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宦官把持了政权，形成了强大的政治集团，朝政一片黑暗，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而就在这个时候，一群有良知的士大夫冒着罢官、杀头乃至抄家灭族的危险，团结起来与宦官集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这些人在当时被官方称为“党人”。他们的斗争也给后人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由于皇帝大权旁落，东汉政权很快就陷入了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的格局之中。无论谁执政，都会大肆任用自己的私人与爪牙，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这些人祸乱朝纲，欺压百姓，搞得民怨沸腾，怨声载道。本来自从汉武帝改革之后汉代确立起了一套完整的察举制，负责从地方向中央推举人才做官。可是在这两大集团的控制下，被推举的基本上都是道德败坏、不学无术的小人，而品德高尚、学富五车而又不愿意依附于这两大集团的士人却无法被推举上去。老百姓在民谣中讽刺道：“举秀才，不识书；察孝行，父别居；寒清素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些士人空有一腔治国平天下的热血，却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心中越发不满。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针砭时弊，批判权贵，逐渐形成了一股力量，与中央和地方有良知的官员们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党人”的最初源流。
最初，这些士人们既与宦官斗争，也与外戚对抗。但是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宦官势力一家独大，因此他们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宦官集团。斗争的开始源于汉桓帝（公元147—167年在位）时期“五侯”势力的猖獗。原来，汉桓帝在位前期，外戚梁冀只手遮天，汉桓帝在宦官单超等人的帮助下，铲除了梁冀的势力，并封宦官单超为新丰侯，徐璜为武原侯，左悺为上蔡侯，具瑗为东武阳侯，唐衡为汝阳侯，世称“五侯”，外戚势力在东汉从此一蹶不振。可是赶走一只狼，迎来一群虎，这群宦官仗着自己的功劳，权倾朝野，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他们的子弟和党羽在各地也是横行霸道，众人敢怒不敢言。
然而偏偏有一些官员就是不信这个邪，他们笃守公理与正义，经常在太岁头上动土。当时的汝南郡（今河南东南部、安徽西部一带）太守宗资任用范滂担任自己的功曹（郡守的总务长，除掌人事外，并参与处理一郡的政务），而南阳郡太守成□任用岑晊为功曹。范滂和岑晊虽然只是太守的属官，但是在打击各种恶势力的时候绝不手软，而范滂在这方面尤为突出。有一天，“五侯”之一的唐衡派人找到宗资，要他任命一个叫作李颂的无赖做个小官。宗资虽然一贯反感这种做法，但是一来唐衡的势力太大，直接与之对抗恐怕没好果子吃，二来李颂是范滂的外甥，这么做还能给范滂一个人情。任命官吏的事情需要功曹去办，于是宗资就派手下朱零去找范滂。
谁知范滂一听这话，当时就火了：“太守何出此言？李颂虽然是我的外甥，可是他依附于宦官，我早就跟他断绝了来往。我看太守分明是畏惧宦官的气焰。你回去告诉太守，任命李颂的命令我坚决不下，否则我宁可辞职不干！”宗资觉得范滂太不给他面子，一气之下就迁怒于朱零，下令将他按在地上用棍子打。孰料朱零也是个硬骨头，一边被打一边还说：“范功曹大义凛然，此番处置，甚合民心。大人您打死小的没关系，范功曹的话您可以一定要听啊！”宗资叹了口气说：“怎么我的手下都是这样侠肝义胆的人呢？”于是放了朱零，并顺从了范滂的意愿。此事传开后，老百姓欢欣鼓舞，纷纷传说道“汝南的太守其实是范滂啊，宗大人还是要顺从他的意思。”而南阳郡的老百姓也应和道：“我们的太守是岑晊啊，成□大人只能整天在那里唱歌而无所事事。”
