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
清廉纯洁而有包容一切的雅量，仁义而有敏锐的判断力，洞察一切而又不苛求于人，正直而又不过于矫饰，如果做到恰如其分，就像蜜饯虽由蜜糖泡制却不太甜，海水虽然含盐但不太咸一样，那就是一种高尚的美德。
仁是一种内在的道德情感，爱人则是这种情感的外显，它必须通过显示的行为表现出来。因而，通过什么方式、怎样去爱人，就成为仁德的具体行为规范。儒家提出的行为模式就是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南宋朱熹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论语集注》卷二）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苛求于人。它们是以仁推己及人的两个方面。
“忠”是积极一方。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作为“为仁之方”的行为模式，即自己所追求的、希望得到的东西，应当积极使别人也同样得到。“恕”是消极一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当你的行为可能给他人带来影响时，必须考虑它的后果是否能为他人接受。
推己及人内含着一个道德的标准。离开了道德的准则，以己之好恶推及人，不仅不能利人，适足以害人。因此，儒家提倡仁者爱人，特别强调爱人以道，爱之以德，推己及人，也须以道德之心推之。正己然后能推人。那么，如何才能“正己”？孔子提出的具体措施就是“克己复礼”。具体的讲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按照礼（社会道德）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即所有行为都符合于礼，克制自身与道德相违背的一切私念和欲念，从而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造就完善的道德人格，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儒家以“仁”调节人际关系，并使得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交往几乎都遵循着它当年的步履。儒家认为仁爱是人固有的道德情感，故爱人的根本途径就是推己之仁爱于他人，如今的三岁小儿也都能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要推己首先必须正己，儒家学者所追求的“君子”之方，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为人最高境界；仁不是偏爱、滥爱，一团和气，姑息养奸，而必须爱人以德，从而这种“礼”与“义”的准则始终牵制着中国人的一言一行。在以上所有的基础之上，中国人代代相连，从而建立起了复杂而又和谐的人际关系。
某部张助理员和王助理员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但两人就是“合不来”，彼此间交往存有戒心，总是有一些疙疙瘩瘩的事情。后经单位领导及时反复地做工作，双方关系才逐渐好转。
人际交往中，人们常会欣赏一些人，彼此之间相处很融洽；同时也会疏远或排斥一部分人，就像一些同志所说的那样：“我就是和某某合不来”、“我就是看不惯某人”。之所以合不来、看不惯，主要还是性格志趣上有差异。
性格志趣有差异，本是十分正常的；俗话说：“百人百态，千人千面”。在军营这个绿色方阵里，尽管有着许多统一，但每个人也有着不同的个性，这在心理学上叫做人的个性差异。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树叶，世界上也不可能有个性完全相同的人，这就构成了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性。然而话又说回来，承认人与人之间在性格情趣、生活习惯等方面存有差异，并非说有差异就不能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融洽的关系和深厚的友谊。
性格爱好相同的朋友可以结交，性格不同的人同样可以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19世纪的德国就有两位性格差异很大的化学家维勒和李比希，维勒温柔平和、有耐心、遇攻击不动声色；李比希则爽朗自信、勇敢好斗，是个风风火火的人物。尽管两人性格如同水火，但关系却一直很好。他俩密切合作，相得益彰，共同在化学领域做出了贡献，成为有机化学的创始人。可见性格差异并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交往合作。其实，战友之间只要大目标一致，志同道合，就有了坚实的友谊基础。至于各自的性格、情趣、爱好，大可不必强求一律。试想，倘若战友之间都是一种情趣，都是一种性格，那会多么单调乏味呀！大自然中，如果只许一花一草生长，便无所谓七色世界。事实上，若能各自尊重对方的个性，保持自己的情趣，学会求大同、存小异，互相支持，互相适应，不但不会妨碍、削弱战友间的友谊，反而会加深相互间的感情。
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还要多一些宽容。能容人，是一种优秀品质。与人和谐相处就要不苛求于人，多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不要企求对方去改变性格，改变志趣。宽容会显示你的气度，也会为你赢得友谊。对他人的种种过错和缺陷可以指出来，但切不可耿耿于怀，斤斤计较。这样彼此之间和谐相处才会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