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生前做出的“我们要编写好一部最有权威性的中国陶瓷史”的指示，由中国硅酸盐学会牵头，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轻工业部研究院、建工部等三家编写《中国陶瓷史》。陕西编写组设在陕西省博物馆和文管会，由姬晓峰副馆长分工负责，他和孟东同志研究后，决定由我任编写组组长，和乔文征、何欣云共同组成编写组，与省轻工所、陶研所协作，编写陕西部分和全国秦汉时期的文稿。当时省上很重视此项工作，拨了一笔调研经费，让我们到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和考古部门去搜集资料。出发前孟东和姬馆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求认真系统去调查和搜集资料。我们三人在几个月里，几乎跑遍了全国的文博考古部门。每到一处，都认真观察，绘制器物图，做笔记。这次的全国考察，不仅使我们按时完成了《中国陶瓷史》的初稿任务，也为我日后的陶瓷考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成绩的取得，也和孟东、姬晓峰同志的安排和领导分不开。
自此以后，他凡是得知陶瓷方面的新信息，总是要告诉我。记得70年代后期，西安研究室李遇春发掘出西汉武库基址。在武库南边。还发掘出一个宋代的青瓷窑炉，孟东得到消息，立即告诉了我，还派车带我去了发掘现场，使自己见到了西安市目前仅有的此座宋代青瓷窑址的实况。
记得一次他去陕北考察，回来后告知我榆林地区的馆藏瓷器情况，特别提到的是耀州窑的五管瓶和直径超过30公分的刻花大盘。我建议他将所见写出来，后来他专门写了一篇考察陕北瓷器的文章。
还记得他在陕南见到了长沙窑的贴塑人物执壶，还见到了龙泉窑青瓷盂和景德镇影青瓷瓶，均拍出照片让我看，并告知发现的情况。见到孟东不仅自己钻研业务，而且还如此关注业务人员的研究工作，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和资料毫无保留地告诉相关专业同志，自己从心底感到敬仰，也促使自己在业务上更加努力。
1978年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恢复，我们四五个同志担负回所筹建的工作，从此离开了碑林大院。住得远了，又变动了单位，和孟东的联系也就少了，但自己的学业和研究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支持。
1984年我又领队去耀州窑发掘，发掘手续还是孟东给办的。此次发掘连续进行了多年，作坊和窑炉多，经历了唐、五代、宋、金、元、明六个朝代，出土了超过一百万的瓷片标本。发掘期间我们多次向孟东、杭德洲、尹盛平等省局文物处领导汇报，他们都非常高兴。孟东曾亲自去发掘现场踏查，就地提出了一些保护方案，认为耀州窑的发掘获得了重大成果，再现了古代手工业乡镇的兴盛和发展。提出要盖保护厅就地展示，并支持在遗址上兴建一座大型的耀州窑博物馆。
孟东走了，但他支持的耀州窑考古事业永存，他支持的耀州窑遗址保护大厅和耀州窑博物馆永存。他为之终生奋斗的陕西文博考古事业也在不断发展中永存，而他对属下的关爱，用在我们这些业务人员身上的心血，也都开花结出果实。
禚振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耀州窑博物馆名誉馆长
记忆中的孟东老师
赵丛苍
时光荏苒，转眼孟东老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年了，有好多回好多次，自己脑海中会泛起一些记忆，真切而清晰，抹之不去，触之可及……
那是1980年前后的几年间，当时我在凤翔县文化馆和后来成立的县博物馆工作，同时兼任尚志儒老师任队长的陕西省文管会雍城考古队副队长。孟东老师是省文化厅文物处的负责人，因为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工作，那几年间我曾与孟东老师有较密集的几次接触，一些个难忘的记忆主要是那一时期获得的。
1982年7月，凤翔县棉织厂扩建，由于其地处雍城遗址区，我们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力对扩建区进行了考古钻探，发现了先秦时期的大型建筑遗址，我们即向当地有关方面作了通气和汇报，同时我与尚志儒老师急忙赶到西安给文物处作专门汇报。给文物处汇报实际上就是给孟东老师汇报，但孟东老师非常忙，每次去他的办公室，经常见他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接待和处理工作，同时，各地县的好多事情还要他亲自去调研和处理。我们到西安的那天，他又去了外地，经打问晚上能够回来，尚志儒老师与我商定晚上到家里去找他。