除了范滂和岑晊之外，当时有良知的官员与士人还有很多。他们精诚团结，互相帮助，奋不顾身地投入与宦官集团的殊死搏斗中。战斗首先在南阳郡打响。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的一个富翁张汎经常拿各种珍宝贿赂宦官，仗着他们的势力横行乡里。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在岑晊和主管南阳郡治安的张牧的劝说下，成□终于下定决心将张汎逮捕，并准备将他处死。谁知就在此后不久，居然传来了朝廷大赦天下的消息但是岑晊劝成□说：“我们这次好不容易抓住了张汎，如果仅仅因为一个大赦就把他放了，他岂不会更加嚣张？不如先斩后奏，就告诉朝廷说命令到来迟了一些，我们没来得及收到，谅那帮子宦官也没话说。”于是成□下令诛杀张汎，并将同他沆瀣一气的两百多个门客与宗族也一并处死。此消息一出，百姓争相欢呼，整个南阳郡的风气也为之一振。与此同时，太原郡太守刘瓒也在大赦令已经颁布的情况下，将在家乡作恶多端的宦官赵津处死。
但是穷凶极恶的宦官集团也不是好惹的。当这两个消息传到京城，宦官侯览大怒道：“这些不知好歹的官员，居然敢动我的人，还想不想活了？看来不给点厉害看看是不行了！来人，去让张汎的妻子上京城告御状，出了什么事有我兜着！”而其他的宦官也趁机向汉桓帝进谗言说：“不瞒陛下，据奴才们所知，这几个官员在地方一贯独断专行，根本不把陛下的旨意当回事。陛下以天下苍生为念，大赦天下，如此用心良苦，他们居然抗旨不遵，奴才们都替陛下寒心。如果这次不严惩他们的话，这天下，恐怕有一天就不是皇上说了算了！”汉桓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也没弄清事情的原委，就被这几句鬼话唬得晕头转向，下令将成□与刘瓒抓起来，逮捕入狱。而司法部门里都是宦官的党羽，很快就将他们两人定为死罪。
而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反对宦官的斗争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山阳郡（今山东巨野、嘉祥、金乡、鱼台一带）的太守翟超及其手下张俭一贯以反对宦官而出名，而侯览家正好就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侯览回乡安葬母亲，大修坟墓，陪葬品甚多，这在当时是不合规矩的。张俭得知后，连忙上奏章向汉桓帝报告此事，并揭露侯览一家在当地违法乱纪的暴行，但是被侯览拦了下来。张俭一气之下，索性带人挖开了坟墓，将里面的资产全部抄没作为证据，并再次上奏，但是仍然没有被送上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下邳（今江苏邳县南）县令徐宣垂涎于前任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在几次求婚不成的情况下，他直接带着自己的手下冲进李暠家，抢走了他的女儿，并把她射死取乐。东海国（今江苏北部一带）的相国黄浮听说此消息后，大怒道：“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连太守都不放在眼里，对老百姓岂不是更加残暴！来人，把他全家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手下劝他说：“徐宣的叔叔徐璜名列‘五侯’，要是大人如此处置徐宣，恐怕早晚有一天，您的性命也难保了！”“不就是有个叔叔当宦官吗？”黄浮毫不在乎地说：“这小子居然干出如此暴行，简直就与****无异。就是告状告到皇上那里，本官都占理！就算徐璜明天就派人来杀了本官，本官今天也要杀了徐宣，为民除害！”于是徐宣被斩首示众。
这接二连三的消息激怒了宦官，他们连忙又向汉桓帝喊冤。汉桓帝大怒，下令将翟超和黄浮两人撤职查办，处以髡刑（即剃光头发，这在古代也是一种惩罚），并罚他们去做苦工。
