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岁双十二之举，纯出于爱国赤诚，毫无私意，迭经电达，计邀洞察。当蒋委员长在陕时，虎城等追随张副司令之后，以文电所举八项抗日救国主张，反复陈请，业蒙虚怀采听，允于返京后分别实行。张副司令及虎城等，深以为非全国一致抗日，决不足以救亡；而具备领导全国抗日之才德威望者，实唯我蒋委员长。所幸我委员长熟审冒渎，且更采及刍荛，此诚为蒋委员长人格空前伟大之具体表征，亦即我国民族复兴之伟大关键。凡我国人，均应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爰于蒋委员长面允所请之后，亲送入都，束身待罪，此种前史所无，世界仅有之伟举，自足以表示其心迹之光明。凡有血气，能无感动？虎城等及所属20余万兵士，无不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但求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效死抗战，为国家民族确尽一分对外之力量，则其他一切均非所计，谓予不信，尽可求事实之证明。忆蒋委员长到京后，曾令“中央军”队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以前，更有“有我在，决不任再起内战”之语。我国苦内战久唉！今得负责领袖出此一言，不独张副司令及虎城等亲聆之下，欣幸万分，即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闻之，怎当不额手称庆。凡我袍泽，尤应仰体领袖之意旨，而为一致对外之要求。乃正当蒋委员长休假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队匪惟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计有第六、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七十九、第九十五、第六十、第十四、第一零三、第八十三各师暨教导总队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筑垒布阵，积极做挑战之形势；更复时时截断电话，始终阻碍通车，以致群情激愤，万众忧疑。是殆欲以武力造急性之内战，而以封锁作慢性之胁迫。以虎城之愚，诚不知其具何心，究竟持何理由？国危至此，绝不应再有萁豆之争，固尽人皆知。苟有可以促成举国一致，枪口对外之策，虎城等无不乐于听命。如不问土地主权之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唯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张副司令既领罪于都门，虎城等以救亡为职志，而中央犹煎迫不已，使不免于兵争，则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然公评，青史自召直笔也。血泪陈词，非敢谏听，举国上下，幸鉴愚衷，远锡教言。尤所企盼。（1）这封电报不无讽刺地指出了蒋介石在西安曾对张、杨的许诺。特别是蒋曾接受八项救国主张，这是蒋介石最怕大白于世的秘密。把这一秘密披露出来，目的是对蒋介石造成一定压力，使其在撕毁于西安答应的条件时不能不有所顾虑。同时这种披露又借托赞誉的口气出现，表面上是赞扬蒋、批驳南京国民政府，实质上矛头直指此时正在奉化休息、遥控操纵局面的蒋介石。这一招使蒋介石虽很生气，又不好明里反对。
这一天，西安方面还由杨虎城领衔向蒋介石发去一封电报。该电较之于上述通电更加直接地向蒋提出了放张的问题：
闻张副司令蒙钧座呈请特赦，明令已颁，政府扶持正义，宽大为怀，同深感慰！张副司令以仇耻百倍之身，爱国家、爱领袖、爱纪纲、爱信义，证以其毅然归罪之举，益见其舍身为国之诚。钧座矜其苦心，呈请特赦，并请责令戴罪立功，努力自赎，仰见为国惜才，仁言利溥，曷胜感戴！今张副司令虽已躬邀特典，尚未恢复公权，虽欲图功，安由自效……张副司令一日不归，即西北军民一日不安。（2）对杨虎城接连拍发电报，抗议南京军事行动和扣留张学良，蒋介石不能不心生担忧，他所怕的是，如果把杨虎城逼急了，战端一起或是杨干脆投向中共，那他的计划就全落空了。于是，蒋急忙于1月7日复电杨虎城，向其委蛇说项：
中（蒋自称，下同）请国府特赦呈文，谅荷察阅。赦令中未提复权字样，当以主刑已赦，此节将来不难弥补。现国府明令有交军委会管束之语，闻开会时多数意见，均以此时留汉卿在京，即所以保全汉卿，而原谅与爱护之意，则绝无二致。中此时正在休假，不便于明令甫颁之际，向中央频频陈述，但对汉卿务从优待，勿使略感不便，稍缓即为续请，务望兄等放心！国事至此，惟有使救国主旨，贯彻于提高国家纪律之中，而地方元气与袍泽力量使整个安全，各无遗憾。故解决之道，必须公私兼顾，情理两安。愿兄等以信中正者信中央，更望陕中各将领均能体汉兄爱国家、爱纪纲之苦心以爱汉兄也。（3）13日，经蒋介石亲自修订的解决陕甘善后的方案，正式送到杨虎城手中。这个方案分甲、乙两案，供西安方面选择其一。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
二、第17路军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部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17路军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常（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17路军总指挥，第17路军全部调往甘肃。（4）蒋介石对这一方案要求西安方面必须在1月16日之前，对接受甲案或是乙案作出选择。
这个方案是在蒋介石处理陕甘问题方针的主导下形成的，较之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含四项目标的善后方案，蒋在某些方面还是作了一定让步的。这个让步主要体现在对待杨虎城的17路军上。原方案人事任免已以行政院决议方式公布；部队防区划定为（一）商雒地区及陇海路（包括附近一些县如朝邑、泾阳、三原、周至、扶风、歧山等在内）与西兰公路上各县由“中央军”驻防；（二）17路军17师及各警备旅驻关中，冯钦哉部升为27路军，仍驻大荔、蒲城至宜川一线；（三）东北军恢复1936年12月1日前原位置。现甲案是让17路军仍由杨虎城指挥，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并留一部驻西安，只是陇海线沿线由“中央军”驻防。这个方案显然是向杨虎城作了一点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也是有限的。只要一实行甲案，就抹掉了蒋介石“将西北交张、杨”的诺言，而且南京国民政府一旦控制了西北首府西安与陇海铁路交通干线，对西安就不仅是威胁的问题了。
即使这样的让步，也有被囚中的张学良的贡献。张学良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依然十分关注西北局势。1月7日，蒋介石致函张学良告之他对处理陕甘善后的意见后，张学良抓住这一机会，立即呈蒋意见书，提出他对解决西安问题善后的主张。张学良提出的两个方案是：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商、萧之楚、万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
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5）张学良这个方案，反映了他对解决西安事善后的诚意，同时探试蒋介石对西安及其对他个人的态度。蒋介石在最后定调形成的善后方案。部分地采纳了张学良的主张。比如，东北军调豫皖两省，杨虎城调甘肃，王树常的任用等，张的这些主张基本上都反映在了蒋介石的方案中。当然，张学良提出的由他出面与杨虎城面谈，整理部队的设想，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
杨虎城也看到这一方案对自己有利的一面，但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张学良返回西安，使“三位一体”的团结得以维护，而自己的局部利益尚在其次。于是，经过与东北军与中共研究，杨虎城提出了他对解决事变善后问题的方案。内容如下：
一、
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
（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
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
A：
（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顾祝同主任驻洛阳。
B：
（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
丙、军事善后问题：
（一）
A：
