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好景不长。当年陈独秀偕夫人高君曼，出走家门，生活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虽然用度不丰，但那时只有两张嘴吃饭，生活得仍然幸福甜蜜，情意绵绵。然而，1913年反袁二次失败后，潜逃上海时，四子陈鹤年又降临人间，一下变成四张嘴吃饭了。他们夫妇从安庆星夜潜逃时，除了身上穿的，一无所有，这对无职业而又无正常经济收入的陈独秀来说，生活就像一副重担压在肩上，煞是难熬，情绪一落千丈，对爱妻高君曼的话也越来越少了。他常常叹道：“革命，革命难于上青天，常常身不由己，今又被窃贼袁世凯逼到上海，过起度日如年，一日三餐无着落的穷生活。”
这年，冬天来得早、来得冷，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陈独秀穿着单薄的御寒棉衣，冷得抖索，但为了生计，他还得在挂满尿布的寒舍内，伏案写作，卖文为生。几年前如花似玉的妻子高君曼，由于伴随丈夫生活的颠簸，几度的风险，脸上已渐渐失去了当年的俊秀、红润，慢慢变得憔悴起来。然而，她的心还是善良体贴的，她见丈夫夜以继日地写作，不由得一阵阵心疼，她关切地对丈夫说：“仲甫，你这样写下去，哪年哪月才有出头之日，身体也要写垮的。”
“君曼，天无绝人之路。《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两本书编好，明春出版，生活就会有所转机。”陈独秀强打着精神安慰妻子道。
“但愿如此。但冬天这几个月怎么个过法呢？我们逃离安庆时，什么都没带，我也没有什么首饰可当，不能光是去找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经理，人家也难呀！”高君曼愁着脸，又说道，“上海滩生活费用高，物价又贵，柴盐油米酱醋茶，开开门来一件少不了，件件要花钱，昨天房东又来催房租。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家里的钱你又是不会要的。唉！”说着，高君曼两眼泪水簌簌往下流。
“即使饿死了，也不会向家里要钱的。亚东图书馆也不太景气，现在只得靠这两本书出版了。过几日，我找孟邹商量商量，请他能否先支付一点稿费，以助度冬。”陈独秀无可奈何地说。
大雪连下多日，上海滩街头多有冻尸，陈独秀的经济越来越窘迫了，连一天两顿稀粥有时也喝不上。一天，家中的锅实在揭不开了，在妻子高君曼的多次催促下，陈独秀穿着单薄的长袍，围着一条大围巾，踏着大雪，踉踉跄跄地来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见好友陈独秀那没精打彩且又消瘦的样子，知他家又断炊了，忙叫店伙计上街买些点心给他吃。他吃了点心，也不开口借钱，却坐在一旁默默无言，一个劲儿地抽着汪孟邹买给他的香烟，汪孟邹见他坐久了，也不好点破他借钱的来意，便说道：
“仲甫，拿一些钱去吧？”
陈独秀点点头，仍然一句不吭，汪孟邹便给他一元、两元或几元钱。他接过汪孟邹的钱，往怀里一揣，坐了一会儿，便走了，汪孟邹的店伙计每每见到此状，都说陈独秀先生是一条硬汉子，从不轻易开口借钱，他家里有的是钱，但宁愿穷得揭不开锅，也不向家里要钱。
严酷难熬的冬天总算熬过去了，春回地暖，燕子又在上海弄堂屋檐下衔草筑巢。1914年的春天，陈独秀有了新的希望，亚东图书馆先后出版了他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字义类例》两本书。然而，书业又萧条冷落起来，前者销路不畅，原订出版四册，只出了一、二册；后者是学术专著类的冷门货，销数更少。这样，两本书所换得的稿酬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此时，他惆怅满怀，原期待推翻清王朝以后的光明来临，没想到现在代表大地主大买办的袁世凯独裁却代替了清王朝封建专制，中国大地仍然一片黑暗。轰轰烈烈的革命一时又处于低潮，因而生活的困难窘境更加沉重与难熬。正如他6月致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的旧友章士钊的信中所叹道：
“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察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
