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不得不离开德国，她当年跟韦尔费林教授进修艺术史，这一门东西跟我的爱好相距遥远，不过我们迅即取得谅解，不打算结婚。汉娜也确实不想结婚。前面已经谈到过，完全撇开我父母的原因不谈，我们两个也过于年轻，我的父母亲认为汉娜是十分讨人喜欢的，但是担心我要是跟一个半犹太血统的女孩子结婚的话，对我的前途会带来影响，这种担心叫我十分恼火，简直叫人勃然大怒。我已准备好跟汉娜结婚。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情况，我觉得负有义务，那时，她在慕尼黑任教授的父亲已被保护性看管。这是所谓恐怖神话的时代，就我来说是不会对汉娜弃之不顾的，我不是个胆小鬼，且不说我们真正相爱。我清楚地记得纽伦堡党代表大会那个时期，我们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公布种族法。委实是汉娜当年不想结婚；我是准备好结婚的。当我听到汉娜在十四天之内必须离开瑞士的时候，我在图恩担任军官；我立即赶到苏黎世，偕同汉娜去外侨警察局，在那个地方我穿军服也无济于事，我们总算见到了外侨警察局局长。今天我还记得，他阅看汉娜送呈的信件，叫人把有关卷宗拿来，汉娜坐着，我站着。随后他善意地问道，这位小姐是不是我的未婚妻，我们为此困窘得不知所措。我们应该理解：瑞士是个小国，没有地方容纳无数的逃亡者，给予政治避难庇护权，可是汉娜有足够的时间办理移居国外的手续。接着卷宗终于证实了情况，这根本不是汉娜有过的打算，而是一个同名同姓的女政治流亡者，这个女人已移居到海外去了。各方面都舒了一口气！我在接待室里拿着我的军官手套和军官帽，这时汉娜再一次被喊到问讯处窗口去，汉娜气得脸色煞白。她还得对错寄到她家里的信件付十拉本的邮费。她对这件事情气得要命！我认为这简直是笑话。可惜我在当天晚上非得返回图恩，上我的新兵那儿去；在那次旅途中，我已拿定主意跟汉娜结婚，如果对她撤销居住许可的话；在这之后不久（要是我没记错），她的老父亲在保护性看管中去世。前面谈到过，我已拿定了主意，但是这种打算并没有实现。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缘故。汉娜一直十分过敏，变幻不定，具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气质；如同约阿西姆所说：亢奋与消沉无常。当时，约阿西姆只见过她一两次，这是由于汉娜不想跟德国人交往。我向她发誓，约阿西姆是我的朋友，不是纳粹分子；但是无济于事。我理解她的疑虑心情，撇开我们的利害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点不谈，但是她这种态度叫我难堪。我管她叫幻想女士和艺术仙女，为此她管我叫同性恋者法贝尔。我们有时也发生正常的争执，譬如说，我们从剧院出来，她一再坚决邀请我上哪个地方去；汉娜一方面对我所接受不了的共产主义具有好感，另一方面有神秘主义癖，这是为了避免说：有歇斯底里癖。我生性是脚踏实地的这一种类型的人。在我看来，尽管如此，我们待在一起仍是幸福的，实际上我确实不清楚，当年为什么没有结婚。这件事就是没有实现。我认为，我跟我父亲截然不同，我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我只不过跟多半不到三十岁的男人一样，做父亲过于年轻，过于不成熟。前面谈到过，我还在撰写我的学位论文，并且跟父母住在一起，汉娜对此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常在她的小屋内相聚。埃舍尔？维斯公司在那个时候招聘，这对于年轻的工程师来说是一次机会，这件事情叫我担心的不是巴格达的气候，而是待在苏黎世的汉娜。当时她已经怀孕。我听到她说出这个情况，赶巧是我在跟埃舍尔？维斯公司首次商谈的那天，我个人这方面已拿定主意，尽可能快地赴巴格达就职。她坚持认为，我是吓坏了，直到今天，我还不能接受这种看法，我不过问了一声，你拿准了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实事求是和具有理性的问题，我只是觉得，她说得那么肯定的情况并不见得可靠；我问：你去看过医生了吗？