重申了六项承诺之后，转向张学良说：“我们兄弟二人大仁大义，绝不抱怨，将来历史上记一笔，流芳百世。”张学良听了颇为激动，再次表示要亲自陪蒋去南京。蒋介石欲擒故纵：“我们兄弟二人能互相谅解，你到南京就不好办了，他们打你的主意，我就遗臭万年了。”意思是劝张不要送他。
此时，张学良动了感情，越发觉得非亲自送蒋不可。后来，他对此一重要时刻的送蒋思考作了回顾，在1937年2月田雨时随何柱国、王卓然去溪口探望张学良时，张回答田的提问中系统地道出他送蒋的理由：
（一）“兵谏”有俾国是，所商圆满，挺身赴京，理所当然；（二）防止大计有变，毋宁护驾前往，目睹一切落实；（三）……澄清国际、国人、舆论的误解，增强政府和蒋先生的威信；（四）无个人安全、被报复的顾虑；
（五）……万一变卦，……就算“负荆请罪”；（六）既容纳谏，国事有望；纵即不利于小我，绝非所计。（16）蒋介石在机场发表的谈话，当时的《西北文化日报》和《解放日报》都作了报道。
蒋讲话之后，与杨虎城等人握手告别，急匆匆地和宋美龄、宋子文、端纳登上一架飞机，飞机轰然发动，立即滑向跑道。张学良与他的随从副官、卫士也登上另一架飞机，紧随其后跟着起飞。
张学良就这样离开了西安，离开了他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从此告别了政坛，告别了军旅生涯，在他的前面漫长的幽禁生活即将开始。
西安方面的担心变为现实：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无罪成有罪；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明为“赦免”实则已无限期扣张12月26日下午12点20分，蒋介石在其夫人宋美龄、顾问端纳的陪同下，由洛阳飞抵南京光华门机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都等候在机场迎接他。
蒋介石走下飞机，向林森一鞠躬，和站在前面的一些大员握了握手，一言不发，即去明故宫机场，与前来欢迎的2000多群众见面后径自回邸。
一路上，40万南京市民拥上街头，欢迎蒋“脱险”回京，全城沸沸扬扬，热闹非凡。夜幕降临，进入石头城，一路上鞭炮噼噼啪啪响成一片，不绝于耳。
蒋介石发现，尽管自己被扣在西安两个星期，可他仍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宰。况且，他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真正的领袖，连中共也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服从他的领导。此时的欢迎场面，使蒋感到自己的威望甚至比以前更高了。
蒋介石飞抵南京1个多钟头之后，张学良由宋子文、端纳陪同也飞抵南京。
但以送蒋回南京为使命的张学良，却被阻止乘坐蒋的座机，为什么张乘坐的飞机不能与蒋相伴而行呢？这还叫什么送蒋？
原来，飞机中途在洛阳逗留时，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军分校主任祝绍周、航空学校总队长毛邦初等都来拜望，张学良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感觉到委员长的安全不再有危险了，因而坦然入睡，很快鼾声如雷。他太疲劳了，两个星期以来，他从未睡得这样香甜。
而此时，已经逃出“虎口”的蒋介石却怎么也睡不着。他在盘算着回京后如何行动。他想到，当初他从洛阳来西安的时候，后面跟着一大串军政要员，指挥着数十万人马，准备猛扑陕北，一举“剿灭”红军，是何等的不可一世，威风八面！如今却这样偃旗息鼓地秘密离开，又不得不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六项条件，这“最高领袖”的面子还往哪里搁？这堂堂委员长的威信还值几个钱？越想他越觉不甘心，就这样，还未回到南京，蒋介石报被扣之仇的险恶计划就逐渐形成了。
当飞机从洛阳起飞前，蒋看到张学良跟随其后来到舷梯跟前，就扭头对他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
张学良答道：“委员长，学良到南京的决心已无法改变……”
蒋介石挥了挥手说：“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
“为什么？”
“我回南京，肯定会有人组织欢迎，有些话可能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飞机吧。”
张学良沉默了。
蒋介石的飞机走了大约1个小时，张学良才与宋子文、端纳上了另一架飞机。这就是说，张学良不能与蒋介石同机飞抵南京，张乘坐的飞机又晚了1个多小时才到南京，是事先安排好的。
张学良对于这种安排不能不有所考虑，而宋子文和端纳可能事先已经得知这种安排，因而，本来十分友好的三个人，在飞机上却再也找不到共同的话题了。端纳面无表情地目视前方，张学良和宋子文都阴沉着脸。三个人难以言传的尴尬充满了机舱的每一个角落。张学良还发现，他的飞机起飞后，立刻有9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前面2架，后面跟着7架。这种“护航”的架势比给蒋介石的飞机4架战斗机护航超出1倍还多，更使张学良生产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飞机在南京降落时，进一步加重了张学良的预感。此时，欢迎蒋介石的人群早已散去，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只是散落遍地的纸花、彩带、爆竹屑。显然，这里刚刚为蒋介石举行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
