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既然为抗日统一战线而牺牲,失掉自由,也绝对不惜生命而贯彻到底。要嘱告东北军东北将领及有关方面,要为贯彻我们的八项主张而努力。我希望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三方面能长期保持团结。但是要竭尽一切方法避免与南京军队冲突,我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不要为争我个人的自由而与南京军队冲突。(27)1936年2月5日,东北军撤出了西安。6日,杨虎城回到三原。17路军于7日集结三原一带,西安新城只留下一个教导团,负责警卫省主席孙蔚如和38军军部。
2月8日,“中央军”36师宋希濂部和平进驻西安。10日,顾祝同进人西安,履行西安行营主任新职。
轰轰烈烈的西安事变至此正式落幕!
由于接受乙案,“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张学良复出从此没有可能,长期被软禁已经不可避免。张学良曾经设想,抗日战争一旦爆发,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届时他可能获得自由去领兵抗日。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张学良仍被幽禁在贵州。1946年11月,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解往台湾,蒋经国时期张学良仍被“严加管教”。直到1991年,他以91岁高龄始获台湾当局批准,赴美探亲。但是,北望大陆,依然“等是有家归未得”。
由于“三位一体”不复存在,失去了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抗衡蒋介石,3月初,蒋介石即威逼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基于抗日的愿望主动返国,但一踏上国土,即遭蒋介石软禁,1949年9月6日,在南京国民政府一朝覆亡,国民党溃逃台湾前夕,杨虎城将军及其夫人宋绮云女士和两个子女被蒋介石秘密杀害。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所领导的两支部队,有着不同的命运。
张学良父子两代创建的东北军,撤到豫南、皖北和苏北地区后,很快被南京改编拆散,共编为6个军:第51军下辖113师、114师,军长于学忠;第57军下辖111师、112师,军长缪激流;第53军下辖116师、130师,军长万福麟;第49军下辖105师、109师,军长刘多荃;第67军下辖107师、108师,军长吴克仁;骑兵第2军下辖第3师、第4师、第6师,军长何柱国。
经过整编,51军的118师、110师,53军的119师,57军的120师、109师,67军的117师、129师,骑兵第2军的7师,分别被撤销番号或被调出。西安事变后叛离东北军的106师、骑兵第10师、炮兵第6旅、第8旅,均另立门户了。冯占海所部63军被撤销,仅保留第91师一个师的番号。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北军各部均开往抗日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67军107师在淞沪会战中伤亡殆尽,军长、参谋长阵亡,蒋介石把这个军取消了番号,所属108师并入“中央军:25军。49军在武汉保卫战中也被取消了番号。51军、57军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失守后,这两个军到山东敌后战场作战,后来57军还是被取消了番号。至此,东北军中只有骑兵军成军建制仍在(于学忠之51军渊源来自直系军阀武装)。
从抗战发动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回到人民怀抱,东北军的历史实际终止。其间,东北军经过了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优秀的民族精英,牢记张学良的嘱托,投身到人民怀抱。西安事变前,曾秘密会见过中共代表团成员叶剑英的111师师长常恩多,对共产党的主张十分赞同。1937年年初,他即与红军总部接触,准备率部投奔红军,因中共考虑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需要而没有成行。1942年秋,常得知自己病重不治,为使这支队伍走向光明,他指示郭维城冒险把被捕的共产党员万毅营救出狱,并与万毅一起共同领导了著名的“八三”起义,8月8日下午把该师大部拉到了抗日根据地,交给共产党,即于9日凌晨逝世。
吕正操,原系53军116师647团团长,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以后,他所在的691团开赴曹家务迎战日军。面对要其继续南撤的军令和日寇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深受亡省亡家之恨的东北军,怎么也忍受不了国民党失败主义的指挥。吕正操在晋县小樵镇的小学校内,召开全团官兵代表大会,商讨抗日大计。他讲道: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是商讨咱们团今后命运的会议。近来时局令人心焦,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中央”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不但不能对抗日有所贡献,还有断送自己的危险。他指出:“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回师北上,到冀中敌后打游击,现在,敌人后方空虚,有利于我们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顺利通过吕正操的提议:回师北上,同日军进行游击战。吕正操当众宣布:从现在起,691团的番号我们不用了,改为人民自卫军,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实际上是把这支部队全部拉人共产党,自此,这支部队声威远播,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苏联对日宣战后,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和准备接受日、满敌伪军投降,吕正操奉朱德总司令命令,率部由山西绥远两地出发,向察哈尔、热河进发。1945年8月31日,吕正操、林枫率领八路军第3纵队32团,以及可以组建10个团的连以上干部400余人开赴东北。
东北军在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还有骑兵6师师长刘桂武、67军军长吴克仁。这两名将军最后血洒疆场,令人敬仰。
东北军中也有不少人在蒋介石的诱使下,与人民为敌。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东北军的108师不仅参与了这一事变,而且叶挺军长就是在赴108师谈判时被捕的。解放战争的3年中,东北军的大部也参与了内战,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殉葬品。
杨虎城所领导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结束时被缩为38军,这支部队在1938年被改为第4集团军,下辖38、96两个军,仍由赵寿山、李兴中分任军长,孙蔚如任集团军总司令。七七事变后,38军大部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了保定以北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忻口战役等。
1937年10月,赵寿山率17师坚守娘子关正面阵地,与日军血战13昼夜。之后,这支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离石县碛口一带进行整训,并得到八路军政治和军事上的帮助。此后,该部在山西洪洞、赵城及晋东南的长治、高平、晋城、阳城、垣曲一带开展游击战,编人第18集团军的战斗序列,直接受彭德怀将军指挥。
1938年11月,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4集团军,下辖两个军:38军,军长赵寿山,计有17师、55师;96军,军长李兴中,计有177师、新编14师。此后的两年多中,第4集团军一直战斗在中条山一带,先后11次粉碎日军的扫荡,并大量杀伤敌人,以致日军称为中条山是他们的“盲肠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也称这支部队是中条山的“铁柱子”。
