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枟辽东传枠 是明代长篇章回小说，已佚。内容是写天启二年辽东战事的，天启五年传入宫中，成书似应在天启三、四年间。其中写了明朝辽东名将熊廷弼的战功，明天启五年（1625 年）八月二十一日，明朝内阁大臣冯铨利用为皇帝讲经的机会，把这本书给明熹宗看，并进谗言，说这本书是熊廷弼所作，为的是洗脱自己辽东战事失败的罪责。最后，皇帝下令处死了熊廷弼。
冯铨之所以把这本书献给皇帝，诽谤熊廷弼，一些人认为是因为该书中第四十八回有关于内阁大臣冯铨在辽东战事中，临阵脱逃事情的描写，引起了冯铨的强烈不满，所以才有此悲剧。明人刘若愚 枟酌中志枠 卷二十四言：“冯铨害经略熊廷弼者，因书坊卖 枟辽东传枠，其四十八回内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极耻而恨之，令妖弁蒋应畅发于事于讲筵，以此传出袖中而奏致熊正法。其实与贵池相公（丁绍轼）无甚与也。彼时阁中拟入圣谕，归乾断于先帝。体乾（王体乾）、永贞（李永贞）、文辅（涂文辅）会议曰：‘分明是小冯儿与熊家有隙在讲筵害他，与圣上何干？’遂以原稿上，奏请御笔增入‘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样”。
李逊之 枟三朝野记枠 卷三上：“辽难之发，涿州方任辽东布政，鼠窜南奔。书肆中有刻小说者，内列冯布政奔逃一回，涿州耻之，先令卓迈上廷弼宜急斩疏，遂于讲筵袖出此传，奏诸正法，拟谕以进。”“天启帝曾言‘顷八月二十一日，文华殿讲读毕，卿等五人面献刊行 枟绣像辽东传枠 一册，出诸袖中，合词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饰夸功，希图脱罪。’朕亲览之，竖发切齿。况屡经言官郭兴治、门克新、石三畏等形于章奏，宜即加两观之诛，庶大快万民之愤’之语。”
这两条材料都把这件事看成是熊冯之间的个人恩怨，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党争因素，涉及到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在 枟明史枠 中，则明确指出是这个事件不过是魏忠贤杀害熊廷弼阴谋中的一个步骤而已。“魏忠贤愈欲速杀廷弼，其党门克新、郭兴治、卓迈等遂希指趣之。会冯铨亦憾廷弼，与顾秉谦等待讲筵，出市刊 枟辽东传枠 谮于帝曰：‘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帝怒，遂以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 其实，这其中的内幕，当时许多人都已心知肚明。“崇祯二年，大学士韩纩等言：‘廷弼遗骸，至今不得归葬，从来国法所未有。今其子疏请归葬，臣等拟票许之。盖国典皇仁，并行不悖。使诛廷弼者按封疆失陷之条，偕同事诸臣一体赴法，廷弼九原目瞑；乃先以贿赃拷坐杨涟、魏大中等作清流陷阱，既而刊书惑众，借题曲杀，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诏许其子持首归葬。”
我们注意到 枟明史枠 中的这一段不仅指出了阉党欲杀熊廷弼，而且对 枟辽东传枠 一书的来历，也有不同的解释，“既而刊书惑众，借题曲杀”实际上已经怀疑此书是专为诬陷所作。也有人在该书艺术的粗糙上看出漏洞，按常理，如果是熊廷弼授人写作当不致文笔如此粗鄙俗陋，近乎自玷。 明代笔记 枟先拨治史枠 则明确指出这是一个设置好了的骗局，“广宁之弃，非熊也！辽阳之陷，非熊也！杨镐、王化贞安坐福堂，而独杀一弼？则弼之死，非死于法，而死于局。”
黄人的 枟小说小话枠 也说；“枟辽东传枠 曾见传抄残本，虽多落窠臼，而颇多逸闻。唯冯布政奔逃一回，即涿州与东林构怨之一原因者，则阙之矣。” 黄人（1866年—1913年）的 枟小说小话枠 编撰于1907 年—1909 年，由此可知，清代末期此书犹存。并且通过黄人的描述，我们也可以看出此书当是拼凑抄袭而成，结合这些因素，关于这部书的来历，应不排除有可能是阉党有意制作，专用来诬陷熊廷弼的。阉党挑唆明熹宗传旨处死熊廷弼，并传首九边，归根结底还是为了借此屠杀东林党人，枟辽东传枠导致的熊廷弼之死不过是阉党迫害东林党人大阴谋中的一个小插曲，其实，在辽东战事中，自始至终有党争的阴影在里面。
二