此时迎接张学良的，只有4台汽车。前来迎接的人中，除了宋子文的近亲、张学良的三四名东北军旧部外，身份最高的便是军政部接待处的一位主任。
张学良心中涌出一股酸楚。
此时非彼时呀！
“子文，看来我只有住在你家了。”张学良对身旁的宋子文说。
“这是当然的啦！”宋子文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故意显得十分高兴地说。
更出乎张意料的是，张学良住进宋氏公馆以后，戴笠即带着宪兵、特务把这所住宅包围起来，除了宋子文家人之外，其他人进出都受到了限制。也就是说，张学良踏进宋宅之后实际上就被软禁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在机场稍稍露了一下面，就从公众的视线下消失了。对于公众来说，也许认为蒋被扣的两个星期，把他搞得筋疲力尽，现在终于又回到了自己安全的家，是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但此时的蒋介石是无论如何睡不着的，因为，这段时间太重要了，也太宝贵了，它决定着蒋的政权是否稳固，决定着能否把在他离开这段时间里分散出去的权力再夺回来。
蒋一到官邸，稍作休息即迅速掌握国内外的动态。他了解到：
在国际方面，苏联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是明显的；英美对南京国民政府是支持的；至于日本，它是反对南京和西安为抗日而妥协的，它所急于了解的是，蒋在西安有无妥协条件，条件中有无容共备战条款，故而对华政策一时不致有大的变化。
在国内方面，西安三方面的底，蒋介石已经清楚；国民党内各派系的态度，蒋介石的嫡系，包括孔、宋、陈在内，对蒋能平安回京当然额手称庆；黄埔、复兴系更是兴高采烈；亲日派取代蒋介石的幻想因蒋终于回京而破灭，也无法公然反对他；各地实力派在蒋被扣期间，大都中立观望，蒋回京后他们更加收敛。全国各地群众出于希望蒋介石领导抗日的愿望，都表示热烈庆祝，这足以使蒋介石认为，自己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戴。
上述对蒋有利的形势，使蒋介石作出了扣押张学良的决定。
他希望利用张学良这张牌，分化瓦解西北“三位一体”，消除对其独裁统治构成的威胁；同时取晚于日本；更重要的是，报西安被扣的屈辱之仇。
在作出上述决定，也就是蒋介石回京5个小时之后，时间约在26日下午5点多钟，蒋介石才正式会见国民党中常委，各院的正副院长，各部会的部长、主任等。刚回国的邹鲁也参加了会见。
蒋介石简略地谈了西安事变，说张学良、杨虎城此举，固属非是，但能使余归来，国本未受动摇，国法、人情皆需两尽。他又说：“此事本人也有责任，应向中央引咎。”
蒋介石这段谈话恰到好处，既把惩办张学良的问题提了出来，但处处还留着活口。既讲了张的问题，也讲了自己也有责任。既讲了张的责任系于触犯“国法”，又讲了这个罪责没有动摇“国本”，需要照顾“人情”。这说明，蒋在处置张的问题上此时还有顾虑，他还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断。
张学良到了南京自然是成了“笼中之鸟”，听凭发落，已经对蒋没有任何威胁了。蒋介石所关注的是尽快稳定南京的政局。他召见了何应钦，说：“我已经回来，讨逆军总部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呢？”何应钦本来一直兴冲冲地准备打仗，在宋氏兄妹去西安和谈后，他仍于12月24日颁布了《讨逆军总部组织大纲》，并由国民党内部抽调200人，组成4个前线工作队。25日，何还在军事委员会报告潼（关）、长（安）、渭北、蓝田三路军事进攻的准备情况。蒋介石当面这一问等于宣布讨逆军总部的撤销，没有了讨逆军总部，他这个总司令当然下台。军权重又回到蒋介石的手中。
政府方面，孔祥熙在蒋回南京后知趣地自动卸去行政院代理院长的职务，并于28日发表通电。按照在西安所作的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的承诺，蒋介石则签呈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常会，请辞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两大机构照例做足了官样文章，国民政府明令“应毋庸议”；国民党中常会第31次会议也作出“恳留”决议。蒋介石依旧执掌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大权。
回过头来，蒋介石开始整饬他的嫡系。他对复兴社重要负责人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大发脾气：“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讲出这样严重的话的背后是，蒋对贺衷寒及复兴社在事变中拥戴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一事深为不满，尤其对贺衷寒把复兴社内部情况告诉了何应钦，并把组织名单送给何看等事难以容忍，扬言要停止复兴社的活动。贺衷寒对此一失误承担了责任，被免去政训处处长的职务，以示惩处；晏道刚、曾扩情也因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而丢了官，蒋介石亲自手谕军委会：“晏道刚、曾扩情不尽职责，不知廉耻，着即撤职查办。”
