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炎帝信仰化的表现。将历史人物神化为信仰符号和崇拜对象，几乎是一切原始宗教意识产生的普遍规律，炎帝崇拜也不例外。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民间文化或民俗文化中，都有对炎帝的信仰和崇拜，由此而有多处炎帝陵、炎帝庙的遗迹和关于炎帝的传说故事。“西晋学者皇甫谧，在其所撰的《帝王世纪》里，他对上起远古帝王，下至汉、魏的历史进行了一次大整合。在说到炎帝时，他将神农氏的事迹置于炎帝的身上，将二者完全视为一个人，为炎帝编写了一份较为详细的“自传”。将其降生、生地、妻子、儿女、世系、事迹、葬地、迁徙等都涉及到了，并赋于了炎帝较为浓厚的神话色彩，如“游华山之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等。至此，可以说完成了战国、西汉以来从“炎帝-炎帝·神农氏-炎帝神农氏”的过程，即从“历史的炎帝-历史的、文化的炎帝-文化的炎帝”的过程。不仅如此，皇甫谧在其笔下，在继承郑玄“烈山氏炎帝说”的基础上，更为明确地说：“炎帝神农氏……继无怀氏之后，本起烈山，或称烈山氏”，“神农氏起列山，谓列山氏，今随厉乡，是也。”此外，晋的另一位学者杜预，在其《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注中亦说：“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厉山在湖北随州北四十里。”除了引郑注外，还确指了厉山的位置。这样一来，使炎帝的事迹变得更为复杂起来，炎帝的生地由“姜水”一地而变为两地，随州厉山亦成了炎帝的出生地。同时皇甫谧又说炎帝“葬茶陵”，今日之炎陵县，亦出现了较为密集的炎帝传说。”霍彦儒：《从“历史的炎帝”到“文化的炎帝”》，《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第35页。
在民间信仰中，人们把炎帝称为农业之神和医药之神，也把炎帝别称为神农。全国许多地方都建有炎帝庙，庙里有炎帝塑像，老百姓常去炎帝庙烧香磕头，逢年过节更有供品和隆重仪式。关于炎帝的许多民间故事中，对其出生、沐浴、事迹都加以神化。在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只有对炎帝的绝对信仰、崇拜和祈求，并不去思考炎帝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
民俗文化中的炎帝与历史文献中的炎帝也是相互影响的。即使态度严肃的历史文献，也不能排除有吸取民俗文化炎帝传说基础上想象附会的成分。有了历史文献作依据，民俗文化中的炎帝传说才显得更有说服力。正是在民俗文化和历史文献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华夏民族关于炎帝的信仰符号。在科学知识不发达或不能解释人类及民族起源的时代，人们就用讲授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方式解释自己和民族的始祖。经过几千年的口耳相传和文化记述，炎帝作为华夏族即汉族之人文始祖的观念就牢固地树立起来了。
重视寻根问祖和祭祖，也是中国人千百年来不变的信仰和情结。在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中，主要是对儒、释、道“三教”的信仰。这“三教”有的产生于东周之后，有的产生于东汉之后，或在这个时期才由国外传入中国。在这“三教”产生或流传之前，中国人的主流信仰是对“上天”和宗祖的崇拜。“天”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也是一个泛神论的概念。也就是说，天既是指宇宙自然，又指最高的神或想象住在天国里的众神。对古人而言，天可望而不可及，且神秘莫测。中国古代的《易经》中有64卦，首卦“乾”就代表“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从天那里得到了一种刚强进取的人文感悟。中国古代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万物和人居之处是“天下”。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被认为是“天命”。人们常把心中最崇高的东西都要冠之以“天”，如天理、天道、天意、天命、天数。有学者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可见，天是古代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王鸿生：《中国人对天的想象和探索》，《光明日报》2009年4月27日，第10版。
商周时期，人们因迷信“天”而经常祭天，在祭天的同时也祭祖。这又是因为中国人从原始社会以来，就很重视血缘认同，如氏族、宗族、部落、民族、国家。加之宗统与法统、政统结合的宗法制及其观念根深蒂古。古人很早就把祭天与祭祖联系起来，对宗庙或祖坟的祭祀陪受重视。西周和春秋时期是将信仰“天”（神和自然）转向信仰人，即将某些历史人物加以神化的开始。特别是周人还基于宗法伦理关系建立了“礼”这种社会规范。周公“制礼作乐”，将“礼”这种慎终追远的祭祀仪式，固定为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礼仪。礼制不仅强化了对基于血缘关系的祖先的崇拜，而且也扩展为对血缘关系之外的杰出历史人物的崇拜。祖先和杰出历史人物之所以值得后人崇拜，就是因为他们有高尚道德、超凡智慧和丰功伟绩。周公认为，为政之道应以“明德”为本，慎用刑罚，强调为政者不可不“敬徳”。鉴于夏桀、殷纣因滥用刑罚，实行残暴统治，“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教训，他认为周人必须“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方能“祈天永命”，因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上天的视听来自人民，故上天也有爱民保民之心，怜悯民众之疾苦。这就把天命与民意、天道与人道巧妙地统一起来了。这种观点较之商代以“天命”主宰一切的思想，是一种崭新的、进步的文化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理念，成为周人克商兴周的思想武器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依据。孔润年：《西周血缘伦理的形成和历史影响》，《人文杂志》2008年第3期，第35页。