这同样是一个客观对待和可以被容许提出的问题。她没有去看过医生。她自己清楚这桩事情。我说：我们再等十四天。她由于已经完全拿准，就笑了起来。我必须承认，汉娜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只不过是没有说出来罢了；我仅仅觉得在这一点上是被蒙骗了。我把手按在她的手上，一时想不出更多的主意，这是个事实。我喝咖啡，抽烟。她感到灰心丧气！我没有因为做爸爸而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是事实，同时政治形势过于严重。我问：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上那儿去看看的医生？当然我不过是认为，她得让人检查一下。汉娜点点头。她说，这不成问题，可以让人检查！我问：你打算怎么样？后来汉娜一口表示，她不想要孩子，我感到舒了一口气，简直高兴得不得了。因此我本来要用手臂搂住她的肩膀，这时她哭起来了。她自己不想再谈论这件事情，随后我就谈到埃舍尔？维斯公司，谈到在巴格达的工作，谈到完全有可能实现一个工程师的专业抱负。这些话全然跟她的孩子问题无关。我甚至讲到，我会在巴格达挣多少钱。我还逐字认真说清楚：如果你想要孩子，那么我们当然就得结婚。她后来责怪我，说了“就得”这两个字眼！我坦率地问过：你打算结婚吗，打算或是不打算？她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对此应该怎样看。我在和约阿西姆下棋的当儿，跟他商量了很多事情；约阿西姆告诉我，在医学方面照例是不成问题的，他随后谈到法律方面，如果能搞到必要的鉴定，照例也是不成问题的。接着他装上一斗烟，眼睛盯着棋盘，因为他原则上不赞成这些主意。如果我们，我和姑娘要求他帮忙的话，他答应帮忙（他是经过国家考试及格的医生）。我对他十分感激，稍许有点尴尬，但是感到高兴的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了不起的事情；他只是说：轮到您走子了！我告诉汉娜，一切都不成为问题。这时，突然要了结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是汉娜，她收拾箱子，突然产生一种荒唐的想法，回慕尼黑，我站到她面前，劝她冷静下来；她唯一的一句话：一刀两断！我是说过：你的孩子，没有说：我们的孩子。这就是汉娜对我不能原谅的事情。
帕伦克离开大种植园，按直线距离计算，还不到七十英里，我们说：驱车行驶一百英里算不上一回事，如果像是一条大道那样的路程，那当然就不在话下，然而这条唯一通向我们目的地的道路，在废墟的附近就到了尽头，它一下子就在苔藓和羊齿草丛中消失不见了……
好歹我们的车子还在往前挪动。
第一天我们跑了三十七英里。
我们轮换着开车。
第二天跑了十九英里。
我们干脆就对着方位开车，这时，不用说车子处在刚好容许通过的小道中，顺便谈一谈，从远处看灌木丛是那样郁郁葱葱，但灌木丛中到处都有一片片的开阔地带，甚至还有畜群，可是没有看到牧人，幸亏没有碰上较大的沼泽地带。
远方打着忽闪……
天一直没有下雨。
油箱碰撞得哐啷哐啷地作响，叫我恼火，我多次停下车来，把它固定紧，但是在满是树根和腐烂树干的地面上行驶半小时后，油箱又哐啷哐啷地响了起来……
马塞尔吹着口哨。
他虽然坐在人被颠得摇来晃去的后座，却像小男孩一样吹着口哨，高兴得像是参加一次学校远足，唱了几个小时的法国儿歌：
这是一条小船……
赫伯特变得比先前沉默寡言。
我们几乎没有谈论约阿西姆……
一些秃鹫叫赫伯特忍受不了；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些秃鹫是绝对不会伤害我们的，绝对不会伤害我们一根毫毛，它们只是有一股臭气，就跟食腐尸的兀鹫眼睁睁等待着的情况一样，它们的样子丑陋，我们总是碰到它们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几乎无法把它们吓走赶跑，它们如果正在啄食，按响所有的喇叭也无济于事，它们只是飞来飞去，绕着撕扯开来的腐烂兽尸跳跃，决不舍弃腐尸飞走……有一次，赫伯特大动肝火，坐到方向盘前；他突然开足马力……将车子冲过去，冲进黑压压聒噪着的鸟群中，直冲而过，只见卷起一阵黑色羽毛的漩涡！
