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奸臣总是同忠臣相对而生，昏君往往与奸臣相伴同行，只有明君才能得贤相，昏君才会出奸臣。根据这种逻辑，《宋史》的大总编讲史弥远“幸帝耄荒，窃弄威福”；其他一些学者，为了把史弥远说成奸臣，不但说宁宗“不慧”，而且把他说成是“白痴”。这样一来，如何评价宁宗的问题，也就成为一个同评价史弥远不可分割的问题。
宁宗是不是“白痴”，我们不妨看史学家对他的评价。
对宁宗赵扩的评价见之于历史资料的基本上是三家。一是《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无名氏。无名氏认为：
帝慈仁恭俭，出于自然。早亲师儒，留意学问。黄裳在王府五年，辅导尤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以及三代、唐汉治乱得失之数，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议论之要，莫不为帝言，随事献规，率多补益。帝尝曰：“黄翊善之言亦难堪，惟我则能受之。”彭龟年性鲠直，有闻必告，帝亦未尝不从也。即位之日，首召朱熹于长沙，以备劝讲。因议置讲读官十员，各专一书，不以双只，日必二讲。又复坐讲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赵汝愚当国，方欲引裳共政，未两月而裳卒，帝始无所亲倚，韩侂胄以导达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龟年既以论侂胄而退，贵戚吴琚谓人曰：“上初无坚留侂胄意，有一人继言之，去之易尔。”而一时台谏皆其支党，执政大臣又与之表里者，卒稔其恶，以底大僇。开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谕大臣曰：“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圣意可知矣。
在位三十年，池台苑囿无所增置，府库之财未尝妄费，袴屣虽弊，或加补濯，而爱民之心始终弗替。一遇水旱，忧见颜色，御众临下，率从宽简。故吴曦以世将据蜀，不劳资斧而授首；江、淮、湖岭之区盗寇或作，旋即底定，皆履信思顺之所致也。升遐之日，远迩哀慕。昔先民邵雍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叶，居其一焉，中兴四叶，享国九十有八年。上视先朝同一轨辙，深仁厚泽浃于海隅，垂裕后昆，有衍无极。呜呼，美矣！
二是《宋史全文》中的无名“史臣”。史臣曰：
国朝自建炎再造，至于绍熙庆元之交，正学兴行，治效彰灼。一时人才于斯为盛，实乾道之培养也，而宁宗皇帝得而用之。观夫上畏天戒，下畏民岩（多言多语），帝之心也。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帝之行也。故其初年忠实之士聚于朝廷，四方响风骎骎乎有庆历、元祐之望。逮戚幸盗权之始，士之见微虑远者，逆折其锋，虽窜斥而不悔，厥后起于废锢之余，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终赖之。盖君子小人消长之分，系乎天下，国家安危之决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谨也。且夫，庆、泰、禧、定之间，中外多虞，事机沓至，而帝信厚谦慈，罔有逸德，仁念纯熟，对于神明，卒保□安以贻后嗣。书曰：我受命无疆维修，以今推之，讵不信哉！
三是《宋史》的大总裁欧阳玄。欧阳玄说：
宋世内禅者四，宁宗之禅，独单事势之难，能不失礼节焉，斯可谓善处矣。初年以旧学辅导之功，召用宿儒，引拔善类，一时守文继体之政，烨然可观。中更侂胄用事，内蓄群奸，至指正人为邪，正学为伪，外挑强邻，流毒淮甸。频岁兵败，乃函侂胄之首，行成于金，国体亏矣。既而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至于皇储国统，乘机伺间，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虽然，宋东都至于仁宗，四传而享国百年，邵雍称为前代所无。南渡至宁宗，亦四传而享国九十八年，是亦岂偶然哉。惜乎神器授受之际，宁、理之视仁、英，其迹虽同，其情相去甚远矣。