这种以“敬德保民”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不仅促进了西周初期社会的和谐繁荣，形成名垂千古的“成康之治”，而且成为其后儒学体系仁政德治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对我们中华民族的融合团结及其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正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神化过程中，基于炎帝历史功绩民间传说和历史记载，才有了将炎帝加以神化的现象。
2、炎帝信仰化的原因。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信仰需要是导致炎帝信仰化的重要原因。当代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进一步推动着炎帝信仰的普及。
人类的价值观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社群主义、自然主义和信仰主义四种类型。其中信仰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取向，又是人们对待外部事物的一种态度和思维方式。从思维方式看，科学与信仰的区别主要是：模糊综合与理性分析；直觉体悟与逻辑推理；事实认识与价值追求。西方人和东方人都经历了由信仰主义思维方式向科学主义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从时间上说，古代人的思维方式以信仰主义为主，近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以科学主义为主。从空间上说，西方人习惯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东方人习惯于信仰主义思维方式。
人的思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分野，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精神取向，也是将历史人物加以神化的主观原因。炎帝既然是神化了的民族共祖，本民族中的任何人就都有了祭祀的权利。为了祭祀的需要和方便，在全国多处地方出现了炎帝陵、炎帝庙等。由于时代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今人又有将神化的炎帝还原为历史人物的趋向。由此可以肯定，历史上的炎帝必然经历了由人到神，再由神到人的演变。当代人研究以炎帝文化为源头的传统文化的深层意义在于：为文化寻根，为民族立魂，寻找民族文化的根与本；为文明补缺，为社会导航，实现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共同发展；为人生定位，为理想添彩，确立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过有信仰或合乎信仰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一大特点。信仰既是信仰者所推崇和向往的价值目标，又是信仰者的一种心理状态，因而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信仰的表现或替代方式很多，如神灵崇拜、自然崇拜、领袖崇拜、英雄崇拜、名星崇拜，等等。信仰同理想、信念紧密相联。对人和社群来说，建立理想、信念和信仰的实质是寻找生存的意义。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信仰是相互建构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价值观，一定的价值观也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本质主义也是信仰主义，就是先给人或社群一个本质的设定，以此为出发点演绎出价值观信仰和生存方式。反本质主义者则是从生存实践出发归纳出价值观信仰。简言之，本质主义是信仰优先，要求生活服从信仰；反本质主义是生活优先，要求信仰服从生活。由此可见，信仰与生活是不可分离的。信仰能赋予生活某种意义。如果说生活满足人的物质需要，那么信仰就满足着人的精神需要。或者说，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也可以归结为生活需要和信仰需要。
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和文化旅游产业开发，需要历史文化，包括炎帝精神和炎帝信仰的支撑。正是经济与文化的相互依存和日益融合，推动了当代炎帝研究热的兴起，也为普及炎帝信仰和建设炎帝文化设施注入了强大动力。
3、对炎帝信仰化的态度。我们应该以尊重历史、尊重群众、尊重信仰的态度对待民间信仰中的炎帝崇拜。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主张尊重信仰的价值取向，就是要立足于人的信仰需要，既要把生活提升为信仰，又要用信仰来规范生活。人对信仰的关怀是一种形而上的终极价值关怀；人对生活的关怀是一种形而下的现实价值关怀。这两种关怀也体现着价值追求的战略目标与战术目标相结合的智慧。信仰主义价值取向还含有对本体论问题的追求。一般事物的本体论追问是回溯性的，即从现实出发追本溯源，一直追溯到一个不可再回溯的“始基”为止。然而，价值信仰的本体论追问则是前瞻性的，即对价值理想和目的之追求，并以此作为评判现实的依据和准则。20世纪以来的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和拒斥形而上信仰的思潮，严重冲击了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信念和根基。当人们在多元价值观带来的相对主义的漩流中无所适从时，又需要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重建信仰，为当代社会提供可普遍化的价值取向和准则，是摆脱信念危机的必由之路，也能为人们价值取向的选择提供一种必要的可能。
