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湖州事变”的处理，《宋史·理宗纪》是这么记载的：
理宗宝庆元年（1225）春正月，“竑乃遣王元春告于朝而率兵诛贼。弥远奏遣殿司将彭任讨之，至则盗平，又遣其客秦天锡托宣医治竑疾，谕旨逼竑死”。
这则记载说明，王元春到临安（杭州）报告湖州事变的消息，史弥远得知后立即向皇上（太后垂帘听政）禀报，朝廷决定派遣殿司将彭任前往湖州讨伐，又遣秦天锡前去，“谕旨逼竑死”。关于湖州事件对济王赵竑的处理，前有“奏遣”、后有“谕旨”，所以赵竑的死，是当权者（理宗、杨太后、史弥远）的共同决策，也就是“朝廷”之意。后来当真德秀当着理宗的面讲应为济王封赠与立嗣问题时，理宗断然回答：“朝廷待济王亦至矣。”而后，乔行简谈及济王问题时，理宗也回答说：“朕待济王，可谓至矣。”
《宋史·理宗纪》这则记载到元代人编写济王《镇王竑传》时就进行了修改，把“弥远奏遣殿司将彭任讨之”改为“弥远命殿司将彭任讨之”。到明代陈邦瞻编写《宋史纪事本末》时对这则记述做了更大的修改。他写道：
元春至行在，史弥远惧甚，急召殿前司将彭任帅师赴之，至则事平矣。
弥远忌□，诈言□有疾，令秦天锡召医入湖州视之。天锡至，谕旨逼□缢于州治，以疾薨闻。
仔细对比这两则记载，有明显的不同。陈邦瞻把《宋史》原文中的“弥远奏遣”改为“弥远急召”，把“讨之”改为“赴之”。
这一改动非同小可，事情的性质全变了！“奏遣”彭任“讨之”，是说该事是史弥远奏经理宗和垂帘听政的杨太后审批同意的，事情的性质是湖州“叛乱”，因而用兵“讨”伐，谕旨赵竑自缢。而陈邦瞻把“弥远奏遣”改为“弥远急召”，这就把出兵湖州之行说成未经朝廷同意，是史弥远出位专兵，无法无天。陈邦瞻把原来的“讨”字改为“赴”字，这就掩盖了湖州事变是反叛的性质。当然由此出发，再讲“谕旨”逼竑缢于州治，这样就把对整个事情处理的“朝廷决策”变成史弥远凌驾于理宗与太后之上的个人“擅权”，是史弥远个人下令，赵竑自缢了。
其实，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想到，像湖州事变这样反叛朝廷的大事，史弥远能撇开理宗和垂帘听政的杨太后自己独断专行么？假定说理宗年轻，史弥远可以不顾，但年岁比史弥远大几岁的太后他能逾越吗？
特别必须指出，陈邦瞻还对史弥远作了许多艺术性的形象描绘，使用了“惧、忌、诈、令”等字眼，说“史弥远惧甚”，“弥远忌竑，诈言竑有疾”，“令秦天锡”等等。
所有这些举动，我觉得都围绕着一个目的，就是把史弥远妖魔化成一个“专横跋扈”、“擅权独断”、“又奸又恶”的奸相。
几百年来，宋史学家为了把史弥远“塑造”成“奸相”的形象，“艺术”上也多有创新。他们往往在最关键的地方篡改历史，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这事告诉我们，史弥远这个人的形象就是历代的宋史学家这样精心“塑造”出来的！当然，其逆定理也是成立的。这就是：宋史中有些形象十分高大的君子，也是经过他们这样精心“塑造”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