面对汉桓帝如此不辨忠奸的做法，太尉李蕃和司空刘茂两人连忙进宫劝谏。李蕃说：“现今国家动荡不安，到处都有人造反，但这些只不过是手足之患；朝廷奸邪当道，内政混乱这才是心腹大患。这些宦官深受皇恩，不仅不认真为陛下办事，反而穷奢极欲，纵容亲属与党羽祸乱国家，残害百姓。到头来，毁掉的是陛下的江山社稷啊！成□等人，心怀社稷，不顾个人安危，为民请命，陛下理应予以嘉奖。怎么能够听信小人一面之词，颠倒黑白呢？如此下去，必将令天下人寒心，大汉江山危矣！”可是汉桓帝根本听不进去这番逆耳忠言，宦官们对李蕃恨得咬牙切齿，但是由于他名声太大，他们暂时还不敢对他下毒手。在李蕃的感召之下，越来越多的官员冒着被受罚、罢官乃至杀头的危险，纷纷上书救援成□等人。在他们的努力下，宦官集团一直不敢处死成□与刘瓒，但是他们最终还是在牢房中被折磨而死，为这场斗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河南尹（今河南中西部地区）人张成能够算命，他推算出朝廷要大赦天下，于是让自己的儿子赶快去杀人。主管河南尹等七郡监察事务的司隶校尉李膺将他们父子抓起来，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了大赦天下的消息。李膺觉得这对父子的行为实在是卑劣至极，一气之下把两人给杀了。而张成也是宦官的党羽，宦官们觉得此事大有文章可做，就唆使张成的弟子牢修进京告状。牢修在状词中写道：“李膺等朝中官员一贯与太学生交好，并与各地方的官员和士人们遥相呼应，彼此结成了死党。他们整天非议朝政，败坏社会风俗。如不惩治，后患无穷。”联想到之前大臣和士人们蜂拥而至营救成□等人的场景，汉桓帝对这番诬告深信不疑，连忙下令逮捕与宦官作斗争的官员与士人，并称之为“党人”。在中国古代，“党”这个字通常用于贬义，指的是勾结起来图谋不轨。汉桓帝如此称呼这些仁人志士，也的确是昏聩得无可救药了。
在当时，诏令的传达要经过名义上的最高官员——“三公”的批准，作为“三公”之一的陈蕃一看这条命令，悲愤地说：“皇上要抓的人，都是名扬海内、忠公体国的人士，即使犯了罪，也应该从轻发落，更何况他们压根就没有什么罪！凭什么逮捕他们？这么做还有王法吗？除非皇上不让我当这个太尉，否则我坚决不签署这道命令！”汉桓帝一听，直接派人将李膺抓进了宦官们掌管的黄门北寺狱当中，并且派人到全国范围内进行抓捕，重金悬赏其中的逃匿者，先后有两百多人被捕。有个叫做陈寔的官员本来并没有被捕，但他却说：“本官一贯反对那帮子宦官。要是我不被逮捕，他们是不会安心的。”说完他就慷慨赴狱去了。而范滂被抓进牢房后，狱卒告诉他说：“凡是罪犯，都要祭拜皋陶。”范滂轻蔑地说：“皋陶乃是帝舜的司法官，公正廉明，所以才被后世敬仰。我们就是不拜他，他也知道我们的拳拳为国之心，肯定也会保佑我们，祭拜又有什么用？”同行的狱友们都被范滂的话所感染，纷纷拒绝下拜。
监狱外面，陈蕃仍然没有放弃拯救“党人”的努力，他一再地向汉桓帝上书，说以利害。可是汉桓帝早就被这帮宦官们洗了脑，根本听不进去，反而嫌陈蕃啰嗦，就以他推荐了许多“党人”、用人失察为借口，将其罢免。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住其他人拯救的浪潮。度辽将军皇甫规就上书说：“罪臣曾经推荐过亲近党人的张奂，这表明我阿附党人。而当年罪臣被罚作苦力的时候，太学生张风等人曾经上书救我，这是党人阿附于我的表现。所以罪臣也是党人，请陛下赶快逮捕罪臣，以谢天下。”汉桓帝置之不理。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初，名士贾彪赶到洛阳，游说外戚窦武等人设法拯救“党人”。窦武直接上书对汉桓帝说：“陛下所为，上不合天道，下不合民心。如果陛下非要一意孤行，臣就辞官还乡了。”并上交了自己的官印。
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汉桓帝的态度终于有所转变，他派宦官王甫去监狱里审讯范滂等人。当时范滂的头、手和脚都戴上了重重的枷锁，暴晒在太阳底下。王甫问他说：“你们这些党人串通一气，妄议朝政，到底想要干什么？”范滂笑着说“孔子说过，见到善良的人就要唯恐不及，见到邪恶的人就要敬而远之。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正直的人团结在一起，共同铲除奸邪。我知道古代行善，能够给自己祈福。