辽东地区是明朝北方的重要门户。这一带与女真、蒙古等部相邻，地理位置和边境防备意义十分重要。被称作是“京师左臂”。从明初到隆庆、万历初年，辽东局势一直是平静的。万历中期以后；努尔哈赤在建州崛起，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势力越来越大，最后发展到公然和明朝分庭抗礼，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带兵攻打抚顺，挑起了战事，从此开始了明、金之间的战争，历史上称为‘辽战’。万历、天启年间，在 枟辽东传枠 问世前的辽东几次关键性的战役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天启元年（1621 年）的辽沈之战、天启二年（1622）的广宁之战，在这些战役中，明朝军政界因为朝内党争等原因，造成了战争的失败，而且后来发生的以 枟辽东传枠 为契机的许多事情也都与这些党争有关。
（一）党争中贻误的战机
万历中期，当努尔哈赤刚刚露出壮大的苗头的时候，就有一些思想敏锐的明朝官员，尤其是一些东林党人预见到了这里的危害性，并陆续上疏言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年）十一月，东林党人叶向高指出：现在的辽东十分危急，努尔哈赤的叛乱几乎已成定局，而边境空虚，令人担忧， 李三才也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辽左阽危；必难永保。”他奏请皇帝能注意到这一点，并有所作为。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八月，熊廷弼上 枟辽蔽已极等事疏枠 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战争策略，强调未雨绸缪，并明确了自己坚守待敌的方针，呼吁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但是叶向高，李三才、熊廷弼等人的建议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当时明神宗对辽东边境的战局十分麻木，而朝中官员忙于党争纠纷，也无暇过问此事。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后，浙、齐、楚三党鼎足，东林党的实力受挫，内阁把持在浙党手中。方从哲，亓诗教、赵兴邦等人大权在握，“凡疆圉重臣边方大帅皆出此辈”， 对于东林党人的这些意见，权柄在手的浙党根本不屑一顾。就这样，因为党派的意见分歧，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军机大事在彼此党派之间的纷争敌对中被忽视了，出于党派私利考虑，朝廷主要官员不听忠言，一意孤行，致使坐失良机，养痈遗患，直接酿成了后来的祸端。
（二）党争导致的初战失败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后金攻下了抚顺，这时明朝朝廷上下才大为惊骇。浙党官员也开始手忙脚乱起来，方从哲举荐浙党的亲信杨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但是杨镐缺乏军事才能，在万历二十五年援助朝鲜的战争中，他在战场上，望风而逃，是浙党的沈一贯百般为他掩盖，才使他逃过了惩罚。 浙党不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擅自委派无能的手下亲信担任边关要职，应该说此举就已经埋下了辽东战事失败的伏笔。浙党为了能在党派斗争中占得上风，挽回因为忽视东林党人意见而造成的名誉损失，推卸贻误战机的责任，急需一场胜利来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因此急求速胜。他们根本不了解前方的实际局势，并没有把后金放在眼里，盲目地提出了“大张挞伐，以振国威”的战略原则。这个脱离实际战况，纸上谈兵的战争计划遭到了一些官员的反对，但浙党官员一意孤行，杨镐带着这种战略部署到了前线，方从哲还是放心不下，连连去信要求他进兵。杨镐按着他们的部署，催促手下的将士，将士反映地形不熟，不能贸然进兵，杨镐竟大怒，要对他们军法从事，并在军门悬挂了一把剑，威胁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将士们只好硬着头皮开战，萨尔浒一战，兵分四路，贸然挺进，结果是三路败北，一路无功。这种失败早就在东林党人的预料之中，战事甫定，东林党人就带头上疏弹劾浙党的方从哲和赵兴邦，其中礼部主事夏嘉遇、张新诏，给事中祝耀祖，御史杨鹤的奏章尤为严厉，但是浙党官员并没有反思他们决策的失误，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抨击东林党人是“借事发端，党邪害正”，在这场唇枪舌剑的争论中，浙党又一次占了上风，结果方从哲依然留任首辅，而且赵兴邦又官升至太常少卿。萨尔浒战败没有使明朝官员从党争中清醒过来，反而又进一步激化了党争，辽东战事的决策在党派斗争中，变得日趋复杂了