从以上三家对宁宗的评价可见：前两家对宁宗的个人品质一致予以肯定，认为宁宗“慈仁恭俭”，“在位三十年”“爱民之心始终弗替”，“御众临下，率从宽简”，能做到“履信思顺”，“上畏天戒，下畏民岩”，“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庆、泰、禧、定之间，中外多虞，事机沓至，而帝信厚谦慈，罔有逸德”。尤其是《宋史全文》中的“史臣”，认为诛韩侂胄之后，“盖君子小人消长之分，系乎天下，国家安危之决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谨也”。对嘉定十七年的历史予以充分肯定。
但《宋史》“赞”就截然不同。整篇文字，对宁宗除了对“初年”说了“一时守文继政之体，烨然可观”一句肯定的话，而这一句肯定的话亦归功于“旧学辅导之功”。这“初年”从朱熹被召之日算起到朱熹被罢之日结束，总共只有三个月。自“中更侂胄用事之后”，至全文结束，用了“国体亏矣”，“弥远擅权，幸帝耄荒，窃弄威福。至于皇储国统，乘机伺间，亦得遂其废立之私，他可知也”，“神器授受之际，宁、理之视仁、英，其迹虽同，其情相去甚远矣”等语。试看有哪一句是“赞”宁宗的呢？宁宗在位30年，欧阳玄只肯定他三个月。这清楚地表明，他的历史观就是以道学家是否被重用做大官为标准，否则，一笔勾销。
这就是《元史·欧阳玄传》（欧阳玄是辽、金、宋三史的总裁官）里讲的，“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议论不公者，玄不以口舌争，俟其呈稿，援笔窜定之，统系自正。至于论、赞、表、奏，皆玄属笔”。
欧阳玄写的这个“赞”是作为正史正论而传播后世的。然而事实说明其论不正，不符合事实。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任何人都应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即使对韩侂胄也不要全盘否定。韩侂胄冒险出兵的动机与效果都是错误的，但他也做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他的一些强军的措施还是可取的。至于对一个在位三十年的帝王，评价时尤须谨慎，不能因本门的宗师真德秀反对与否定史弥远的需要，就把嘉定长达十七年的历史全部抹黑。这种不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而是以“自我”的观点为主导。“以论带史”的做法，只会破坏史学的客观公正性与史学的价值。从以上的引文可见，另两家无名氏的评论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讲宁宗仁慈恭俭、御众临下、率以宽简、上畏天戒、下畏民岩、信厚谦慈、罔有逸德等等，有案可查。关于“御民以宽”的思想本书在《行政篇》一文里已经有所阐述。这里我主要从“上畏天戒”与“下畏民岩”的角度引证一些史实，证明欧阳玄的“赞”议论不公、持论不正。
南宋王朝是又一个“天人感应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王朝，认为人世间发生的一切灾变都是由于人主的“人事”做得不好而触怒了“上天”，“上天”用种种灾异警告人主和惩罚人主。所以在灾变发生时人主就向“上天”检讨和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告诫自己的官吏下属要倾听民众的呼声，平息民众的“冤气”，要听听群臣的意见，坦言时政得失，请求上天的原谅赐福与老百姓的谅解，人主这些诏书叫“罪己诏”、“戒饬诏”、“求言诏”。
宁宗在位30年，多次下“罪己诏”、“戒饬诏”与“求言诏”，其他一些诏书亦大多严于责己。下面就是这些历史的真实记录：
1.嘉泰四年（1204）三月丁卯，因临安府大火，宁宗于三月癸酉下罪己诏：
朕焦劳庶务，宵旰十年，临民怀朽索之危，履位凛坚冰之惧。皇图增壮，甫还昔日之观；回禄挺灾，复值季春之月。属乖扑灭，骤至延烧，亶荷眷于三灵，乞巩安于九庙。奈民庐之焚毁，暨宫寺之蔓延，厥咎何由？系予不德。退省菲凉之质，敢忘战栗之思！书焚室之宽征，用广及民之泽；务侧身而修行，聿严避殿之规。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辅眇冲之不逮，庶销谴异，式迓休祥。
2.开禧二年（1206）二月癸丑夜，寿慈宫前宫失火，到晓才灭。甲寅诏：
寿慈宫遗火，由朕凉德，以至回禄为灾，上惊慈闱。可自初四日撤乐，避正殿。
3.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乙亥，诛韩后宁宗立即发表诏书，诏告天下：
