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个国家的人口，不与其能够提供的衣住材料成比例，而与其能够满足的粮食成比例。一旦食物得到供给，就不难找到必要的衣服和住宅。但是，有了衣服和住宅，往往不易找到食物。
但土地改良之后，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两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而其余半数则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其中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成套的应用物品，便是这些欲望的主要对象。
一个人的食欲，往往受胃的容量限制，而人对于住宅、衣服、家具及应用物品的欲求却永无止境。所以，那些拥有大量剩余食物的人，一定愿意用它们交换足以满足其他欲望的东西。另一方面，穷人为了获取食物，努力使自己去满足富人的那些爱好，而且为了获得更多一些食物，他们在价格便宜和工作完美上相互竞争。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多，工人的数量也增加了。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允许极度的分工，所以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料数量增加得比他们的人数多得多。因此，产生了对供人类使用的各种材料——不论是在建筑、服装、车马或家具哪一方面有用的或可作装饰用的材料——的需求，以及对地球内部所储藏的化石和矿产、贵重金属和贵重宝石的需求。
这样看来，食物不仅是地租的原始来源，而后来能够提供地租的土地上的其他生产物，其价值中相当于地租的部分，也来自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这种生产力的增进正是土地改良和耕种的结果。
但是，那些到后来才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生产物，并不一定都能提供地租。即使在土地得到改良和耕种的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所提供的价格，并不总是大到超过足以支付劳动和偿还为将其送往市场所必须运用的资本连同它的普通利润的数目。
例如，一个煤矿是否能提供地租，部分取决于其矿藏的丰富，部分取决于其位置。有些煤矿的位置十分有利，然而由于矿藏贫瘠，其产品不足以支付开采的费用，它们既提供不了利润，也提供不了地租。有些矿山的产品只能够支付劳动工资和补偿用于开采的资金及其平均利润，同样不能为地主提供地租。只有地主本人开采，才可以获得他所投入的资本的平均利润。
贵金属可能出售的最低价格，或者说贵金属长期与其他货物交换获得的最少数量，同样受决定一切其他货物普通最低价格的原理支配。决定这种最低价格的，是使贵金属从矿区走进市场通常所需要投下的资本。这最低价格必须足够偿还所费的资本并提供这资本的普通利润。
然而，贵金属的最高价格看来却仅受其实际供应情况决定，而不为任何其他商品的稀缺或充足所决定。黄金的稀缺达到一定程度，最小的一块也可以变得比钻石还昂贵。
对于这些金属的需求部分来源于它们的实用性，部分则源于它们的美。如果我们把铁除去，金、银也许比其他金属更有用。它们不易生锈，而且纯度高，比较易于保持清洁。由于这些原因，用它们制成的餐具或厨房用具更惹人喜爱，一个银水壶比铅水壶、铜水壶或锡水壶更清洁，同是这一优良品质使金水壶比银水壶更好。
然而，对于贵重宝石的需求完全源于它们的美丽。宝石除了做装饰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效用。其所具备的美这个优点的价值，因为稀少，即因为采掘困难和费用巨大，而大大增加。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构成了宝石的全部价格。地租虽然也有一些，但比重非常小，甚至最富有的矿山也仅能提供相应的一点儿地租。
事实上，无论是丰富的贵金属矿，还是宝石矿，对世界财富的增加没有丝毫的帮助。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于稀少，如果这类产品多了，其价值必然下跌。这时，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比从前少得多的劳动量或商品买入。
然而，地面上地产的情况就不同了。土地生产物及地租的价值，不和其相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绝对产出力成比例。生产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供给一定人数的衣食住，而且不论地主享有的份额如何，他总能因此支配相当的劳动，同时支配这劳动所给他提供的商品。
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因附近有最肥沃土地而减少，相反，其价值却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所养活的众多的人口，给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的生产物，在能以自己产物维持自己的人民中，之前是找不到市场的。
因此，凡是增加生产粮食的土地的肥力的东西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许多其他土地的增值。由于土地的改良，粮食充足了，许多人都有可供他们处置的消费不了的粮食，于是就产生了对贵金属和宝石，以及衣服、住宅、家具的装饰等物品的需求。所以说，粮食不仅构成世界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正是粮食的富足使许多其他财富具有价值。