之后，这些玩意儿就粘到轮胎上面。
有好几个小时，我们都一直感到一股带甜味的臭气，直到我们闻久了才辨不出其味；这些玩意儿嵌在轮胎的凹槽里，只好艰难地用手顺着一条又一条凹槽去抠掉，除此别无其他办法……幸亏我们有朗姆酒！我认为，没有朗姆酒，我们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理智，最多在第三天，就已经掉头折返了。
我们不清楚待在什么地方。
在纬度十八度的一个什么地方……
马塞尔又唱起这是一条小船，或是又闲扯到深更半夜……谈到科尔特司和蒙提苏玛（这是历史事实，说得还对头），又谈到白种人走下坡路（天气实在是太热和过于潮湿，我不想对此进行反驳），谈到西方技术人员灾难性的虚假胜利（他把科尔特司当做技术人员，因为他有火药！），我记得，他的整个报告谈到印第安人的心灵，谈到古老的众神必然再度出现（在投掷氢弹以后！），谈到由于盘尼西林而使死亡绝迹（原话！），谈到地球上整个文明地区的马基精神倒退等等。赫伯特听到他懂得的马基这个字眼醒过来了，他问道：马塞尔在说些什么？我说：艺术家扯淡！我们让他去议论那些有关美国没有前途的理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试图美化生活，然而生活是不容美化的……
我千方百计地想睡着。
马塞尔谈到我的工作，更确切地说，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人员是白人传教士的最后翻版，工业化是日趋衰微种族的最后福音，生活水平取代了生活意义……这时，我才发作起来。
我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
马塞尔一口否认。
第三天，我们又穿越灌木丛，没有发现一个迹印，干脆就对着危地马拉的方向开车，我对这种情况实在受够了。
我主张掉头回去。
“因为这是白痴行为，”我说，“简直是靠碰运气往前面开，一直开到我们用完汽油才罢休。”
赫伯特取出他的地图……
我感到恼火的是：每口小水塘里都有水蜥，每个当天的积水潭里都聚集着水蜥，成堆地，散发着一股发酵的腐腥味。
在令人欲呕的地方繁衍！
我了解这种比例为1：500，000的地图，它甚至放在放大镜下面，除掉一张白纸以外，也看不出什么玩意儿：一条蓝色的小河，一条笔直的国境线，一片空荡荡的白颜色中一根纬度线！……我主张掉头回去，我并不是害怕（怕什么！），但这确是毫无意义，只不过为了叫赫伯特高兴，我们还继续往前行驶，倒霉的是，在这以后一会儿工夫，我们真的来到一条河边，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河床，这肯定是乌苏马辛塔河，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分界线，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地方，一部分已干涸，一部分满盈的河水看上去几乎并不流动，无法一下横越过去。但是必定会有一处不用桥梁也能横越的地方，虽然我想洗个澡，可是赫伯特不让片刻停息，他开着车子沿着河岸行驶，终于找到了一处可以横越过去的地方，后来证实，约阿西姆过去也是在这里横越过去的。
我下河洗澡。
马塞尔也同样下河洗澡，我们仰卧在水面上，闭紧了嘴巴，免得吞进一丁点儿河水，河水浑浊而且温热，有一股恶臭气味，每动一下都泛起白色的泡沫，好歹还是水，只不过这些数不清的水准仪般的气泡叫人感到讨厌，赫伯特催着赶路，而且担心这儿可能有蛇。赫伯特停留在岸上。我们的越野车一直到轮轴都陷在滑溜的泥灰岩里（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赫伯特给车子加汽油……
蝴蝶密集。
我在水里看到一只生锈的油箱，从这情况来推测，约阿西姆（不是他还有谁？）也曾在这个地方给车子加过汽油，我一声没吭，而是继续洗澡，此刻赫伯特正想方设法把我们的越野车从滑溜的泥灰岩中开出来……
