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应该责备那些言过其实的感情，但即使这种感情让我们感觉不快，也不至于让人厌恶。我们责备父母对子女过分的溺爱，是因为这些最终对他们都没有益处。但是我们很容易理解并原谅这种感情，更不会对之报以憎恨和厌恶。如果有人缺乏对子女的爱，反倒让人觉得可恶。如果一个人在任何时候对自己的子女过分严厉苛刻，毫无温情，那他就像残暴的君主一样可恶之极。当我们最亲近的人遭受不幸，我们面对他时，并不是竭力压制自己超乎寻常的感情才是正确，缺乏那种感情反而更让人难以接受。在这样的情境中，斯多葛学派的冷漠，虽然用一切形而上学的诡辩来维护这种观点，但这除了将纨绔子弟的冷酷心肠扩充十倍，让他变得更加傲慢骄横以外，别无用处。
对别人的不幸怀有合理的同情，这并不会让我们忽视自己的责任。对亡友深情的回忆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同情看上去似乎痛苦和悲伤，但实质上是美德和自我肯定的高尚品质。
那些直接影响我们的身体、命运或名誉的不幸则完全不同，我们感情的过分比冷漠显得更为不恰当。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非常接近斯多葛学派的冷漠无情。
我们很少同情因肉体而产生的情绪。偶然原因导致的身体疼痛，或许能引起旁观者感同身受的痛苦，垂死的邻居也会让旁观者深感悲哀。但这并不能说明旁观者的感受同当事者一样深切，所以当事者绝不能因为旁观者的泰然自若而感到不快。
物质的贫穷并不能引起多少怜悯。为此怨声载道的人也容易让人瞧不起。在乞丐的纠缠下我们也许会施舍给他一些财物，但不会认为他值得怜悯。从富裕到贫穷，常常让人饱尝艰辛，所以容易引起旁观者真挚的同情。虽然在现今社会，遭受这种不幸的人大多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但我们也许很容易原谅他的这些弱点。人们同情并愿意帮助他渡过难关，依靠朋友的慷慨和债权人的宽容，他多少都能得到一些资助。人们钦佩和赞同那些自强不息的人，因为他们不会因地位的改变而自暴自弃，也不会因财富的减少而意志消沉，他们在逆境中仍然保持乐观，按照自己的品行来进行自我评价。
名誉被污蔑是一个无辜者遇到的最大不幸。所以在面对可能造成这种不幸的事情时，激动的言行并不能归于粗鲁无礼。如果一个年轻人对别人有损他名誉的诋毁感到愤怒，即使表达得有些过分，也会让我们更为尊敬他。一个纯洁的小姐，因关于她品行的流言飞语而苦恼，往往使人同情。老者将他人的诋毁置之度外，对他人的谩骂视而不见，甚至对那些无聊之人大为不屑，这是因为生活的积累和多次的经验教训，使他们对此变得冷漠。年轻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态度，如果年轻人也是这般冷漠，人们会认为他们在今后的岁月里对真正的名誉也会毫不在乎。这是极为不适的。
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无动于衷，我们常常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回忆别人遭遇的不幸。但对于我们自身的痛苦，回忆时则会带着羞愧的心情。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生活中那些脆弱情感和自我克制的细微差别，就会发现对脆弱情感的克制一定是通过某种过程学会的。而且它不是来自那些深奥的推理和演绎，而是上帝对我们的戒律。为了确立各种必要的美德，我们必须尊重所有旁观者的感受，哪怕这个旁观者只是出于我们的想象。
年纪尚幼的孩子缺乏对自我的控制能力。对他而言，不管是恐惧、痛苦还是愤怒，都可以用大喊大叫来唤起父母的关心，当他处在监护人的关心呵护下，除了被告诫不能过分生气之外，就没有必要克制什么感情。当孩子在发脾气之前，那些监护人为了自己的安闲自在，往往会对孩子大声斥责并加以恐吓，使他们保持安静。这种行为使孩子明白，为了自身安全，有必要抑制自身的情绪。当孩子长到可以上学的年纪，或能与其他孩子交往的时候，他会发现别的孩子对他没有任何偏爱和容忍。为了得到其他孩子的好感，避免被孤立，甚至为了自己的安全感，他学着压抑自己的愤怒和其他过激的情绪，使身边的小伙伴们乐于接受他。由此，他步入了克制的大学校，学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但生活的实践再长，我们也很难学会完美自如地控制我们的感情。
当人们造访一个生活在痛苦、疾病和不幸中的弱者时，他马上会从悲哀中振作起来，从造访者的角度出发，思考人们会如何看待他的处境。此时，他会获得某种短暂的平静。但这种机械的状态很快消失，他又回到那种悲哀中，自我感叹并痛哭流泪。他的感情很像那些缺乏自制力的孩子，无法压抑自己的悲伤，只希望唤起旁观者的认同和怜悯。
一个意志较为坚强的人，可能会保持较长时间的振作，并尽可能使旁观者感觉到他的镇定。当他在巨大的不幸面前保持平静时，朋友们自然会对他表示钦佩。这种感觉使他受到鼓舞，促使他更加坚强乐观地面对压力。他努力不去讲述自己的遭遇，他较有修养的朋友们也会避免这种话题。他会用各种玩笑使朋友们开心，如果非要讲述自己的不幸，也会用一种坚强超脱的语气进行讲述。但他如果没有很好的自制能力，这种表现就不会持续太久。长时间的约束之后，他会难以克制自己的本能，对自己的遭遇感到悲痛万分。现在的风气让人们对软弱的情感报以宽容，如果某人家中遭受了重大不幸，一般只会允许最为亲密的亲戚和朋友去拜访，而不希望关系疏远或者陌生人的拜访。人们觉得，关系亲密的人约束较少，更能给不幸者带来关怀和同情。其实心怀恶意的人，最喜欢混在那些亲密的朋友中间，对不幸者进行恶意的拜访。此刻，最脆弱的人也会用一种看似轻松愉快的样子，对那些恶意的来访者表示蔑视。