（三）党派较量中的将领更迭
萨尔浒战败后，方从哲为了能继续把持辽东前线的指挥权，竟仍然想让杨镐继续担辽东经略。但是因为方从哲和浙党的声誉已经因这次败仗大大受损了，方从哲本人虽说保住了自己的官职，但他继续袒护杨镐的企图却没能实现。最后经过廷议，东林党人支持的熊廷弼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熊廷弼是江夏（武昌）人，本来是属楚党。而且和东林党也曾有过矛盾，在熊（廷弼），荆养乔分袒事件中，一部分东林党人曾主张行勘熊廷弼， 而熊廷弼也曾和浙党在一起排挤过东林党人，枟明史·熊廷弼传枠 曾有“廷弼为御史时，（刘）国缙、（姚）宗文（浙党）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的记载。 熊廷弼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出任辽东巡按后，反对浙党和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的政策，在辽东用兵问题上，他一贯主张“以守为上”，也与浙党速战速胜的策略完全对立，因此逐渐和浙党反目。由于在辽东政策上的所见一致，熊廷弼和东林党人越走越近，这次在东林党人的支持下，他担任了辽东战事的指挥者。在浙党看来他已经是东林党的一员了，所以后来阉党公布的东林党人榜中，熊廷弼赫然在目。
这次熊廷弼到辽东不仅得到了东林党人的帮助，而且还得到了皇帝的支持。出发前，他向皇帝进言：“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敌未破开原时，北关、朝鲜犹足为腹背患。今已破开原，北关不敢不服，遣一介使，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腹背忧，必合东西之势以交攻，然则辽、沈何可守也？乞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毋窘臣用，毋缓臣期，毋中格以沮臣气，毋旁挠以掣臣肘，毋独遗臣以艰危，以致误臣、误辽，兼误国也。”“疏入，悉报允，且赐尚方剑重其权。” 神宗又降旨：“恢复开原乃御虏安边急务，应用兵马、器械、钱粮、刍豆等项，着各衙门火速处办，刻期齐备，毋得借口缺乏，致误军机。” 雄心勃勃的熊廷弼到了辽东以后，大刀阔斧，严肃军纪，“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以祭死节士。诛贪将陈伦，劾罢总兵官李如桢，以李怀信代”，接着又加强防务，“督军士造战车，治火器，浚濠缮城，为守御计。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乃上方略，请集兵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儿、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更挑精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 经过一年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好景不长，浙党不仅没有从萨尔浒失败中吸取教训，反而出于党派的偏见，一再苛责熊廷弼。在方从哲的支持下，姚宗文、顾慥、冯三元等不断攻击弹劾熊廷弼。其攻击的主要内容是诬蔑熊廷弼出关一年，毫无进展，没有系统的对敌政策，不去发兵攻打敌人，而是忙于修建守卫工程，这些显然是萨尔浒之战前，浙党急于求战的陈词滥调。 面对浙党官员的无理指责，熊廷弼在给皇帝的上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萨尔浒战败后，方从哲、姚宗文等各愀然禁口，不敢道一战字，比见臣收拾才定，而愀然者又复哄然，急急责战矣，毕竟矮人观场，有何真见？” 