在这期间,这支部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在部队中提出了“自觉纪律、自我教育、财政公开、人事公开”的四大口号,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中共陕西省委派遣申敬之负责这支部队党的领导工作,一大批优秀青年吸收到党内,38军军长赵寿山带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蒋介石当然不能允许在他的军队中有共产党存在,曾多次组织抓捕共党分子,孙蔚如采取搪塞敷衍的办法加以掩护,赵寿山甚至以身家性命作保,使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都保了下来。
为彻底解决第4集团军亲共的问题,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办法,先后将赵寿山、孙蔚如调离,而把这支部队再次缩编为一个军,缩编后的38军由14个团减为9个团,这次缩编及其此后进行的瓦解和撤换原17路军连以上军官的行动,促成了38军17师部队于1945年7月在河南洛宁县起义。毛泽东对这次起义给予很高评价,他致电说:欢迎你们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希望你们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17师的起义,遂使蒋介石产生消灭38军55师的企图。1946年3月,蒋密令胡宗南把该师缩编为55旅,并令该部开赴新乡参加内战,而胡更在郑州、广武地区布置重兵,拟将该部于行军途中歼灭。原师长孔从洲发觉后,由孝义赶回55师驻地,于5月15日在巩县宣布起义。6月,当胡宗南再调原177师李振西部在辉县一带进攻解放军时,这支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吕元璧、薛生荣又一同领导了吕、薛两部的起义。同年8月8日两部在杨柳川会合,标志着杨虎城所部由17路军发展而来的38军大部实现了起义,进入人民阵营。
1949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以杨虎城的38军为基础,组成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恢复17师、55师建制,任命:孔从洲为军长,汪锋为政治委员,刘威诚为副军长,王汝昭为参谋长,崔仲远为政治部主任。
从此,西北民主抗日联军第38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转战南北,先后参与了上党自卫战、平汉战役、白晋线战役、辉县战役、汤西战役、豫北战役。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后,参与豫西战役,豫西剿匪以及淮海战役、解放大西南的战役,并出色地完成了所负任务。
全国解放后,38军17师于1952年集体转业,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师,从事经济建设。这支部队在师长张复振率领下,开赴玉门油矿,进行石油钻探与开发,为建立我国第一个石油基地做出了贡献。后来,这支石油大军逐渐扩大,在开发建立克拉玛依、柴达木、大庆、川中、江汉、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的过程中,继续建立了不朽功勋!
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后,坚持原则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促使蒋介石履行抗日承诺。实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举国团结抗日御侮的局面终于掀开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新页西安事变结束了,发动事变的两主角张学良、杨虎城都相继退出政治中心。那么,有什么力量能促使蒋介石兑现承诺,对日抵抗呢?作为“三位一体”重要一方的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勇敢地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本来,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已当面向周恩来表示:他回南京以后,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南京谈判。但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1937年1月5日毛泽东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当天,即致电周恩来、博古:“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6日,毛泽东又致电潘汉年: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周恩来同志协商”。
面对中共的合理担心,蒋介石遂委托于2月8日进驻西安,出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与中共进行谈判。
西安谈判就这样开始了。
怎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呢?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洛甫、毛泽东,明确提出五项原则,呈请中共中央审批:
关于谈判方针,我意:
一、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
二、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主义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蒋在西安有改组党的发轫),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
三、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4个师,每师3个旅6个团,约15000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
四、红军改编后,共产党组织饰为秘密,拒绝国民党组织,政训人员自行训练,可实施统一的政训纲领,但不能辱骂和反对共产党。
五、苏区改特别区后,俟共党在非苏区公开后,国民党亦得在特别区活动。(28)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天就复电同意,并且补充说:“关于阶级斗争,本党当然遵守抗日救国之共同纲领,以抗日救国为中国人民的第一天职,引导中国人民为此抗日救国的神圣任务共同奋斗,但国民党在改善民众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方面亦需有切实之努力,因民众由于政治经济生活之不堪痛苦而起的斗争,本党实无力禁止。”
在此半月前,为了促进国民党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已经发出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29)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共实现再次合作的条件。这几项条件和周恩来提出的谈判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西安谈判中的基本指导原则。
在确定谈判原则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欲达到的目的进行了认真研究,周恩来后来对研究的成果作出了这样的概括:“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30)中国共产党决心在取得这些承认后,竭诚促进举国团结并使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武装迅速出动投入抗日御侮作战。
2月9日,也就是顾祝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周恩来开始同他举行谈判。首次谈判持续了3天,对中共的要求,顾祝同再次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开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双方就共产党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