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自然增长
一个文明国家最重要的商业是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的通商。这种商业往来，有时候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品进行直接交换，有时候则是以货币为媒介进行交换。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原材料供给城镇，而城镇则以制造品补偿农村。可以说，城镇的全部财富和生活资料都来自农村，但却不能因此就断定，城镇的发展来自于农村的损失。农村与城镇实际上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种结果正是分工所带来的。城镇为农村的剩余生产物提供了市场，这样农民就可以用他们多余的东西交换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城镇居民人数越多，收入越多，那么它对农民提供的市场也就越大，对大多数人也更有利。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然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因此，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的耕种和改良必然要先于只提供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城镇的扩大。依靠农村的剩余生产物提供的生活资料，城镇才能不断扩大。但是，一个城镇可能并不总是只从其附近农村获取生活资料，甚至也并不只是从本国获取生活资料，而可能从很远的国家获取生活资料。虽然这对普遍规律来讲并不是什么例外，但却导致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富裕进程的极大差异。
农村先于城镇的这种事物发展顺序，在大多数国家是生活需要造成的，但同时又是人类天性使然。如果社会制度不阻止这种天性，那么任何国度在其领土完全开垦改良之前，不会有任何城镇能扩大到其周边土地所能维持的程度。在同等的利润条件下，大多数人宁可把资本用于土地改良，也不愿意用于制造业或对外贸易。这是因为后者的投资风险要比前者大得多。此外，农村的宁静、美丽往往比喧嚣的城市更有吸引力。
然而，如果没有某些工匠的协助，农业耕作必定会遭遇巨大的困难。比如，铁匠、木匠、制造车轮的工人、制造犁头的工人、泥水匠、砌瓦匠、制革工、鞋匠和裁缝，等等，都是农场主经常用得着的人。一般这些人都会定居在比较邻近的地方，以便互相帮助，这个地方渐渐就形成了一个小镇。进而屠户、酿酒师、面包师，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偶尔需要和相互用得着的工匠和零售商贩也逐渐加入进来，小镇便渐渐扩大了。
可以说，城镇是农村居民用他的原生产物交换制造品的一个市场。正是这种商业往来给城镇居民提供了他们工作的原料和生活手段。他们出售给农村居民的制成品的数量必然调控着其购买原材料和粮食的数量。因此，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必需品的扩大必须与农村对他们的制成品的需求的扩大成比例，而这个需求又只能随土地的耕作和改良的推广而扩大。所以，如果人类制度从来没有干扰过事物发展的自然进程，那么城镇的增长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将是必然的结果，而且它们与农村的耕作和改良成比例。
反之，在土地已经全部开垦或不易购得的国家，如果技工的资产已经不能全部投在周边随时需要的事业上，那么剩余的部分就会用来销往远方。于是，铁匠将会建立起铁厂，而纺织工则会建立起麻织厂和毛织厂。随着时间推移，各种制造业将会慢慢地进行精密分工，用各种方法加以改进。
在利润相同的条件下，从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中选择投资时，一般人都会选择前者，其原因还是制造业风险较小。然而，任何国家的剩余原生产物及制造品，都必须送往外国，以换取国内需要的其他物品。而运输这些剩余产物到外国去的资本，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却并不重要。如果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本耕作其全部土地，同时把全部原生产物进行完善的加工，那么为了使社会的全部资本都能更好地利用起来，即使由外资出口原生产物，对社会也是有极大好处的。中国、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证明了一种事实，即纵使本国输出业，大部分为外国人经营，这国国民的富裕，仍然可以达到极高的程度。
因此，依据事物的发展顺利，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投在农业上，其次是工业，最后才是国外贸易。我相信，在每一个多少拥有一些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的。
不过，虽然这个自然顺序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欧洲各国的状况来说，这个顺序在许多方面似乎是完全相反的。它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对外贸易引出。农业的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产生的结果。它这种反自然的顺序，其实是风俗习惯强迫造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没有多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