3土地生产物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化
伴随耕作的不断改良，粮食日益丰富，必然会增加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由此可以料想，在整个改良进程中，这两类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动。换句话说，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相比，间或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在不断地增长。
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人们对服装、住宅的建筑材料、有用的矿产，乃至贵金属和宝石等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从而使它们可以换得的食物越来越多，即其价格越来越高。这里所说的是这些生产物在大多数场合下的情况，除非有特殊事件使这些物品突然增加到大大超过其需求，否则这种情况不可能改变。
以砂石矿为例，其价值必然随周围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如果这个砂石矿是附近唯一的，情况更是如此。然而一个银矿，即使在方圆1000英里以内没有第二个，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周围地区的改良而增加。
道理很简单，砂石矿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英里之外，其需求必然与这一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成比例。相反，银矿的市场却可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人口都增加，否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的改进而有所增加。另外，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进，但如果在改进过程中发现了更丰富的新矿山，那么由于供求关系，白银的真实价格可能还会逐渐低落。
世界上商业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白银的巨大市场。
如果白银市场的需求，通过一般的改良而增加，同时供应却没有成比例的增长，那么白银的价值就会在与谷物价值比例中逐渐提高。
反之，如果由于某些原因，连续好几年白银供应的增长远大于需求，那么它将会变得越来越便宜。也就是说，尽管有一些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反而变得越来越贵。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银子供应的增长速度几乎与需求同步，那么它就能购买到几乎同量的谷物，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不管所有改变，与之前几乎相等。
这三种情况包括了在改良过程中会发生的一切可能的组合，而且在过去4个世纪中，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在法国和英国所发生的情况判断，上述三种不同组合情况似乎都发生过，而且几乎与我叙述的次序相同。
（1）欧洲银价的变动
从14世纪以来，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土地上产出地租生产物之间的价值比例一直发生着变动。以白银为例，相比一般的食物，它有时会变得昂贵，有时则显得非常便宜，而另外一些时候则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将这种变化按时间顺序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根据史料记载，在1350年及之前的一段时期，英格兰小麦的平均价格不低于每夸脱4盎司白银，从此以后便逐渐降至每夸脱2盎司，直到1570年仍是这个价格。
关于这一现象，当时大多数学者解释为白银价值在不断下降，而事实并非如此。这可能是由于对白银的需求的增加或供应的减少造成的。当我们使用白银来对这些谷物及牲畜计价时，其价格降低并不能说明白银价格变得昂贵，只能表明这些东西低廉。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劳动才是真实且唯一的价值尺度。一般物品在不同时代会以不同的劳动量生产出来，但是谷物的平均劳动产量则几乎保持不变，所以劳动的货币价格更多地取决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
因此，金银的真实价值，即它们所能购买的真实劳动数量，更多地取决于它们所能购买的谷物数量。所以，从上面小麦平均价格的变化来看，我们并不能得出大多数学者关于白银价值下降的结论，相反，白银的价值相对来说是上升了，而这主要是由国家财富不断增长，劳动产品越来越多，从而对白银的需求越来越多造成的。
第二阶段
不管学者们对于第一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是多么不同，他们对于第二阶段银价变动的意见却完全一致。