浙党表面上是对熊廷弼指责，实际上真正的矛头是指向支持熊廷弼的东林党人，他们不甘心浙党速战速胜政策的失败，而让东林党人的坚守政策得以顺利贯彻，不愿意看到东林党人支持的将领取得成就，反衬出浙党的无能及其亲信将领的平庸。东林党人也不示弱，为了反击浙党的进攻，他们不断上疏为熊廷弼辩护。杨涟就上疏指出：”“经略熊廷弼或能力抗强兵。保全孤城，亦末可知。万一积衰之势屡被人言，方寸且乱，将土骄玩，威令难行，斯时精锐既尽，心胆俱寒，一路备御全空，手足莫措；谁为皇上共守此封疆者。” 当神宗对熊廷弼大力支持的时候，这些浙党的聒噪还不能对熊廷弼造成太大的影响，熊廷弼对流言蜚语表示气愤，想要辞官的时候，神宗还好言挽留，“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倚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 但是，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驾崩，熊廷弼就无法抵挡言官一再弹劾攻击。再加之熊廷弼为人耿介，“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 不对浙党当权者卑躬屈膝，贿赂示好，所以尽管有东林党人的大力支持，最后还是被罢了官。朝廷委派对浙党言听计从的袁应泰任经略，袁应泰上任后，采取了和熊廷弼完全相反的方针政策，和杨镐一样一切都按浙党的部署执行。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 熊廷弼全力倾注在防守的整备上，而袁应泰不顾实力对比和形势的变化，一味强调进兵，熊廷弼苦心经营，已经初具规模的辽东防线被毁于一旦。因为袁应泰执行的是不折不扣的浙党错误战略，所以重蹈杨镐的失败覆辙，最后导致了沈阳、辽阳的溃败失守，而他自己也在辽阳城破后，无计可施，唯有自杀谢罪，成为了浙党错误政策的牺牲品。辽、沈之败，使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对明朝大为不利，相反后金的力量则快速壮大起来，羽翼丰满，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威胁。所以“论者谓明之亡，神宗基之，而从哲其罪首也。” 尽管在这场斗争中，东林党失利了，但是在熊廷弼被解职后，东林党人仍然反击浙党，继续为熊廷弼辩护。御史周宗建上疏直斥方从哲，他说：“始宜设奇夺抚顺；而马上督战，既宜坚用熊廷弼，面阅视一遣，复乱人心，皆宰臣之无识，……至于今日新臣（指袁应泰）受事，唯有固其胆志，密其防御，守廷弼已效之规，此又今日不易之定著也。” 左光斗在 枟天意未尝亡辽疏枠 中也为熊廷弼的坚守政策辩护，指出，“如臣之言，幸而辽阳能守，腹里不虞。二、三年间，休养生聚，再图挞伐，社稷之灵也。”
（四）党争中的将领间的相互牵制内耗
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在党争中一度占了上风，又夺回了朝廷的决策权。在辽东战事的谋划中，当然还是采用了熊廷弼，熊廷弼受命再度出山。东林党人重用熊廷弼并非是出于党派私利，而是赞赏熊廷弼的边境政策，钦佩他的能力，大学士刘一燝甚至认为“今日急著，非经略熊廷弼不能办事。” 御史江秉谦更是历数熊廷弼以前守卫辽东的功绩，主张“辽事之不可无廷弼也。”就这样，天启元年（1621 年）六月，熊廷弼肩负着东林党人的厚望，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身分再次经略辽东。他本人对这次复出也极为谨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提出了“三方布置策”。所谓“三方布置策”，包括：（一）广宁用马步军列垒河上，阻止后金的正面进攻；（二）天津、登莱并设抚镇，督水师不断袭扰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动摇后金人心，伺机收复辽阳；（三）山海关适中之地，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辽、沈失陷后广宁成为明与后金双方必争之地，战略上十分重要。三方布置策目的在于海陆配合，确保广宁。在当时，这是切实可行的。