信仰缺失是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西方人的信仰缺失感是从尼采宣告“上帝死亡”开始的。“上帝死亡”不仅招致了传统道德的崩溃，而且带来了生活根基和人生支柱的摧毁。在西方人看来，“上帝”具有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象征意义，上帝的死亡也就象征着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的终结。这就是人生缺少了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根据和意义支点，使人生变得迷茫和悲惨。东方人的信仰缺失感是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的转型中产生的。社会转型使原有的价值信仰逐渐失去物质基础，在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形成之前，寻找新的人生皈依已成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因此，信仰主义价值取向就代表了这种历史趋向和社会思潮。信仰有宗教信仰、民间（准宗教）信仰，也有非宗教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伦理、艺术等的信仰。各种信仰都与人们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密切相关，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和精神支柱。
无论民间信仰还是宗教信仰，其社会功能都是由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国家，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都是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精神统治工具，而只能作为公民个人精神生活的私事来对待。在此背景下，宗教信仰和民间信仰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信徒的行为具有道德约束作用。由于宗教把社会世俗道德纳入其神圣的领域，使原来的世俗伦理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普遍的伦理规范成了神的诫命和宗教的戒律，平凡的道德准则变成了超凡的道德律令。教徒受因果报应思想的支配，惧怕神明的惩罚或来世的苦难，因而产生了相应的内在动力，能自觉地以宗教道德的律令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二是对社会伦理关系具有一定的维系和整合作用。一是在宗教组织内部，教职人员向信徒进行伦理知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促使信徒在共同思想信仰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本宗教的戒律和道德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宗教领域信教公民道德水平有较大影响。二是在宗教信徒与不信教群众发生各种社会联系的过程中，可以促进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三是对调整现代社会关系能发挥特殊作用。与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相符相通的宗教伦理和民间信仰，可以通过其自身对社会假恶丑现象的贬抑，和对真善美价值的推崇，调节相应人群的社会行为、社会活动，进而调整社会伦理关系，有助于社会公德面貌的改善。这是我们引导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目标之一，也是宗教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炎帝信仰虽然不属于宗教信仰，而属于民俗文化中的准宗教信仰。它也是将无数历史人物加以神圣化的表现之一。这与中国人的信仰特色和历史传统相联系，也与人们的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和心理需要相联系，具有历史性、群众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既不能放任自流使其产生消极影响，也不能简单取缔和压制，而要慎重从事，在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群众的基础上正确引导，帮助群众树立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炎帝观，给炎帝信仰和炎帝精神注入时代特征，使之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经济文化建设相协调、相适应。
立畤炎黄二帝的社会意义
（内容提要）
王学理
敬天、祭天，一直是夏商周以来统治者的认识传统和行为规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记》一书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祀》。祭祀的对象除过祖宗之外，天帝是最为重要的一位。但秦人祭天则具有更强烈的功利主义目的和作用，他把“天”不再看作是虚幻的上苍，也不再把“天人感应”看作是“神”对“人”的暗示。基于此，他首先使天帝“人格化”，随之“对号入座”。
秦人“自以为主少皞之神”《史记·封禅书》。把自己的老祖先推上了天帝的地位，所以“白帝”就成了秦的宗祖神而被顶礼膜拜。
早期君主祭天的场所多是筑土为“坛”，而秦人专立有“畤”。秦襄公“立国”（公元前770年），在汉时设县的西县立“西畤”，这是列为诸侯后第一个祭祀白帝的场所。今甘肃省礼县附近的鸾亭山发现有汉代的祭祀遗址，由其山顶之坛和山腰的夯土祭台组成，出土了包括圭、璧在内的50余件礼玉和大量的兽骨。如果联系建筑遗址和不少的“长乐未央”瓦当等建筑遗物，可以说这里呈现的是一套完整的汉代西畤祭祀遗址。同样，它应当是延续秦畤的缩影。
随时间的推移和秦人的东进，其祭白帝的畤也有多处。自秦襄公八年（公元前770年）立“西畤”（地在今甘肃礼县鸾亭山）之后，文公十年（公元前754年）在汧渭之会立“鄜畤”（地在今凤翔西南汧河东岸的秦“蕲年宫”遗址），献公十八年（公元前367年）在栎阳立“畦畤”（地在今西安市临潼区武屯镇）。即使早年有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在首都“汧渭之会”（陈仓）立“密畤”（地在今宝鸡市陈仓区渭河南岸）祭“青帝”之举，那也是因为风姓的太皞同偃（嬴）姓的少皞这两个部族具有世代耦婚的关系属古太皞氏一族的帝舜，就娶少皞之二女为妃。那么，为什么秦灵公三年（公元前422年）一次就在“吴阳”（地在今陈仓区吴山之南）建立上、下两畤呢？
历史上的炎、黄发源于渭河流域，同后来尊祖少皞的秦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秦灵公设“吴阳上畤”祭黄帝，又设“吴阳下畤”祭炎帝，其原因当从秦人的特性与时代背景上去搜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