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和当代文学具有同构特性，它的历史嬗变吻合了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可以被看作是当代文学一个浓缩的标本。正因为如此，通过对这一题材小说的描绘与梳理，我们就能够管窥到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概貌。另外，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还为我们进入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切入角度。
作为艺术表现形式之一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其发展流变的根本必然是现实世界中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变化。对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进行研究与梳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作，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进行。本文旨在对这一题材小说表现视角的流变作一有效清理，从而描绘出其发展的大致轨迹。迄今为止，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命运在当代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富有革命意味的变化。新中国的诞生，结束了此前知识分子群体分散于三种政治格局（解放区、国统区和抗战时期的沦陷区）之下的混乱状态，新的生活由此开始。但是，新生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是与工农兵对立的，因此，在接下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成了斗争和改造的对象，直至发展到极端的文化大革命。文革的结束，政策的调整，意味着知识分子噩梦醒来、重获新生。随着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知识分子摆脱了“异端”、“妖魔”的身份定位，在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精英和良知的代名词。90年代以后，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文化风起云涌，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文化挤压到边缘地带，知识分子的命运再次于悄然间发生了逆转。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基本特质的形成，是和知识分子身份和命运的这三次转折所形成的三个阶段相契合的，据此，我们将当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论述：50～70年代、新时期十年和90年代以后。
一
对于50～70年代文学而言，以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可谓凤毛麟角，少而又少。在大多数涉及到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中，作者一般是将人物的身份进行置换，淡化知识分子身份，代之以革命干部身份，比如《红岩》中的江姐、《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等等。类似作品不属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因此也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本文论及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指的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此类创作在整个50～70年代文学中，只能是作为一种主流话语的裂缝而存在。因为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只有那些“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才会把“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在建国前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也断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内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文学被纳归为整个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时代，这种书写规约的建立，无疑会对作家产生巨大的约束力量。
我们目前能够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产生于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往往是在“改造”与“成长”的主题下生发而来的。在此类作品中，作家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想象是先验性的，即将其指认为具有消极、暧昧的小资产阶级情调、脱离工农大众、缺乏革命彻底性的阶级。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与工农大众结合，接受工农大众的改造，实现从情感到立场的彻底转变。这其中的经典文本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青春之歌》最初建立了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规范和模型，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林道静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她所面临的日寇入侵、国势衰微的大的时代环境，和家道败落、生父出逃、养母虐待等个人小环境，代表了当时旧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典型困境。在这种困境面前，林道静几经周折，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斗争的历练中，林道静在卢嘉川等革命干部的帮助下，逐步摆脱了自身小资产阶级的本性弱点，成长为果敢、英勇的革命战士。“杨沫的创作主题明显是预设的，即要告诫知识分子只有跟党走才能有壮丽的青春，只有投身于与工农联盟的革命实践，壮丽的青春才能挥射出夺目的光芒。”由此可见，《青春之歌》的意义主要在于林道静的政治立场的转变。这其中的政治宣教意味是显而易见的。
除《青春之歌》这样明显的以政治视角表现知识分子的作品外，还有一些文本表面是讲述生活故事、爱情故事的，但其实只要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其视角仍然是政治性的，比如《我们夫妇之间》、《红豆》、《在悬崖上》等。在《我们夫妇之间》中，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克与工农出身的妻子“张同志”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典型”，但在进城后，两个人在生活方式等琐屑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后丈夫不得不承认自己“思想感情里边，依然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和工农的思想感情，特别是在感情上，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被代表工农的妻子改造。《红豆》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两个知识分子身上的爱情故事。这两个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了当时国家话语对知识分子阶层的想象：江玫代表进步的知识分子，齐虹代表落后的知识分子。江玫心系民众疾苦，思想积极进步，参加学生示威游行，最终成长为党的干部；而齐虹自私自利，反对学生运动，在国难当头之际举家逃往美国，为人民所不齿。而《在悬崖上》则通过一位设计院技术员“我”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雕塑师加丽亚诱惑继而又悔悟的故事，谴责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我”感情不专和加丽亚轻浮、奢靡、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方式。而且，作品的政治昭示意义还在于，在道德上不坚定的小资知识分子，在被不良情感诱惑的同时将可能直接危害党的革命事业：“我”由于受加丽亚的影响，设计出来的医院建筑草图华而不实，被领导批评。由此可见，在以上列举的几部作品中，生活叙事和爱情叙事本身只是一个载体，附着于其上的其实是一种政治性的规诫话语，昭示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危害性和进行改造的必要性。这也是此类作品在当时之所以能够以合法身份面世的主要原因。
在50～7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还有另外一类小说，那就是“双百”方针提出后产生的一批“干预生活”的作品，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刘绍棠的《西苑草》等。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讲，这类作品是不能归为知识分子题材的。表面上看，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如林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黄佳英（《本报内部消息》）、蒲塞风（《西苑草》）等，确实是知识分子身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只是一个审视者的角色，而不是被审视、被表现的对象。也就是说，此类作品的意旨在于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从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只是发现、审视矛盾和问题的“眼睛”。因此，这类作品不属于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讨论表现视角的问题了。
二
文革结束后，在党和国家的主持下，拨乱反正工作得以进行，作为新时期文学先声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正是在这样大的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作者多为亲历“文革”、在“文革”中饱受磨难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这场政治灾难有着最为深切的感受，所以，描绘苦难、展示伤痕就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坛的主要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