从1570年到1640年，在这70年的时间里，白银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是一个全然相反的方向。银子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或者说，能交换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相反，谷物的名义价格却上涨了，从过去每夸脱2盎司白银卖到每夸脱6盎司至8盎司。
美洲富饶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一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降低的唯一原因。关于白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从未发生过争执。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工业和土地改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从而对白银的需求必然增加。然而，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低降。
第三阶段
美洲银矿发现所引起的银价低落，到1636年左右才宣告停止，那时银价与物价的比值似乎也跌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到了18世纪，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种上升趋势或许在17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
在1637年至1700年的一段时间内，小麦市场的价格略微有所上涨，但这并不意味着白银价值的下降，因为这一时期的两个事件对此有着很大的影响。一是内战，它抑制了耕种，中断了商业，必然使谷物价格上涨，而且大大超过气候不好所带来的灾害的影响。第二件事件是1688年所颁布的关于谷物出口的奖励金。许多人一直以为通过对耕种的鼓励，奖励金在长期内可能会导致较大的富足，使国内市场上谷物价格降低，但事实上由于鼓励丰收年份的剩余产品的出口，导致歉收年份的短缺，反过来提高了市场的价格。除此之外，在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虽然这件事不会引起谷物的匮乏，可能也不会引起通常支付给它的白银的真实数量的任何增加，但必然会引起名义金额上的某些增加。这个事件就是由于削减和磨损所造成的银币贬值。
事实上，谷物价格在18世纪中期上升得很快，同时劳动力表示的货币价格也在上涨，但这同样不能说明白银价值的下降。上述出口奖励金的问题除了扩大耕种面积之外，在丰收年份和歉收年份均提高了物价。至于劳动工资的增长，主要应该归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而不应该是白银价值的下降。
事实上，自从发现美洲银矿以来，白银的供应就一直在增加，但由于市场的不断扩大、财富的不断增加，对白银的需求也一直在增加，正是这种原因使得白银的价值在17世纪末开始略微提高。换句话说，对于美洲银矿产品的需求市场已经变得越来越大。具体体现在：第一，欧洲各个国家财富的增加，使市场变得越来越大；第二，美洲本身是其自己银矿产品的一个新市场；第三，随着与东印度和中国贸易的扩大，这一地区对白银的需求也在增加；第四，白银的供应必须弥补消耗以及维持器皿和铸币的增加，这种消耗极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白银的供给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导致其价值增高。
欧洲财富的增长以及某些流行的观念——由于贵金属的数量随财富的增长自然而然地增长，所以贵金属的价值必然随着数量的增加而下降——也许可能会使许多人倾向于相信白银的价值在欧洲市场上仍在继续下跌，并且许多土地生产物的价格确实也在逐渐上涨，这个事实更增强了他们对这一看法的信念。
在前面我已说过，一个国家随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贵金属量，绝没有降低其价值的倾向。一切奢侈品和珍奇品自然流向富裕的国家，同样的原因，白银也流向富裕的国家。这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富国比在贫国低廉，而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贫国昂贵，即在富国可以得到更好的价格。
除了谷物及其他靠人类勤劳而生产的各种植物，一切种类的原生产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种猎物，如地下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社会财富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自然趋于昂贵，这也是我曾经竭力说明的。
所以，纵使这些商品能换得比以前多的白银，我们仍不能因此便说银价实际上已经比之前降低了，而只能说白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比以前少了。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但名义价格上升了，其真实价格也上升了。名义价格的上升，并不是银价降低的结果，而是该商品自身真实价值上升的结果。
（2）社会进步对三类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原生产物，通常只能分作三类。第一类包括那些人类通过辛勤劳动完全不能使其增加的物品；第二类包括那些人类通过劳动可以使其与自身需求成比例增加的物品；第三类包括那些劳动对其增产的效力有限或不确定的物品。第一类物品的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无限上升。第二类物品的真实价格有时虽可大大上升，但绝不能长久超过一定限额。第三类物品的真实价格虽在自然倾向上因改良程度的增进而增高，不过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价格有时下降，有时保持原状，有时或多或少地上升，总之取决于不同的意外事件。