真正具有坚强和果敢品质的人，会有严格的克制能力。他们聪明正直地面对各种复杂的局面。不管是激烈的党派斗争还是残酷的战争，他们都能成功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激情。不管是不是独自战斗，也不管成败与否，也不管对手是敌是友，他都能保持理性和冷静。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有位公正的旁观者，在时刻注意他的言行和感情，他们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良知。他已经习惯用旁观者的眼光去评价自己和周遭的事物。这种习惯，不仅规范了他的言行举止，更规范了他内心的情感。他完全认同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甚至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对他而言，这个伟大的旁观者下达的指令，是唯一值得恪守的。
综上所述，人们对自身行为的满意程度，随着自我克制的程度而变化。如果不需要自我克制，也就不会产生对自我的满足感。划破手指的人很快就忘记这种疼痛，但他不会因此对自己赞赏有加，因为这不值得他自鸣得意。如果有人在轰炸中失去了一条腿，通过强烈的自我克制，很快使自己的言谈变得镇定自若，为此他会对自己产生高度的满意感。大多数人会因为突发的不幸，变得惊慌失措，倍感痛苦，致使他们无法考虑其他的事情，不管是内心的旁观者还是外在的旁观者，此刻完全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我们在不幸中遭受的悲痛和辛酸，上帝会按照我们的自我克制行为对我们进行补偿。如果我们自我克制的程度越高，得到的快乐和幸福也就越多，由此我们对自身行为的满意度就越高。此时，我们不再为曾经遭受的不幸感到痛苦。斯多葛学派认为，真正的聪明人在各种不幸的遭遇中，不会感到不幸的环境和别的环境有何不同。他们的幸福在各方面都不会有所损失。也许这样的想法太极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痛苦虽然不完全消失，但会在自我赞扬中消失大半。
面对突然降临的不幸，明智坚强的人为了保持自己的镇定，必须作出巨大而痛苦的努力。因不幸产生的痛苦和出于对自身处境的看法，会使他备受折磨。他必须花费很大的精力，才够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公正的旁观者将会持有的感觉和观点上。此时，自己的荣誉、尊严和本能的情感，会产生严重的斗争。他难以完全做到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待问题，也无法听从良心的指导。当他为了荣誉和尊严而行动时，会受到上帝赋予他的自我满足感，并得到所有公正的旁观者的称赞。如果这种补偿完全弥补他的痛苦，他就不会因为私利而逃避某种不幸的过程。但这种补偿仍然难以弥补他遭受的不幸，因此他对自己和社会的功能都会被削减。要想在不幸降临时保持沉着冷静和清醒的判断，必须有承受痛苦的勇气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按照人类的本性，我们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适应种种不幸，恢复通常的平静。所以，如果他承受住突发的痛苦，自然就会地慢慢适应。一个装了条木头假腿的人会感到痛苦，而且当他预见到晚年的种种遭遇时会感到更加痛苦。但他很快就会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那样，把那条假腿看成缺憾，但这种缺憾并不妨碍他交往或者安居的各种乐趣。他很快就能够使自己成为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不再像开始时那样悲伤哭泣。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公正的旁观者的看法，这使他的生活变得安静，不再会因其他的念头而觉得自己不幸。
人们迟早都会适应自己的境遇。我们因此认为，斯多葛学派在这方面的解释是非常精辟的。在漫长的生活里，真正的幸福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那些微小的差别只是让我们偏爱或者逃避某种环境，但不会让我们对此产生强烈的感受。幸福存在于平静和安逸之中，在平静的地方就会有使人安逸的事物。在某种长期的、没有希望得以改变的境遇里，我们的心情早晚都会重归平静。沉稳的人会更快地恢复平静，并且能找到更多的乐趣。
我们不幸和混乱的生活，主要来源于对环境差异的过高估计。贪欲使我们把贫富差距看得过大，野心使我们把地位的差距看得过大，虚荣则使我们把名声的差距看得过大。被这种情绪影响的人，不仅在他的现实处境活得很可怜，也容易为了达到那些目标而使社会处于混乱。不过，只要他稍微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随和的人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保持平静、满足和快乐。有些处境确实比较让人开心，但没有一种处境值得用那种冲动去追求。那种冲动会使我们违反审慎或正义的规范，并为自己的蠢行懊悔不已。如果没有审慎和正义原则的指导，那人会进行各种危险的游戏，而毫无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