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韩侂胄怀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天下，首开兵端，以致两国生灵肝脑涂地。兴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复怙劫罔悛，负国弥甚，疏忌忠谠，废公徇私，气焰所加，道路以目。今边戍未解，怨毒孔滋，凡百缙绅洎于将士，当念前日过举皆侂胄专恣欺罔，非朕本心。今既罢逐，一正权纲，各思勉旃，为国宣力。饬兵谨备，以图休息，称朕意焉。
4.宁宗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己卯求言诏：
奸臣擅朝，畏人议己，专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缺。今既窜殛，当首开言路，以来忠谠。中外百僚，其各条其所见以闻。
5.开禧三年（1207）秋七月乙酉，因水灾和蝗灾，下诏罪己。诏曰：
朕德弗类，致天之灾。比者郡邑间被大水，加以飞蝗为孽，永惟咎证，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迪百工，俾内无诞谩私诐之风，外无贪墨暴刻之政。其有灾伤、当行赈恤者，具状以闻，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劳，疮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场之吏尤当极力绥辑，称朕悯恤元元之意焉。
6.嘉定元年（1208）闰四月壬申，因雨雹灾与旱灾，诏大理、三衙、临安府及诸路缺雨的州县处理完在押囚犯，杖刑以下者释放，减常膳。免除两浙缺雨州县赋税。
7.嘉定元年（1208）“五月甲子，太白经天。蝗。诏减常膳。诏侍从、台谏条陈缺政，监司、守令条上民间利害以闻”。
“嘉定元年七月，以蝗灾诏三省上宽恤未尽之事”。
8.嘉定二年（1209）五月丁酉，“以旱诏诸路监司决系囚”。
9.嘉定三年（1210）正月，“下诏招谕群盗，又诏戒饬监司郡守”。
嘉定五年（1212）“七月戊辰，以雷雨毁太庙屋，避正殿减膳”。
10.嘉定六年（1213）闰九月丙午，以雷发非时下罪己诏：
朕钦若天命，矜爱元元，夙夜靡宁，唯恐有缺。乃后九月，气已属冬，雷未收声，将以警朕。惕若袛惧，袛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庸副朕躬，仰承天戒焉。（史弥远请罢政，不许。）
11.宁宗嘉定元年（1208）元月，因“二边未靖”与民力困而求言诏：
朕以眇躬，获遵洪业，所期恭己，治可致于无为。乃昧知人，失浸成于偏信。自奸臣之怙势，畏公议之靡容，屏蔽聪明，排斥忠直，利害莫从，而上达威福自得以下移。逮兹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倏再逾于月律，犹罕见于奏封。岂习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诚弗至，顾忌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边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搜罗之术，民力困而未明惠养之方。救此弊端，宁无良策！乃若箴规主失，指摘奸邪，人所难言，朕皆乐听。倘或有裨于事实，讵敢吝于褒彰？其或过差，务从宽假。凡我缙绅之彦，暨于刍荛之微，久郁之怀，谅欣闻于申命。竭诚以告，庶共底于丕平。
12.宁宗于嘉定元年（1208）三月戊子下的戒饬诏：
朕临御以来，仰遵累朝恭俭之规，菲食卑宫，躬行以移风俗，而志勤道远，观感未孚。况奸幸弄权，故相同恶，上下交利，贿赂公行，监司、郡守并相仿效，贪婪无厌，狼藉已甚。朕方励精更始，申加训饬，以儆有位。继自今各务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缘公济私、尚为故态，必罚无赦。尚其戒哉！
13.嘉定元年四月丁酉因旱求言诏：
朕惟祖宗传序之重，袛惧靡遑。而自去岁以来，蝗蝻为灾，冬既无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襘不应。天灾流行，固亦有之，在于今兹，关系实重，边鄙甫定，流徙未复，漕运不至，籴价日增，苟失岁时，何以保邦？《传》不云乎：“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缺失，田里愁叹，军民疾苦，尽言无隐，朕将采而用之，无小无大，惟既乃心，称朕意焉。