为免除国际间误会起见，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17路军、红军分驻，驻防地经三方协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
B：
（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成阳、固原、天水一带地区。
（2）17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
（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部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一部驻雒南，另一部驻凉州以西。
（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3至4团。
（二）东北军、17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处理。
（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应钦）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
附记：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
（一）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17路军及东北军或骑兵军一部，组织援绥军（但此条仍恐有不完满处）。
（二）东北军开甘肃，17路军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
（三）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营主任，拟请何雪竹、带肖之楚部驻西安。（6）杨虎城的这一方案，是针对蒋介石的方案而来的，并依蒋所提各款，一一提出自己的主张，目的在于解救张学良，使南京不能干涉西北行政，保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并促蒋落实其在西安承诺的各条。这与蒋介石的方案相去甚远，势必被南京方面所拒绝。
在此前后，中共对杨虎城在张学良离陕之后与蒋周旋的对策采取了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蒋介石于12月25日离陕返京后，中共中央于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蒋介石获释后的形势和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当天向党内发出《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
蒋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张与蒋介石的释放，是全国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之新阶段的开始。但要彻底的实现抗日任务，还须要一个克服许多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抗日派力量的壮大。（7）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致电中共北方局胡服（刘少奇），指出释蒋以后：
一方面估计到蒋系欲恢复其已丧失之威信与权力，不能不依靠左派及西北革命势力才能制裁已经膨胀之亲日势力……但另方面估计到日本与亲日派之压力，估计到英国之立场，蒋介石的改革内政、联共与对日抗战等基本问题上仍有动摇与延迟之可能。……彻底（改变）蒋介石之动摇地位，断绝其过去所谓抗日、亲日以外之第三条路，这还是要用很大努力的。（8）同时，中共中央明确当前的任务是：（一）宣传西安事变的胜利解决，号召全国团结抗战。（二）逼迫蒋介石实现在西安的承诺。（三）巩固“三位一体”的团结。（四）继续推动各地方实力派与西安方面合作；推动南京国民政府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实现改组政府。（五）扩大全国救亡运动。（六）巩固与发展党组织，以适应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有乐观的一面，但重点仍放在继续斗争以逼蒋抗日，从此后事态的发展来看，这是有远见的。
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的上述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使之更加全面和完善。他在《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建议：
一、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就是：
1．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
2．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结；
3．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
4．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过程没有终结，大致的情况仍然存在着三个营垒：抗日、降日、中间。新的变动就在：
1．抗日力量的增强与合法化（至少部分地）；2．亲日派遭受致命打击；
3．中间派开始接近于左派（虽然依旧不免动摇地缓慢地，即保存中间之基础）。
方针：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之左派，影响与吸收中派。
三、孔、宋政府是一个过渡的政府。这个政府目前基本问题——对日问题上将采取较强硬的态度，在民主问题上或许可有一小步之前进，但显然在许多方面仍然会继续着旧的路线。我们对孔、宋政府，应当以过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动与赞助其抗日倾向，争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丝毫不放松对他的批评。如一切过渡政府一样，有着必然的动摇与不同可能的前途，我们应与他每一个摇摆斗争，而争取他过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这个情况下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的运动，在发动、觉醒、组织群众及推动时局的进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义。应该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和人民的促进运动联结起来。但会议召集的时期及胜利的保证，依靠于促进运动之开展，这是局势开展之一个重要的环节，加强抗日统一战线的群众性的关键。
五、局势开展之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巩固西北，将西北变成抗日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模范地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需要：
1．规定和实现三方面合作的纲领和西北的军事计划；2．张、杨两部之巩固与改造，红军的休整与在新的基础上之正规化，以及三方面的休戚相关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3．群众运动之开展和发动，在这个基础上地方政权之民主化与改造；4．宁、青、甘西之解决回民问题。
六、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一方面，在抗日与打击亲日分子的基础上，和南京左派合作，吸取中间派到我们方面来；另一方面，结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为中心，以抗日为目的和平条件，为推动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
1．恢复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阶级中的党的工作。
2．改变各地零散的游击队为农民自卫武装，并成为农民运动之策源地。
3．迁移中央至便于领导全国政治生活之地区。
4．教育与重新教育干部。（9）
周恩来的建议深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的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