第一类
随社会进步而价格上涨的第一类原生产物，几乎不能由人类的勤劳来增加。它包括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在大自然中的数量有限，而且它们非常容易腐烂，不可能把不同季节的许多产品贮积在一起。大部分稀有鸟类、鱼类，各种野禽、野兽，特别是所有的候鸟，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均属于此类。
随着财富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奢侈，对这类生产物的需求多半会增加，但其供给却不能因人类的努力而大量增加。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就可以随购买者竞争的不断扩大而上升。以山鹬为例，即使它成为时尚品，其价格上升到20基尼1只，人类也不能由勤劳而使市上的山鹬增加到大大超过现有的数量。在古罗马最隆盛的时代，人们为何对珍贵的鱼类鸟类支付高昂的价格，正可用这来说明。这种高价，并不是当时银价低落的结果，而是人类不能随意使其数量增加的珍稀动物价值高的结果。
第二类
在社会进步过程中，价格上涨的第二类原生产物是人类能够按自身需要使其成比例增加的生产物，它们主要包括那些可以为人类利用的动植物。
在没有被开垦的国家里，自然界生产物非常多，以致它们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价值。随着土地的开垦和耕种的扩展，它们被迫让位给某些更为有用的生产物。在社会日益进步的长期过程中，这类生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同时对它们的需要却继续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不断增加，以致上升到与人类劳动在肥沃和耕作得好的土地上所能栽种的任何有用的生产物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个高度，它就不能再增加了。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马上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加入到这类生产物的生产中。
例如，当牲畜的价格上涨到这样一个程度，即开垦土地栽种牲畜饲料就像为人类种植粮食一样有利可图时，它就不再上涨了。如果它还继续上涨，就会有更多的麦地变成牧场。反之，如果减少野生牧草的数量来扩张耕地，就会减少国家无须耕种而自然生产的鲜肉量，同时通过拥有谷物或者拥有谷物的价格去交换鲜肉的人的数量增加，增长了对鲜肉的需求。所以，鲜肉的价格以及牲畜的价格必然逐渐上涨，涨到利用肥沃和耕作得好的土地栽种牲畜饲料变得同栽种谷物一样有利。不过，要使耕种能够这样扩张，把牲畜的价格提高得这样高，那必然要等到进步过程中的晚期了。
尽管如此，在这第二类原生产物中，牲畜可能是首先能卖得好价钱的，因为在它们能达到这个好价格之前，改良要想达到在欧洲许多地区已达到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在每一种通过人类辛勤劳动栽种的生产物价格还没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和完善的耕作费用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得到充分的耕作和改良。
获利是一切技术改良的结果，任何东西如果其必然结果是亏损，就不能称之为技术改良。如果一个国家的技术改良和耕种，像大多数的情况那样被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那么所有那些不同种类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上涨就不应被视作一种公共灾难，而应当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驱和伴随物。
须知，上述所有不同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都不是银价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它们不仅可以比以前交换更多的白银，而且能够交换更多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
第三类
原生产物中的第三类是指那些人类劳动对其数量增加有限的或不确定的物品。因此，尽管这类原生产物真实价格在社会改良进程中趋于上升，但根据各种偶然事件使人类劳动增加产量的努力的成功程度，其实际价格有时下降，有时不变，有时则上升。
有一些原生产物，其性质决定了它们成为其他原生产物的附属品。因此，前者的数量必然要受后者的限制。以羊毛或皮革为例，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提供的羊毛或皮革都要受到该国所维持的牛羊数量的支配，而牛羊的数量又必然受该国社会改良程度及农业性质决定。
有人认为，在社会改良进程中，那些逐渐使鲜肉价格提高的原因应当对羊毛和生皮的价格具有同样的效果。如果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毛皮市场、鲜肉市场同样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那么这种说法可能就会成为事实。然而，它们各自的市场通常是极不相同的。