孟东老师当时住在位于柏树林街的省博物馆家属院，一座西安传统宅院式样的大门，我们去时已经较晚了，接受了门口值班人员询问后上到五层敲开他家的门，孟东老师夫人卢桂兰老师热情地迎我们进去。屋子不大，灯光不怎么明亮，陈设简单但充溢着温馨。孟东老师还没回到家，卢桂兰老师给我们沏上茶，陪我们说话。卢老师说孟东老师即便不出外也一般回家较晚，经常有事在办公室加班，一遇到各地县有事时，回到家屁股没坐热就又急匆匆走了，话语里透出疼惜和些许无奈。约半小时后，孟东老师回来了，拎着他那经常提在手中的黑包，看上去有些疲惫，没有多少寒暄，却热情诚恳，有种亲近的惬意。
听完我们的汇报，孟东老师当即表态，先进行考古发掘，扩建工程不能动工，鉴于工作的紧迫性，一方面履行考古发掘报批手续，同时发掘工作也开始做，并说他明天会给凤翔县政府打电话。态度明确，要求具体。我们还对马家庄宗庙遗址的保护工作也进行了汇报，同样得到了明确的答复。谈话满共不到半小时，两个问题都有了圆满的结果。我从内心佩服他的干练和明快。
离开他家的路上，我不解地问尚志儒老师，你与陈处长论年龄、学辈都要较他晚不少，却一口一个孟东直呼其名？尚老师答日熟悉了么，他人又随和又没有架子。我想，同时也由于孟东老师的潇洒和年轻吧，于是乎觉得自己与孟东老师的距离也拉近了许多。
凤翔棉织厂扩建是个政绩工程，有的是“智慧”人物的出谋划策。当我们的发掘工作开始几天后，工程方面又将推土机开进了我们正在发掘的工地，声称他们有分管领导的指示。而前几天同意过我们进行考古发掘的分管领导却又提出要有文字函件，于是我又跑西安找孟东老师给写了文字函。分管领导拿到了文字函但推土机还要推，我白天守护在工地挡住推土机，可他们白天不推晚上推，于是我就24小时全天候守护。日复一日实在不是个事情，找分管领导论理，这位政绩工程人物竞称省文物处函件找不见了，讨论空口无凭。无奈之下我与尚志儒老师商量由我再跑趟西安，给省上汇报再发一函件。
已经是深冬了，下午6点天就基本黑了，我挡了辆拖拉机到虢镇坐火车。那时候的车速很慢，从虢镇到西安要四五个小时，下火车走到孟东老师家已经凌晨1点了，我叫开已熄灯休息的二位老师的家门。卢老师看我捂着肚子脸色不好，给我倒了杯开水，我没有告诉她自己已经胃痛一个多月了。当我说明了来意——凤翔棉织厂的工地建筑施工还在挖，无法阻挡，得再有个文字批件，文字需要更强硬。一听完我的话，孟东老师未多加思索，穿上他那件冬天常穿的黄军大衣就与我出了家门，我们要去文化厅孟东老师的办公室制作文件。文化厅地处西一路，当时西安还没有出租车，我们只能步行去，大约20多分钟吧。半夜三更，文化厅大门紧锁，敲门半天不见应声，孟东老师说不好打扰门房的人了吧，于是我们俩互相推架着翻过了那两米多高的铁齿大门。孟东老师打开了他的办公室，照样用印有“陕西省文化厅文物处公用签”的公用签纸，手写成一份文件，一是指出目前建筑工程已造成对遗址的破坏；二是明确要求建筑工程停工；三是由于无视文物法规而造成的文物破坏，责任方要承担后果。文件办完已近凌晨3点了，我去火车站搭火车，孟东老师走回家，我想他当天晚上也基本上是未能人眠的了，第二天他还有多少事要去处理，心中隐隐生出愧疚。
由于孟东老师以文物处名义所出示的函件，依国家政策法规措辞有理有据，态度坚决，我们将该函件直接送到县委书记手上，书记召集有关领导很快作了研究，集体做出决定：建工单位全面停工，考古工作先行，之后我们的发掘工作基本是在正常有序的情况下进展着。经过我们扎实的工作，这里不但发现了包括数十座殉人墓在内的300多座唐代墓葬，而且发掘出战国时期的秦国市场遗址以及雍城街道等重要遗迹遗物，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重要考古收获的取得，我想孟东老师所发挥的作用是十分关键的。而从这一事件中孟东老师对文物那份诚挚的感情、急工作之所急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则使自己经历了一次十分宝贵的体验。
1983年秋，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孟东老师和陈全方老师（时任陕西省文化文物厅副厅长）等几位领导来凤翔视察工作，主要是了解凤翔城郊（凤翔棉织厂）隋唐墓地的发掘和马家庄宗庙遗址的保护情况。棉织厂隋唐墓地发掘当时仍在进行，孟东老师一行先是到工地视察了发掘现场，再到我们租用农民房子的文物保管室观看墓葬出土文物。孟东老师他们看的非常认真，当他看到摆放在保险柜盖上的一件唐代银盒时，俯身贴近银盒观察了好长时间，连连称赞其精美的造型和图案，叮嘱一定做好文物的保管，一定做好安全防范工作。他们在看工地的时候，刚好一座较大的墓葬清理完毕需要照相，我爬到梯子高处照了墓葬全景相，尚志儒老师给孟东老师他们说，丛苍为了保护这批墓葬和遗址，连续守护在发掘工地两个月顾不得治病，导致胃穿孔，住院手术，出院半个月就跑工地了。孟东老师关切地问我身体恢复得怎样，叮嘱不要太劳累。我说陈老师对该墓群的保护费尽努力，自己从陈老师那里得到莫大的鼓舞，孟东老师连连说我是应该的应该的，拖得长而重的浓浓乡音“该”，至今回想起来都还响于耳畔，亲切感人。
