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文物展到欧洲展出，国家局指名道姓要陈孟东去随展，一则是对他工作成绩的肯定，二则也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想让他出去一段时间调剂一下心情。三番五次的给陕西文化局打电话、电报，结果局领导均以“工作忙离不开”为由不让去。最后陈孟东推荐了省文管会的一个同志替他去。不久，国家局又来函商量调陈孟东去北京工作，局里仍以陕西离不了他为由不同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他说：北京虽好，但他更爱陕西，他离不开陕西的文物。
再一次是深圳来陕西招聘人，来人就住在钟楼饭店，他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陈孟东的情况，多次动员他，让他到深圳去组建文化局，还说待遇如何优厚。手续很简单，只要他填一张人家带来的表，准保就能办成。孟东没有填表，只是回家来向我和孩子们说了这事，孩子们一听都非常高兴，因为当时全国正是“深圳热”的时候。我们正上中学的女儿就给他爸说：“爸爸咱去吧，听说那里生活条件很好，又有大海。”孟东则一本正经地对孩子说：“有海是有海，守着个大海没有文物我去干啥，不去！”
河南是我们的故乡，那里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和老同学，他们分别都在文物系统的领导岗位上，当他们听说孟东在陕西的情况后，都想把我们要回家乡去工作，有几个人给孟东来信，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四川省文化局文物处的高文处长和孟东非常熟悉，他是一个老干部，又是一个学者型的领导、书法家。80年代初，他已快到离休年龄，他一门心思想调孟东去接他的班。先是不停的来信，后来他还趁回山西老家的机会在西安下火车，到我家来动员孟东。高处长当时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我想了很久，觉得你去接我的班最合适，我只有把这个处长的位置交给你，我对今后四川的文物工作才放心。”高处长还说：“要调同时把你爱人也调去，调到四川省博物馆，她原在陕西省博物馆干啥工作，到那里仍干啥。”
对于这次去四川，我确实有些动心，一则是看高处长诚心诚意；二则是四川的气候条件好，川菜也对我的口味；再则是我看孟东也确实需要离开陕西这个是非之地了，换换环境对他会有好处。所以我就动员他说：“常言道，树挪死，人挪活，我宁愿陪着你换地方，我看这次机会再不要放过了，咱们全家去四川吧。”而孟东的态度仍十分坚决——就是不离开陕西。他说：“陕西是咱们待了多年的地方，什么都熟悉，文物熟悉，人熟悉。再换个新地方，需要从头开始。我舍不得我亲手扶持起来的文博单位，也舍不得陕西的文物，更舍不得陕西文物系统的老朋友、老同志。”我再劝他时，他回答说：“我这个人活着不是为了做官，就是为干事。”最后还带着几分不讲理的口气说：“你想去你去，反正我哪里也不去，我就守在陕西。”
真心真意要他去的高文处长，在被孟东拒绝之后，于1983年夏，怀着极其惋惜与无奈的心情，赠他了一首诗：“忍看巨柏荒山间，空有匠心用材难，老来偏爱长安竹，高节虚心耐风寒。”
看孟东的固执劲，我不由地想起了我曾见过的脾气倔强的孩子，任凭他妈怎么打他，他不哭也不跑，有人要把他拉一边去，他就是不动，宁肯挨打也不离原地儿。人常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话很有道理。其实，仔细想想孟东又不完全是性格问题，而是信念。他的信念就是两千年前孔老夫子所说的“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语论·里仁》）。他是真心想在陕西干一番事业呀！
七
陕西是一个文物大省，文物又多又重要，这已是全世界公认的。正因为如此，陕西的文物保护和文物安全不敢出一丁点问题，一旦出一点差错，有一点闪失，那就是轰动全国、轰动世界的严重问题。
1974年，还处于十年动乱时期，上至省上领导下到广大百姓，对文物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如今天。况且那时吃饱肚子——解决粮食问题是天大的事。要解决粮食问题，大寨人是榜样——向荒山荒地要粮。而八百里秦川，荒地并不多。无荒可开也要学大寨呀，怎么办？于是就把目标盯在了古代遗址和那些土疙瘩（古代陵墓）上了。而距离西安最近的大遗址就是秦阿房宫遗址和汉长安城遗址。1974年冬，时不时传来这两大遗址被当地农民蚕食的消息，省文化局指示省市文管会和博物馆组织人力前往调查和制止。当时组织了两个工作队，一队负责阿房宫遗址，另一队负责汉长安城遗址。我是汉长安城工作队的成员，其他成员有禚振西、韩伟、党佩忠、柳秀芳，还有西安市文管会的王长启同志，王翰章同志是我们的领队。两个队的队员们每天早出晚归，有些小规模的破坏，我们见到即制止住了。总的来看，汉长安城遗址的情况较好，而秦阿房宫遗址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作为省上学大寨的示范区。农民们早已在遗址上安营扎寨，搭起了帐篷，垒起了炉灶。想挖就挖一阵子。工作队同志前往制止，他们根本不听，反骂道：“文物！文物！你们只知道文物，难道你们搞文物的人，只喝西北风不吃粮食！”