在进步的社会里，任何法规只要想降低毛皮价格，就必须提高兽肉价格。农民饲养牲畜，其价格必须足以支付地租及普通利润，否则他们马上就会停止饲养。牲畜的价格必须分摊在其躯体的不同部位上，从毛皮价格中摊得少了，必然要从鲜肉的价格中多摊一些。
人类对于增加羊毛和皮革产量所做努力的功效，就其依靠本国牲畜的产量而言必定是受限制的，就其依靠外国牲畜的产量而言又必定没有多大把握。就第二点来讲，与其说是依靠外国出产的羊毛及皮革的数量，倒不如说要依靠外国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及皮革的数量，同时还要取决于那些国家是否对这类原生产物的出口采取禁止政策。由于这些情况完全与国内工业无关，它们必然使人的勤劳的作用变得不能确定。所以，在增加此类原生产物的生产中，人的勤劳的作用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不确定的。
除此之外，人类的勤劳在增加鲜鱼上市的数量上，效果同样是有限且不确定的。它要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比如距离海洋远近、内地江河湖泊多少，以及这些海洋、江河湖泊中鱼的蕴藏量是否丰富，等等。
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越来越大，买鱼的人越来越多了，而这些买鱼的人也有比以前更多的其他各种货物，或者说，有数量更大、品种更多的货物可以来买鱼。但是，如果不比之前小市场的时候雇用更多的劳动力，也就不可能供应这个已经扩张的市场。
虽然一天可以捕多少鱼很难确定，但就一年或几年来讲，如果当地的情况不变，则人类劳动在把一定量的鱼送往市场中的一般效力，可以说是相当确定的。可是，由于这个效力取决于国家财富及人民勤劳状态的少，取决于地理位置的多，因此，即使两个国家改良的程度不同，在渔业上人类勤劳的功效却可能相同；而即使改良的程度相同，这个功效却可能大不相同。也就是说，捕鱼的功效与社会改良状态的关系并不确定。
（3）技术改良对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几乎所有制造品的真实价格的逐渐降低是技术改良的自然结果。伴随技术改良，所有制造业的费用毫无例外地降低了。机械的改善、技巧的进步，以及分工的细化，都是改良所带来的，这使得制造一件产品所需的劳动量比过去锐减。同时，由于社会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大大提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量减少通常远远超过对价格的上涨的补偿。
的确，有些制造品从改良上所得到的一切利益，还不足以抵偿其原料真实价格的上涨。比如许多木器的制作，能以最好的机器、最先进的技术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还比不上木材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引起的上涨。
但是，在原材料的真实价格或完全没有上涨，或上涨不多的情况下，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却下降了很多。
近两个世纪以来，在原材料为贱金属的那些制造业中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最为显著。一个较好的手表机件，在20世纪中叶前后大概要卖20镑，而现在可能只需要20先令。刀匠和锁匠的制造品以及所有以贱金属为原料制作的玩具在同一时期内价格都有极大的下降，虽然没有大到钟表制造业那样的程度，但它已经足以使欧洲其他各地的工匠们感到吃惊了。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他们过去即使以两倍、三倍的价钱也生产不出质量同样好的产品。
4结论
社会的一切改良都有一种倾向，即直接或间接地提高真实地租，增加地主的真实财富，进而增加其对劳动或他人劳动生产物的购买力。我将以对这一倾向的评述来结束这一章。
社会改良和耕地的扩大会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因此地主所得生产物的份额，必然随着全部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产物中有些部分的真实价值的上涨，首先是改良和耕地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改良和耕种进一步扩大的原因。例如，牲畜价格的上涨也会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的地租。地租份额的真实价值，即地主对他人劳动的真实支配力，不仅随着生产物的真实价格上涨，而且其份额对全部生产物的比例也会随之上升。在生产物的真实价格上涨后，收集生产物所需要的劳动力并不比以前需要得更多，所以其中较小的比例就足以补偿雇佣劳动的资金及其平均利润。因此，其中较大的比例必然属于地主。