14.嘉定三年五月甲辰，“诏看详封事。去年旱蝗，百官应诏封事，两省择可行者以闻”。
15.嘉定七年（1214）六月辛丑，“以旱命诸路州军祷雨”。
16.嘉定八年（1215）正月戊子，“申严销金铺翠之禁”。
17.嘉定八年（1215）四月辛丑，“因旱避正殿，减膳。诏中外臣民直言时政得失”。
以上资料说明，与历史上那些根本不顾人民死活，视民命如草芥，不论自己的决策导致多大的祸害，也根本用不着向民众自责半句的暴君来说，宋宁宗作为一个帝王，能以这样的姿态对“天”、对“民”、对己，实是难能可贵。《宋史全文》中的无名史臣和《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无名氏对宁宗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欧阳玄对宁宗全盘否定不符事实。
关于宁宗是不是“白痴”的问题，还可以从其他一些历史事实得到说明。
首先，从恭淑皇后驾崩，另选皇后一事中可见，宁宗是一个有主见、不轻易动摇的人。当时韩侂胄力求让曹美人当皇后，但宁宗认为杨皇后知书识理，博通今古，更适合自己的要求，所以最终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动摇。这很不简单。
第二，宁宗是一个善于学习，以儒学思想为指导治国、仁慈恭俭、心中有民，且能倾听直言、处事稳健的君主。诚如《续编两朝纲目备要》的无名氏所言，翊善“黄裳在王府五年，辅导尤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以及三代、唐汉治乱得失之数，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议论之要，莫为不帝言，随事献规，率多补益”。宁宗曾说：“黄翊善之言亦难堪，惟我则能受之。”彭龟年性鲠直，有闻必告，宁宗也往往听从。这种能够倾听直言的雅量亦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第三，他对“皇权”看得很重，赵汝愚的去位与韩侂胄的被诛都与他的皇权休戚相关。史弥远之所以能与他共处17年，关键在于史弥远能与宁宗做到君臣一体，一心维护皇权，做到君不疑、臣不怨。
史学家在对待赵汝愚的问题上，通常只把它看成是韩侂胄与赵汝愚之间的权力之争，而看不到赵汝愚与宁宗之间的矛盾。其实，赵汝愚的去位，不光是韩侂胄所为。宁宗对赵汝愚生“疑”，怀疑他有野心，威胁到他的皇位，所以才支持韩侂胄。对此历史上有所披露：
赵彦逾以工部尚书为四川制置使，大怒，遂与韩侂胄合，疏廷臣姓名于帝，指为汝愚之党。且曰：“老奴今去，不惜为陛下言之。”由是帝亦疑汝愚。
监察御史胡纮言：“汝愚倡引其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因条奏其十不逊，诏责汝愚永州安置。
至于诛杀韩侂胄，本书在《诛杀韩侂胄的主谋是史弥远吗》一文已有阐述。其实，宁宗在位时一些关键性的大事都离不开宁宗，当然亦不能撇开他身边的杨后。事物都是系统联系的，把本来相互联系且在这系统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人孤立起来说其是“白痴”，从而把史弥远说成是“独自擅权、作威作福”的奸臣，这就离开了问题的实质。
史弥远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自己放在“臣”的位置，忠心耿耿地维护皇权。例如，天灾来了，宁宗下诏罪己，史弥远及其宰执立即出来承担责任，说自己工作没有做好，要求降职降薪，甚至引咎辞职。在处理宋金关系的问题上，虽然自己的一些想法与诸大臣有分歧，但他绝不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凡是大事，如对金断绝岁币、下诏伐金等，都是奏请宁宗并取得他的同意然后才施行的。他从不越权，故宁宗和杨后对他非常信任。这正是他成功之所在，也正是欧阳玄要否定宁宗之所在。如果如实地说宁宗是“明君”，那又何来的“奸臣”！那就得像真德秀那样称宁宗与史弥远为“圣君贤相”了。
当然，这与史弥远的执政理念即儒家的以民为本、御民以宽等等理念分不开，如果君臣之间执政的理念不同，那也就谈不上相互配合、君臣一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