孟东就住在博物馆，他每天晚上回来都能从两个工作队同志那里了解到当天的情况。有一天他得知，省上正在召开的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要在秦阿房宫遗址上开现场会，全体代表要身体力行去开荒、去平整土地，在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和西安警备区马司令的率领下，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上天台”遗址。孟东简直是心急如焚，当天晚上他跑回局里，联络几个同志，以群众名义，直接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打了个加急电报。第二天早上，李瑞山接到以周恩来总理的名义发给他的电报，一场声势浩大的“平地运动”才戛然止步。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陕西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新城”，原是明代秦王府的故址。秦王府其他建筑已经毁废，但其北门尚存。
1982年上半年，省政府决定拆除秦王府北门，腾出这块地方给机关的干部职工盖栋宿舍楼，以改善住房条件，再则，也嫌大门破旧，影响观瞻，领导和行人出进，怕有危险。
拆除的方案在文物部门不知情的情况下省长已签批，而且已动工拆了。事情被省市文物部门知道后，陈孟东就带领省文化文物厅文物处的同志和西安市文物局的同志到现场阻拦，一场法与权的斗争由此开始。斗争反反复复，复复反反，拆门的工程拆了停，停了又拆。尽管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界也前来助战，但是，这些文物干部面对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对的是掌握权力的人，工作非常难做。又加之当时文物局的局长深谙为官之道，他既不想文物受到破坏落个失职的名，又不想得罪上级领导，所以每次与省政府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处理方案时，他总和稀泥，先强调文物的重要性，最后表示按省上领导意见办。但是，省上领导的意见和文物法相冲突，怎么也达不成协议。
为了按文物法办事，陈孟东亲手起草了《关于保护新城北门的意见》，因为这位局长心存顾虑，这一文件并没有签发。阻止无效，拆除继续。
不得已，孟东再次联络文物处的刘合心、张在明、高烈果和局里的行政人员余莉莉、崔利华、张炳林等13位同志，联名向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发了封电报，恳请习老出面制止。后来，国家文物局派三人前来处理此事，经过一年零三个多月的拉锯战，宿舍楼虽没盖成，而新城北门已拆得面目全非。
为了反映新城北门拆”和“保”的全过程，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点在文物保护上值得思考的问题，孟东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15000多字的《新城（秦王府）北门拆毁始末》，他在文物保护上的用心可谓良苦。
1982年，艾端午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称黄帝陵古柏被乱砍滥伐，还揭露黄陵文管所所长高增安把砍伐的柏树给他的家人作棺材，还送给省文管会的人作棺材等等。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这何止是浪啊！简直是惊涛海啸。一时间轰动全国、轰动世界！全球各地的华人、华侨同仇敌忾，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质问和谴责。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那些竟敢冒犯祖宗的不肖子孙进行声讨和批判。无论是谁站出来对乱砍黄陵古柏的罪人进行谴责和批评，都是无可非议的，都是亲祖宗、爱国家的表现。然而，其中一位在陕西文物系统工作的同志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在《光明日报》发表一文，立意却与众不同，他的文章中心内容是要揪出“黄陵古柏事件”的幕后指使者，他还明确指出，指使者就是省文物局里的个别人。谁都知道，省文物局（以前叫文化局）很长一段时间主管文物工作的就是陈孟东一个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陈孟东。
当时孟东看到这篇文章，确实很气愤，但他又很坦然。他很清楚自己没有指使黄陵人乱砍乱伐古柏，也不相信省文管会会有人用黄陵古柏作棺材，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也很想弄个明白。
黄陵古柏被砍、被伐，事关重大，这件事引起了党中央和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和省纪委决定，成立由省、地两级及有关单位的人员参加的联合调查组，查个水落石出。
省上的调查组由省纪委、省林业厅和省文化文物厅三家抽人组成，省文化文物厅派的是陈全方（副厅长）、陈孟东和刘合心三人。
