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很早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特别是诗歌作为最正统的文学样式，其与政治的关系是得到了充分肯定的。枟尚书枠 就曾有“诗言志”的说法，孔子曾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还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他认为“诵诗”就是为了从政，治国安邦。汉代儒家认为诗歌可以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来使用，指出诗“发乎情而止乎礼义”，“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刘勰在 枟文心雕龙·时序枠 篇中也对诗歌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作了阐述：“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动于下者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钟嵘在诗品序里强调了诗歌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功能的重要性：“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横朔野，或逐飞蓬。或负戈外戌，杀气雄边……凡此种种，感荡心灵，外陈诗何以展其义，外长歌何以骋其情？”
初唐的陈子昂。在他 枟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枠 里，批判了梁诗风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提出了“见雅兴寄”、“汉魏风骨”的诗歌创作主张。呼吁诗歌内容恢复批判现实的传统，开辟了唐朝的健康诗风。
到了中唐，白居易对文学与社会现实政治的关系作了更加深入的思考，认为文学应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联系，积极干预生活。“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他在 枟与元九书枠 中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至到贤，下至愚騃……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主张诗应该具有“美刺”的内容。因为只有这样的诗才能感人至深，从而收到“补察时政”、“泻导人情”的效果。白居易本人也身体力行，亲身实践，创作了一批如 枟长生殿枠、枟卖炭翁枠、枟琵琶行枠 那样批判现实的作品。
除了诗歌理论以外，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包括散文在内的其他正统文学样式的政治功能，也有许多论述：例如王充在 枟论衡枠中对文学的劝善惩恶的政治功能就有很具体的分析，他强调了以文学为工具对人物行为的记述和评论，将极大地影响其名誉的好坏：“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於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
魏桓范在 枟政要论序作枠 中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是这样论述的：“夫著作书论者，乃欲阐弘大道，述明圣教，推演事义，尽极情类，记是贬非，以为法式。当时可行，後世可修。且古者富贵而名贱废灭，不可胜记，唯篇论倜傥之人，为不朽耳。夫奋名于百代之前，而流誉于千载之後，以其览之者益，闻之者有觉故也。”
此外，有关文与道的关系也是文学理论常常涉及到一个问题。三国时期，曹丕在 枟典论·论文枠 中提出：“文以载道”。后来唐代文学家韩愈又提出的“文以贯道”之说，他的门人李汉在枟昌黎先生序枠 中曾说过：“文者，贯道之器也”。
这些文学理论虽然主要是针对文学正统样式诗文来说的，但同样适用于文学中的小说体裁，只不过当时的小说不是文学中的主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罢了。
二、小说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小说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小说诞生的时候起，小说就有多种功能，主要包括愉悦功能、教化功能（其中包括政治、宗教、伦理方面）、认识功能等等。也就是说小说本身就与政治有建立联系的可能性，但是，早期的小说并不被人们所重视，难登大雅之堂。这从小说一词的由来就可以知道，“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这里所说的小说，是指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虽说与后来的所谓小说相去甚远，但从命名的由来来看，就有了轻视的意味，不过对小说的政治功能，当时还是承认的。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必有可观”，就是对小说政治功能的承认，认为小说是和诗一样“可以观”的。桓谭 枟新论枠 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同样强调了小说有“可观之辞”。班固在 枟汉书·艺文志枠 当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班固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也肯定了小说的政治功能，通过这些对小说只言片语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在中国古代，小说是不受重视的，但是大家又都承认其具备一定的政治功能。
这种现象到了唐朝有了一定的变化。长孙无忌在 枟隋书经籍志·小说家枠 中说：“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枟传枠 载舆人之颂，枟诗枠 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这时，作者已经开始把小说和 枟传枠、枟诗枠 相提并论，而且认为小说同样具备“箴谏、规诲”的作用，这表明对小说的政治功能有了更进一步的肯定。而且长孙无忌在 枟隋书经籍志·子部枠 中还说“枟易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在这里更把小说与儒道并列，看成是“圣人之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表明他对小说的社会政治功能有了新的认识。