然而，熊廷弼却遇到更大的阻力。 因为这时，在党派斗争中，失势的浙、齐、楚等党为了继续与东林党抗衡，投靠了势力逐渐壮大的魏忠贤，组成了横行朝廷、把持朝政的阉党，以前东林党与诸党的党争，已经演变为了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可以架空皇帝，矫传圣旨，因此东林党的失败已成定局。这时，熊廷弼率领五千兵据守右屯，而受到阉党支持的巡抚王化贞则统兵十三万于广宁，势力相差悬殊，熊廷弼徒具经略的虚名，辽东实际兵权已掌握在王化贞手中。同以前的辽东战略分歧一样，两人在是坚守待机，还是尽快出战的问题上又出现了意见分歧。熊廷弼在充分调查实际战局后，提出了继续坚守待机的主张，而王化贞则秉承阉党分子兵部尚书张鹤鸣的旨意，力主出战。在这种情况下，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大战未开，而祸起萧墙，有阉党支持，并且大权在握的王化贞自然占了上风，结果贸然出击，又重复了前面两次大战的失败结局。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王仁贞出战失败，广宁陷落。
三
广宁失陷后，阉党把矛头指向了熊廷弼，想要借此重创东林党，因此东林党人和阉党的斗争形式表现为对这次战争责任的追究。阉党弹劾熊廷弼“失地丧师，例应正法”，而东林党人则为熊廷弼辩护。杨涟等人上疏认为：“廷弼奉守关之旨，不可谓逃，又不可与化贞同例。” 周朝瑞、惠世扬、侯震旸、刘弘化、熊得阳、江秉谦等进—步上疏弹劾张鹤鸣的力主骤战，“党庇王化贞，令之不受经略节制，雠熊廷弼而不与关上兵，且挠其三方布置，封疆破坏”。 周嘉谟也弹劾张鹤鸣“主战误国。” 在三法司会审时，顾大章指出广宁失陷，“难尽诿廷弼之掣肘，尽抹廷弼之先见”。周宗建则针对圣谕“经抚同罪”，讽刺地说两个人走路，一人走东边，一人走西边，走东边的人掉到了坑里，却诬蔑是走西边的人罪过，这如何能令人信服。 不过这时的阉党已经强大到可以颠倒黑白，肆意妄为的程度，所以这些争辩只能是徒劳无功的。
广宁之败应该说是王化贞不知用兵、却盲然冒进造成的。主要罪责在王化贞而不在熊廷弼，但是由于阉党把持朝政，欲借熊廷弼一事镇压东林党人，于是魏忠贤等人把熊廷弼问成死罪。天启四年（1624 年）孙承宗曾请贷杨镐、熊廷弼、王化贞死罪，继续遣边戌用，这件事本来与杨涟、左光斗毫无关系。天启五年（1625年）二月，魏忠贤等人指使工部主事曹钦程诬称东林党人赵南星、周宗建等受熊廷弼赂，五月又牵连到杨涟、左光斗、缪昌期、袁化中、惠世扬、毛士龙等人，所以，天启五年（1625年），熊廷弼与杨涟等人先后被害。熊廷弼临刑前还想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的边关策略，可见对党争的严酷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最后不仅被杀害，还被“传首九边”。而广宁陷落直接的责任者王化贞，因为是阉党亲信，所以被包庇，一直到阉党垮台后，祟桢五年（1632年）才被处决，在这个党争事件当中，小说 枟辽东传枠 起了道具的作用，至于冯铨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帮凶而已，并非是像前面的笔记材料中所说熊廷弼是因为与冯铨的个人恩怨丧命。应该说，熊廷弼以一将领身份主持边政，却因党派斗争，侧身东林，与阉党结仇，最终死于非命，“不死于封疆，而死于门户” 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明朝的悲剧。
而那个直接参与陷害熊廷弼的冯铨，崇祯时定为逆案，废弃不用，在家涿州闲居。清兵进入北京以后，以书征招，铨闻命即至，并抢先带头剃发，卖身投靠，多尔衮赐以所服衣帽并鞍马银币 。赐衣帽在清是一种特殊的礼遇，冯铨还被任命为明代时原来的官职继续在内院办公，冯铨处处卑躬屈膝，对上阿谀逢迎，同在一起办公的大学士范文程就很鄙视他：“旋召冯铨至，赐靴帽，与清相范文程翰林王文奎并坐门下，铨匿其齿，范戏之曰：犹自谓美少年也。铨日从习满语清字，范曰：毕竟冯公经凿混沌开，聪明与人不同也。铨恬不知愧，复以为荣。 冯铨当时很得多尔衮的信任，在内院佐理机务，并职司票拟。很多情况下为多尔衮出谋划策，邀赏请功。 一个热心诬陷他人的阴谋者最后成了厚颜无耻的投降者，这也很合乎他的人生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