没想到如今行善，居然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你要杀就杀吧，只求把我的尸首埋在首阳山旁。这样我上对得起苍天，下也对得起宁死不吃周粟而饿死在这里的伯夷和叔齐。”范滂在死亡面前的从容气度，令作为其敌人的王甫也甚为感动，他赶快下令解除范滂身上的枷锁。而李膺这一时期又揭发了许多宦官子弟的暴行宦官们担心时间一长不好收场，于是连忙以天象有变为借口，建议汉桓帝大赦天下。于是范滂等人得以被释放，但是被遣返乡里，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不久，汉桓帝去世，汉灵帝（公元168—188年在位）即位。窦武的女儿成为皇太后，他以大将军的身份主持朝政。他一贯同情“党人”，掌权不久，他就与当上太傅的陈蕃一起，重新启用李膺、杜密等“党人”，希望能够改良朝政。但是这个时候，曹节、王甫等宦官勾结在一起，利用窦太后的信任，控制了朝政，宦官政权的局面依旧没有改变。在再三劝说女儿无效的情况下，窦武与李膺等人准备发兵诛杀宦官。然而他们的密谋不幸泄露，曹节、王甫等人先下手为强，对窦武等人发动进攻，窦武战败自杀，陈蕃被杀。
本来就对“党人”怀恨在心的宦官集团当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反攻倒算的机会，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览派人诬告“党人”张俭谋反，曹节趁机对汉灵帝说：“朝廷对这些党人宽宏大量，他们居然忘恩负义，与窦武狼狈为奸，现在又图谋不轨，如果不加以惩治，国将不国啊！”汉灵帝也是个有名的昏君，就放手让宦官们去捕杀“党人”。李膺作为“党人”中领袖级人物，自然首当其冲。有人劝他赶快逃走，他说：“遇到大事不躲避，有了罪过不逃刑，这是作为臣子的气节。我已经活了六十岁，生死有命，何必苟且偷生！”于是慷慨赴狱，最终被拷打致死。
而逮捕范滂的官员来到他的家乡后，实在不忍心逮捕他，就在县衙里放声痛哭，搞得全县轰动。范滂听说后，就来到县衙自首。县令激动地说：“我不能让老百姓指责我连你这样一位志士都保护不了。这官我不做了，咱们一起逃走吧！”范滂摇摇头说：“何必为了我牵连你呢？再说我也不能让我的老母跟我一起亡命天涯啊！”然后范滂对母亲跪下说：“孩儿不孝不能再侍奉老母，只能让弟弟为您养老送终了。”范滂的母亲深明大义，她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这是为国尽忠，娘怎么能怪罪你呢？你能够与闻名天下的李膺、杜密齐名，就是死了也没什么遗憾的了。”众人无不感动得潸然泪下。
在这场浩劫中，李膺、范滂等一百多名“党人”被捕后死在狱中，又有六七百人因为受到牵连，或被杀死，或被罢官或被流放。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宦官集团借有人上书之事，再次下令逮捕了一千多名“党人”与支持他们的太学生而在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宦官们又通过皇帝下诏，规定“党人”的门生、故吏、家属永远不能做官。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后，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力量镇压起义，东汉朝廷才宣布赦免“党人”，“党锢之祸”才宣告结束。
“党人”们以一种大无畏的精神，置个人的生死得失于不顾，毅然与宦官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捍卫了中国士大夫忠于国家、为民请命的气节。虽然他们最终没能打败宦官集团，也没能挽救东汉的衰亡，但是他们的努力已经得到天下百姓的由衷肯定。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许多“党人”逃难的过程中，许多与之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对他们加以收留。公道自在人心，“党人”们不畏强权、坚守气节的精神永远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