劳动生产力中的所有改进都会降低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因而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用超过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原生产物去交换制造品。凡是降低制造品真实价值的事情，都会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值。等量的原生产物等于更大数量的制造品。这样地主就能购买更多的便利品、装饰品或奢侈品。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中雇用有用劳动数量的增加，会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这种劳动量有一部分必然会归于土地。以更多的人和牲畜来耕种土地，生产物就会随着用来生产它的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租则随着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与上述情况相反，例如对耕作及改良的忽视，原生产物真实价格的低落，因技术退步和产业凋敝而引起的制造品真实价格上涨，以及社会真实财富的衰落等，都会降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地主的真实财富，使地主对于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只有较小的购买力。
前面已经提到，每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全年生产物，或者说全年生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这三个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由此可见，三大阶级中第一个阶级的利益同社会的一般利益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任何事情凡是促进或妨碍前者，必然会促进或妨碍后者。当公众商讨有关商业和政治的规定时，土地所有者从促进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是不可能起误导作用的，至少是在他们对这种利益有相当认识的时候。不过，他们确实太缺乏这种初步认识了。他们在三个阶级中是唯一的这样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需要自己劳动，也不要自己操心，而仿佛是自然而然地跑到他们手中。由于他们处境的容易和安全所自然形成的懒惰，使得他们常常不仅是无知，而且不会思考，因而不可能预见和理解任何公共法规可能产生的效果。
第二个阶级即靠工资生活的人的利益，和第一个阶级的利益一样，也是和社会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劳动者的工资，当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时，就会达到从来未有的高度。而当社会财富处于停滞状态时，其工资不久就会降到只够养家糊口的地步。当社会衰落时，工资甚至还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土地所有人阶级从社会繁荣的所得或许比劳动者阶级更多，但是没有一个阶级比劳动者阶级从社会衰落中受到的损害更大。尽管劳动者的利益和社会利益密切关联，但他却既不能了解这种社会利益，也不能理解它和自身利益的关系。他的处境让他没有时间去接受必要的信息，即使有了充分的信息，他所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习惯一般也使他不适于做出判断。所以，在公共讨论中，他的声音很少被人听到或较少受人重视，除非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他的大声疾呼受到他的雇主们的鼓动、激起和支持，不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达到雇主们自己的目的。
劳动者的雇主们构成第三个阶层，他们靠利润为生，他们把社会的大部分劳动投入运行，他们投入资金是为了获取利润。雇主们的计划和设计调控着所有重要的劳动活动，而获取利润是那些计划和设计的目的。但是，利润率并不像地租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的繁荣而上升，随社会的衰退而下降。相反，它在富裕的社会里相当低，而在穷困的社会里非常高，而且它总是在最快地走向毁灭的国家中最高。所以，第三阶层的利益并不像其他两个阶层一样，与社会的总体利益有紧密的联系。在这个阶层中商人和制造业主是通常投入资本最多的两个阶层，他们通过他们的财富把公众绝大部分的尊敬吸引到自己身上。不过，由于他们通常主要思考的是他们自己特殊部分的利益，而不是社会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判断可能更多地偏向于他们的特殊部分的利益。
他们对乡绅的优势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公众利益的认识上，而在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认识。正是由于他们对自身利益认识的优势，他们常常利用乡绅们的慷慨，同时从一个极其简单但诚实的信念出发——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才是公众的利益——以说服乡绅们放弃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过，买卖人的利益在任何一个商业或制造业部门总是在某些方面与公众利益不同，甚至相互对立。扩大市场和缩小竞争总是买卖人的利益所在。扩大市场可能时常与公众利益相一致，但是缩小竞争则与公众利益相违，而且只会为买卖人服务，使买卖人把他们的利润提高到高于它们应有的高度，同时为了他们的利益对其他的同胞则课以荒谬的税收。因此，听取这个阶层提出的任何关于商业新法或法规的建议应当极为审慎，而且在没有经过长时期的认真考察后不应轻易接受。同时，在考察时不仅应抱以细心，还应抱以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