南宋的曾慥 枟类说· 序枠 中说：“小道可观，圣人之训也。余乔寓银峰，居多暇日因集百家之说，采撰事实，编纂成书，分五十卷，名曰 枟类说枠，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明确地概括了小说的政治功能、娱乐功能和认识功能。而且把政治功能的“资治体，助名教”放到了首位，表明了小说政治功能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元代杨维桢的小说理论开始重视小说的载道功能，在他的小说理论中，既肯定了小说开阔视野、增长见闻的功能，又强调了小说要“羽翼世教”、“敦厉薄俗”贯穿六经之道，他的 枟说郛序枠，是小说序跋中的名篇，对小说是这样阐述的：“孔子述‘土羵、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瞍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天台陶君九成取经史传记，下迨百氏杂说之书千余家，纂成一百卷，凡数万条，剪扬子语名之曰枟说郛枠，征予序引。阅之经月，能补予考索之遗。学者得是书，开所闻扩所见多矣。要其博古物，可为张华、路、段；其核古文奇字，可为子云、许慎；其索异事，可为赞皇公；其知天穷数，可为淳风、一行；其搜神怪，可为鬼董狐；其识虫鱼草木，可为枟尔雅枠；其纪山川风土，可为 枟九丘枠；其订古语，可为钤契；其究谚谈，可为稗官；其资谑浪调笑，可为轩渠子。昔应中远作枟风俗通枠，蔡伯喈作 枟劝学篇枠，史游作 枟急就章枠，犹皆传世，况是集之用工深而资识者大乎！其可传于世无疑也。虽然，杨子谓：天地，万物郭也；五经，众说郛也。是五经郛众说也。说不要诸圣经，徒劳搜泛采，朝记千事，暮博千物，其于仲尼之道何如也。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则要诸道也已。”在这篇序中，杨维桢先是表示了对小说的特殊重视，“孔子述‘土羵、萍实’于僮谣，孟子证瞽瞍朝舜之语于齐东野人，则知琐语虞初之流，博雅君子所不弃也。”接着又肯定了小说的认识作用，最后强调了小说的载道功用。强调五经为众说之郛，小说不能超出五经的域限范围。杨维桢在 枟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枠。还曾记叙钱塘女艺人朱桂英“善记稗官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腹笥有文史”，尊称她为“女学士”。关于演艺讲史的功用，杨维桢强调说：“曰忠曰孝，贯穿经史于稠人广座中，亦可以敦厉薄俗”。他认为那些所谓“儒丈夫”的文士官员，还不如女艺人朱桂英能形象生动地宣传五经儒道。
到了明初，瞿佑在 枟剪灯新话自序枠 中，认为小说具有劝善惩恶的功用，能够承载道义，把小说与儒家经典相比较，更加提高了小说的地位，“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日：枟诗枠、枟书枠、枟易枠、枟春秋枠，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 枟易枠 言龙战于野，枟书枠 载雉锥于鼎，枟国风枠 取淫奔之诗，枟春秋枠 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
不过这些有关小说的理论都是针对文言小说而言的。真正对白话小说的政治功能给与充分肯定，强调其载道的功能，那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了。
三、小说创作发展过程中政治功能的逐渐强化
在汉魏六朝时，小说还处于萌芽时期、“丛残小语”阶段，其政治功能虽说不是很突出，但是在劝善惩恶方面，已经初露端倪，有了宣扬忠孝节义思想的意识，只不过这些思想是通过作者简短的描述和对内容的剪裁来表现的。微言大义，不仔细体会容易忽视。如西汉刘向所撰的 枟列女传枠 中的“祀梁妻”，写的是齐国大夫战死，其妻悲痛欲绝，痛哭不已，城池为之崩坏。最后投水自尽的故事。故事的中心在于赞扬祀梁妻“贞而知礼”的节操。干宝 枟搜神记枠 中的 枟李寄枠“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堤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从作者的记述口吻和最后李寄斩蛇受奖的结果来看，作者是赞颂李寄的孝顺。枟世说新语枠 中的 枟自新枠篇，通过写“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的年轻人周处的迷途知返、宣传了做忠臣孝子的可贵，其政治教化的意图已经比较明显了。
到了唐朝，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走上了发展的正轨，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随着文言小说地位的提高，影响力的扩大，唐传奇的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而且在此基础上还不断派生出新的功能。在唐传奇中，除了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得到了发扬光大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那就是小说作品与政治斗争的结合，其中包括个人恩怨的意气之争，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党派之争。小说成为了政治斗争中彼此攻讦的舆论工具，这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新现象，也是在政治斗争尖锐激烈的形势下，小说政治功能极度强化的一种标志。鲁迅在谈到 枟补江总白猿传枠 时指出：“唐初又有枟补江总白猿传枠 一卷，不知何人作，……子询以江总收养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类猕猴，忌者因此作传，云以补江总，是知假小说以施诬蔑之风，其由来亦颇古矣。” 据古今学者考证，这篇小说是褚遂良为了巩固其地位，独霸书法界，而授意手下轻薄文人所作。 据卞孝萱先生考证，唐传奇中的 枟上清传枠 也是一篇带有政治目的的小说。司马光在 枟资治通鉴考异枠 卷一九中评价 枟上清传枠 为“不近人情”，至于为何不近人情，并没有具体评说。其实，是柳珵奉世交李德裕之命，杜撰了 枟上清传枠，诬蔑陆挚，为窦参、李吉甫等人洗刷，并攻击陆挚门生李绛等人。卞孝萱先生认为 枟霍小玉传枠 中对李益的描写，与史书中的记载大都不符，这篇小说也有朋党之争的色彩，李益与李逢吉、令狐楚关系友好，而蒋防与元稹、李绅过从甚密，而这双方分别属于对立的李宗闵牛僧孺集团和李德裕集团，这篇小说很有可能是蒋防利用小说攻击排挤李益的产物，而后来李益仕途上的挫折也应和这篇小说有关。再有李德裕门客托牛僧孺之名作 枟周秦行纪枠，以此来诽谤牛僧孺，则政治色彩更是浓厚。 卞孝萱先生专门著有 枟唐传奇新探枠、枟唐人小说与政治枠 二书，谈唐传奇与唐代政治的关系问题。到了宋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程朱理学占有统治地位的正统文坛，小说、戏曲是被人们看不起的，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与杂技、游戏一样的消遣品。这时党争工具已经演变为了以诗词、散文为主，这从观察北宋党争的情况中，就可以知晓，如“乌台诗案”与熙丰党争、“车盖亭诗案”与元祐党争、苏轼策题、题诗之谤与蜀、洛之争、嘉禾篇案与绍述党争等 。虽然小说仍有这方面的作品，例如，魏泰作 枟东轩笔录枠 中的政治偏见等。只不过作品的质量和数量已远不及唐朝了。
小说在元朝也是不受重视的，到了明代初期，枟剪灯新话枠、枟剪灯余话枠 两部文言小说集在继承了唐传奇的艺术传统的同时，更加强化了小说的劝善惩恶的政治功能，然而文言小说的风光在明朝中期以后很快就被洪波涌起的白话小说所替代了。白话小说承继了文言小说载道的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