由工地出来在路上尚志儒老师提议一起照个相，孟东老师和陈全方等领导高兴的与我们站成两排，留下了附于本文的这张值得记忆的珍贵照片。
人一生可能要经历许许多多的事，要认识许许多多的人，但能留下深刻印象，经常记得起想得起的可能为数不多，而有的人有的事却使你永远不能忘怀或难以忘却，陈孟东老师就属于这样令人难忘的人。他去世后追悼会的当日，三兆殡仪馆最大的一号悼念厅，没能容纳得下参加追悼会的人，大家只好站在厅外台阶和院子里。谁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悲痛和泪水，不少人失声恸哭，连殡仪馆工作人员和那天参加其他悼念活动的人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以至于迄今我们不少人还在惦记和感受着他的处事风格、工作姿态和他那谦恭随和的人格风范。
我的记忆里有个永久的定格：孟东老师他还风风火火、急匆匆地走动，快捷麻利地忙事情、与人交谈，他仍坐在办公桌前，右手握笔，左手执烟，认真负责地处理公文，起草、批复文件。他，永远积极、热情，永远潇洒干练，永远年轻……
赵丛苍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忆老友陈孟东
罗忠民
陈孟东同志，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分到陕西省文化局社会文化处，后来成立省文物局，他仍负责文物工作。
陈孟东为人谦和，事业心强，对人对事认真负责，善于接近群众，上下情况熟悉，工作能力强，尤其是文才好。
省文物局的对上对下文件，对外宣传，会议所需的材料，数据，大多由文物处提供，也就是由陈孟东执笔写，白天写不完，下班后拿回家写。当时他的家在省博物馆院里大皂角树下的平房内，陈家5口人就住在这10平方米的房子里，这房子是省博物馆分给他爱人卢桂兰的。家里的桌子晚上10点以前是孩子学习用的，他只有在10点以后开始他的工作。但是到了冬季，孟东的处境就难了，当时都是用蜂窝煤取暖，小小的蜂窝煤炉子根本没有多少热气，室内温度和室外差不多，他开夜车写东西实在不是滋味。
我和孟东在业务上常有来往，加上孟东没有架子，人很随和，所以关系较好，我当时也住在馆里，以宿代办。我就把他叫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有带烟筒的大火炉，他吃完饭即可来写他的文章，在那里他起草过宣传材料、报告、文物法令方面的文件，给领导写过讲话稿、报纸社论等等。一直写到很晚才回家休息。第二天仍按时去上班，在我的印象里，陈孟东是文物局的笔杆子。
陕西是全国文物大省之一，文物分布广，尤其是地下文物蕴藏量较大，一旦发现文物出土，省文物局文物处首先得出面解决、协调、处理。发掘和保护，需要经费开支，对有些文物的出土，涉及到县级和省级的收藏问题，有些涉及到省级和中央的发掘和归属问题，有些大型遗址，大部分是省上先发掘，出成果时北京有关单位来要。
秦兵马俑坑的出现，省上发掘有了规模，北京有些权威人士想要，经过数月多次的协涮，最为难的是文物处，陈孟东是首当其冲的人物，上面来找他，下面也来找他。铜车马的出土，更是震惊世界，北京有些单位更是眼红。如果说秦俑坑是一桌丰盛的大餐的话，那铜车马就是这桌中间的最好的菜，谁都想吃。当时北京派了几批人来，参加谈判的人中也有我北京的朋友，更有陈孟东北京的熟人，他们提出把铜车马运到北京去修复，还答应马上给考古队10万元经费（当时的10万元可不是个小数目），若不够可以再给。当时我正在秦俑考古队，整个考古队都不同意调北京。经过多次交谈，最后又和省委省政府谈判，最后决定，铜车马在原地修复，某些权威大为恼火，对考古队进行非议，出现过多次风波。
在会上又有人提出，北京来人要到现场照相问题，陈孟东当即拒绝说，陕西拍文物有罗忠民，照相问题陕西完全能解决。
由此事件得罪了我北京的老朋友，所以秦俑第一本画册不是文物出版社出版，而是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当时由于考古队条件差，由旅游出版社提供照相机、反转片，由考古队提供文字、照片。画册成型后，文物出版社后来在面子上过不去，就找考古队要资料，当时因为反转片很贵，我们买不起，文物出版社给我寄来20个彩色反转片，我看日期已经过期两年多，而且还是常温保存的，我当时和孟东讲，片子已过期怕拍出来效果不好，不想给他们拍，而孟东从北京和地方关系的大局考虑，从中协调，劝我说：“人家既然把片子寄来了，那就给他们照吧。”孟东支持我，就给他们拍照了。从后来出版的效果看，旅游出版社的兵马俑画册是大八开，而文物出版社是16开的，两者效果差的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