因在西安事变中“救驾”有功而得到提拔的有戴笠、郑介民。戴笠以后还成为军统的头子，抗战胜利后才因飞机失事而摔死。
在被扣西安期间，对蒋介石的权力和生死威胁最大的是亲日派。回到南京之后，蒋即开始对亲日派动手，先是从何应钦手中夺回军事指挥权，接着又免掉张群的外交部长职务。他这样做收到了一举两得之效，既兑现了与西安方面达成的清除亲日派的承诺，又报了亲日派图谋取其而代之的仇。但是，蒋介石也不想做得过分，因为亲日派后面是日本，激怒了日本会马上爆发全面的中日对抗。所以，他依然保、留了何应钦的军政部长职务，张群改任内政部长后，因其不愿干这个闲差，蒋又改任他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以后一直是蒋的重要智囊人物。
正像张学良此前所设计的那样，张送蒋回南京这一举动，对维护蒋介石的威信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南京亲日派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表现为，蒋介石平安地回到南京，不仅使亲日派借机夺权的幻想破灭了，而且蒋介石接受张、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也对亲日派所奉行的亲日反共政策以很大的冲击。
凡事有利就有弊。张学良的南京送蒋之举，虽有打击亲日派之效，但也使他进一步得罪了亲日派。他们认为，是张学良的“兵谏”导致蒋改变国策，又是张学良的放蒋、送蒋使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徒劳。改变目前不利局面的方法，就是开罪张学良，这又是一个“一箭双雕”，通过发动一场惩治张学良的运动，既惩办张学良这个“祸首”，取悦了蒋介石，又达到推翻西安三方面与蒋介石达成的和平协议。于是，一场针对张学良的风潮在京城刮起。即使主张抗日的元老派张继，也说张学良“劫持统帅，大逆不道”，主张严惩。还有的公开提出，要对张处以极刑。
蒋介石也明白，这场反张学良的风暴，是南京国民政府政治斗争的产物，是抗日派与亲日派斗争的继续。主张惩治张学良的，无非有两种人：一是亲日派，图谋通过把张、杨举动描绘成“犯上作乱”的“叛逆”，来改变蒋介石同意的团结抗日的政策；二是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希望利用“张学良牌”取悦蒋介石。
蒋介石固然知道团结抗日的承诺不能反悔，团结抗日是中国的希望，也有利于巩固他自己的权位，同时这也是一张有效的“外交牌”，对日本具有某些牵制作用。但是，主张惩办张学良的声音，却迎合了他的报复心理，有利于他扣押张学良。
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舆论。他不仅一步一步地把扣押张学良的计划付诸实施，而且给人造成一种自己勉为其难、不得已的样子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都信其所言所行。
首先，他发表了《回南京通电》和《对张杨的训词》，并公诸报端。通电中说：
经此次事变，我全国同胞一致爱护国家之热烈，已显示伟大无比之力量。此种伟力，在今日为奠定危局之主因，在将来必为我民族复兴成功之保障。此则中正愧疚之余，敢为国家称庆者也。（17）训词中说：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5000年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中国自来以知过必改为君子。此次事变，得此结果，实由于尔等勇于改过，足为我民族前途增进无限之光明。以尔等之人格与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为我之部下。尔等所受之感应，尚能如此迅速，则其他之人更可知矣。
几与国家民族有利者，余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且无不可以采纳，亦无不可以实行。中央数年以来之政策方针，亦在和平统一，培养国力，团结人心，不忍毁损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变，尔等将余居西安，则引起战事之责任，即应由尔等毁坏纲纪之举动负之……（18）蒋介石发表的《通电》和《训词》，意在说明他的人格伟大，他能够回京是因为他的精神感召了张、杨。
尚且不管蒋介石这种说法有何根据，但他刻意回避与张、杨进行的谈判与达成的协议却是不容置疑的。试想，如果不是各方和平斡旋、反复谈判，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他不答应西安的条件，张、杨会放他吗？如果不是中共和周恩来周旋于张、杨之间，他能顺利回到南京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