我主张掉头回去。
毒虫，没精打采晃动着的阳光，褐色水面上的白色泡沫，尽管这一切骤然叫我感到恶心，但我还是泡在水里，我仰卧在水面上往上看，只见当空一片翠绿，尺把长的棕榈叶，纹丝不动，槐树纤巧对称的叶子，地衣，气生根，纹丝不动，有时有一只红色的小鸟掠过河流的上空，此外在淡白色的天幕下面就是死？般的寂静（在赫伯特没有开足马力的时候……），太阳像是被棉花包住，黏滞而又酷热，具有一圈彩虹光环，雾气弥漫。
我主张掉头回去。
“因为这是胡闹，”我说，“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找到该诅咒的大种植园……”
我主张进行表决。
马塞尔也赞成折返，因为他眼看假期已快结束，赫伯特成功地将越野车开到了对岸，这时问题仍然只在于使赫伯特确信，没有看到任何迹印再继续往前开是胡闹。他由于无法驳倒我们的理由，开头骂了我一顿，随后就默默地倾听。要不是马塞尔打岔的话，我本来已将他……
“呶，”马塞尔大声嚷叫道，“纳喜轿车的迹印！”
我们以为这是开玩笑。
“可是你们瞧，”他叫道，“可不是开玩笑！”
这些板结的迹印一部分已被水冲刷模糊，它也可能是板车的轮迹；而在别的地方，按照在地面上印下的形状，我们确实无疑地辨认出这是汽车轮胎的花纹。
我们终于找到了迹印。
上面已经说过，否则我就不往前行驶了，一切就会是另外一番情况（我不会摆脱这种想法）……
现在不好掉头回去了。
（遗憾！）
第四天早晨，我们看到两个印第安人，他们各自手里拿着长弯刀越过田野，跟赫伯特曾在帕伦克看到、并把他们当做凶手的那两个人一模一样，他们的长弯刀是用来收割作物的，而不是用来干别的什么。
接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烟叶田……
天黑以前就有希望赶到那儿，这使得我们比先前任何时候还要激动，再加上天气比先前任何时候还要炎热，周围尽是烟叶田，当中夹杂一些坟墓，人种的庄稼，长得挺拔茁壮，但是四处看不到一个人影。
迹印又消失不见了……
重新寻觅轮胎花纹！
一会儿工夫，太阳西坠了；我们站在我们的越野车上面，将手指搁在嘴里打着唿哨，使尽力气地吹得响亮，我们必须到最靠近的村子里打尖。我们打着呼哨，按着汽车喇叭，在这当儿太阳已经沉到绿色的烟叶丛中去了……它像膨胀变大了，在弥漫的雾气中有如一个充满鲜血的泡泡，又像是一只腰子或是别的什么玩意儿，叫人看了讨厌。
月亮同样叫人看了讨厌。
我们只不过还没有分头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各自噔噔地奔往一个方向去寻觅轮胎的迹印。我们分配了各自去搜觅的地区，谁发现一点什么轮胎的迹象就得打呼哨。
只有禽鸟的啸鸣声……
已是月色溶溶，我们还在寻觅迹印，直到赫伯特碰到了一些秃鹫趴在一具驴尸上……他失声尖叫起来，掉头就跑，怒不可遏地用石头掷这些黑鸟。驴子的双眼已给啄掉，两只血淋淋的窟窿，舌头也同样遭殃；在赫伯特还在不住地扔石头的当儿，这些秃鹫使劲地从死驴的肛门里扯出直肠。
这就是我们的第四天的夜晚……
我们再没有可以喝的东西了。
我累得要死，大地像是火烧过一般发热，我蜷缩着身子，双手托住耷拉的脑袋，在淡蓝色的月光中似乎汗流不止。萤火虫满天飞舞。
赫伯特踱来踱去。
只有马塞尔在睡觉。
蓦地，我没有再听到脚步声，赫伯特站立在死驴的那个地方，没有向轻快走动着的禽鸟扔石头，而是站在那儿出神地端详着这个场面。
禽鸟啄食了整整一夜……
月亮终于沉落到烟叶田里，笼罩在田野上空的潮润的乳白色雾气消失了，我终于入睡，但只睡了一会儿工夫。
太阳又出来了。
我们在没有道路的原野上开车出发的时候，秃鹫已吃饱了，栖息在四周的树上，死驴就地躺着，像是一具剥制的标本；这片田地属于亨凯？博施有限公司，赫伯特是这家公司的代表和老板侄子，他承担在烟叶田中间开车行驶的责任，像先前一样一声不吭，这样的做法真愚蠢，车子过后，留下一条被碾平了的烟叶的轨迹，但是我们别无其他办法，我们打呼哨，按汽车喇叭，往常像这样子重复，已足够引起人们注意，现在却没有获得任何反应……
太阳升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