1983年6月6日，他们奔赴黄陵。孟东走时新买的黄军鞋，回来时鞋底已磨破，腿上穿的灰色的确良裤子，被树枝挂得满是破洞，他自己不会缝补，只能在背面贴上胶布。
他回来后简要地向我讲述了他们工作组几个月的经历：为了弄清每一个被砍树茬的来龙去脉，他们亲自丈量尺寸、拍照，并找砍树的当事人调查砍树的经过和原因。一天要跑很远的山路，桥山周同凡是长柏树的地方，他们都要跑到。一次他们去到深山沟，那里住着一户人家，一个老汉看他们穿的是“制服”，就问：你们是杨虎城的部队还是张学良的部队？还说：日本人打跑了没有？
他们几个月的苦没有白吃，工夫也没白费，调查组通过周密调查，掌握了大量确切的数据，拍摄了很多照片，也找到了很多证人。在调查的基础上，掌握了第一手资料。由孟东执笔，写出了《关于黄陵古柏砍伐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上报省委及中央。报告内容说明，黄陵文管所不仅无过，而且有功。马文瑞书记看了报告后亲自作出批示。《陕西日报》为此发了评论，《人民日报》也发了文章，以正视听。中央电视台拍了专题片，表彰黄陵文管所为保护黄帝陵古柏所做出的成绩，以在海内外消除负面影响。从此，一场来势凶猛的“黄陵古柏事件”的风暴宣告结束。
随着官方和民间对文物的重视，有时候文物工作者也会上一些人的当。临潼骊山床单厂发生的一件事情，就使陈孟东和文物处的同志上了一次当。1982年4月的一天晚饭后，孟东神秘兮兮地给我说：今天晚上我有件重要事要出去，不知道啥时候回来，你不要等我。既然他没给我说去干啥，我知道我问也是白问，所以也就没问他去哪里。
几天后，他笑着给我说，那天晚上我们去干了一夜的怪事，听你们馆的一个人向局里反映：有人告诉他临潼骊山床单厂一个工人说他家床底下埋有两组铜车马，并以高价卖出，准备外运。我们在省公安厅、当地派出所和床单厂领导的协助下，挖了大半夜，挖了很深的洞，也没见铜车马的影子，看来是上当了。事后，孟东和文物处的张在明同志共同写出了《关于骊山床单厂铜车马案的调查报告》。
随着对外开放，文物走私活动也日益猖獗。为了制止和打击倒卖和走私文物的犯罪活动，省公安厅、省文物局及省工商局联合成立了“打击文物走私办公室”，孟东为该办公室的副主任。他除了文物处正常的工作而外，还要带领“打私办”的一批人常常串市场，跑外县，了解文物被破坏的情况，活像个消防队一样，不分白天和黑夜，哪儿出了事就往哪儿跑。
有一度，曾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要想富，挖古墓，一夜成为万元户，”在全国和陕西盗挖古墓成风，文物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孟东领着“打私办”的同志们，跑遍了问题严重的宝鸡地区的各个县，调查了解古墓被盗挖的情况，根据调查的结果，仅宝鸡地区就有上百座大小不同的古墓被盗挖。当时国家文物局对陕西的这一问题很重视，他们要求省文物局写个详细的汇报材料。孟东在汇报材料中如实地反映了宝鸡地区古墓被盗情况。不料，这个材料被当时主管文物的副省长看到以后，非常生气，说陈孟东把陕西文物形势说的一团糟，是有意给他脸上抹黑，是别有用心。还说孟东写的报告是夸大其词，报告上写的宝鸡被盗古墓的数字根本不可信。于是，这位副省长指示另派人到宝鸡调查，准备戳穿陈孟东的“谎言”。结果，再调查的数字与陈孟东掌握的数字相符，最后他只能把原汇报材料写的具体数字改为×百多座，只不过玩玩文字游戏而已。
谁能想到，打击文物走私，除来自社会上的阻力和威胁之外，竟还有来自“自己人”的压制和猜忌，真乃是陕西文物界的一大怪事！
八
孟东这人，真正是个工作狂，和他抽烟一样，成为一种嗜好。身上压的任务越重，他越兴奋，越有劲头。1981年，国家文物局布置给各省编写《文物志》的任务，与此同时，国家文物局还主持编写两部辞典——《历代名人胜迹大辞典》和《文物精华大辞典》，要各省组织人力编写，这两个任务是孟东开会领回的。
陕西的编写班子由王翰章和孟东负责，分配具体撰写任务时，翰章同志说：“孟东你的行政工作很忙，就给你少分些条目吧，免得压力过大。”而孟东则说：“你不要考虑这些，想给我分配啥我就写啥，给我分多少我都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我有使不完的劲。”在这两部书中，他撰写的条目的确不少。我们几个人的编写任务基本上是利用上班时间完成的，而他的任务全是利用下班时间坐在家里完成的，也没拖延交稿的时间。除此而外，他自己的十几万字的科研文章也全是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写出来的。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常把局里的工作总结、汇报材料、局领导的发言稿等等拿回家里晚上写。我很不理解的问他：“你个人的研究文章在家里写应该，而你工作上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不在上班时间坐在办公室里干？他回答说：“我在办公室哪能静下来写东西呀？你是不知道，那地方简直像个自由市场，从一开门，来找的人就络绎不绝，一拨没送走。另一拨就在一边等着了。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这些材料都要得很急，你说我不拿家来写又怎么办呢？”
我仍是有些纳闷，文物处一度有正处长，为什么他这个副处长就那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