他在信中又称道：
“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仆急欲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
6月10日，章士钊在《甲寅》杂志公布此信后附按语，推崇此言，曰：
“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足下无意书之，故愚宁负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读者。呜呼！使今有贾生而能哭，郑侠而能绘，不审所作较足下为何如！”
日后，陈独秀以“独秀山民”之笔名在《甲寅》杂志上所写的《双秤记》一文中，对写作卖文为生，无限感叹道：
“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
1914年7月，正当陈独秀“生机断绝”，无路可走之时，突然收到一封来自日本东京的信。妻子高君曼问道：
“谁的信？”
陈独秀凭那熟悉、刚劲有力的笔迹，判定道：“士钊先生的信”。
他拆开信一看，喜出望外，顿扫满脸愁容。信上写道：
“仲甫，悉知你在上海生活艰苦，甚表同情。你我患难之交，当为你同甘共苦。我在东京办《甲寅》杂志，正需像你这样的得力助手，虽然经济不太丰，但饭还是有吃的，你如愿来东京帮助鄙人办杂志，不胜荣幸。”
陈独秀看完信后，十分高兴地对妻子高君曼说：
“君曼，我说‘天无绝人之路’吧？现在行严要我去东京办杂志，这不又是一条生计吗？”
妻子高君曼听了，也露出脸上多时未见的笑容，从丈夫陈独秀手中接过信，边看边说：“士钊先生也很重友情，助人为乐。”
“我同行严不是一般的朋友，在《国民日报》时，我们同与虱子为伴。”陈独秀忆起往事而高兴地说。
“去东京是一条生计，不过……”高君曼犯愁起来说，但又把话咽了回去。
“君曼，不过什么，你怎么不说了？”陈独秀急着问妻子。
“你若是去东京，我这个妇道人家，又带着两个孩子，身无分文，那日子又怎么过？你活了，我们不是要等着饿死吗？”高君曼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地说。
“君曼，你放心好了，我总要想办法，把你们母子三人安排好，才能去日本，到日本即找行严弄些钱寄回来，总比在上海饿死好。”陈独秀安慰妻子道。
陈独秀心中想的办法，那当然是要去找汪孟邹了。隔日，一大清早，陈独秀就来到亚东图书馆，店伙计们见了，忙亲切地叫道：
“陈先生早安！”
“汪经理呢？”陈独秀在店堂里未见到汪孟邹，便问道。
“昨天晚上盘帐，汪经理睡得晚。”店伙子答道。
“孟邹，孟邹！客人来了，你还睡懒觉，不免太失礼了。”陈独秀笑着叫道。
“噢，仲甫来了，我这就起来。”汪孟邹听到陈独秀那熟悉而亲切的叫喊声答道。
不一会儿，汪孟邹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今日见到陈独秀与往日不同，脸上露出丝丝笑容；从喊叫声中，也听得出，陈独秀心情也比往日好，于是，汪孟邹便问道：
“仲甫，有什么好事，一大清早就来寒舍。”
“孟邹，你看这封信便知道。”陈独秀把章士钊的信递给汪孟邹说。
汪孟邹看完信后，笑着说：“难怪你今日与往日不同，这样高兴。”
“也谈不上什么高兴，反正是一条生路，总比在上海饿着等死好。”陈独秀很自然地说。
“你去日本的事，同夫人君曼商量好了吗？”汪孟邹问道。
“商量好了。她同意我去日本，但还得靠你相助。”
“只要我汪某办得到的，一定全力相助。你说什么事？”
“就是我走后，君曼母子三人的生活，暂时还要靠你帮助接济一下，到日本我就找行严接济些钱寄回来。你看如何？”
“仲甫，你放心的去好了。只要我汪某家有吃的，决不会让君曼母子饿着，我汪某能有今日，全得力于你仲甫。如果不是你在安徽都督府给我泼上一盆冷水，我真的谋个差事，今天不是和你落得一样的困境吗？你真有眼光。”说着往事，两人笑了起来。
“我陈某沦落上海，也得济于你，否则，全家也早死了。”
“仲甫，话不能这样说，我们是莫逆之交。”
“孟邹，你现在能不能同我走一趟，把你的接济亲自对君曼讲一下，使她放心。”
“好！我一定把她安排好。”
说着，两人便走出了亚东图书馆的大门……
正忙着起火生炉的高君曼，见汪孟邹来了，上前迎接，亲切地说：“汪经理好，请进！”“夫人好！”汪孟邹在陈独秀的伴随下走进陈独秀低矮的寓所。
“孟邹，你在君曼的心目中，就是我陈某家的大施主。”陈独秀感慨地说。
“汪经理的恩，我君曼终生不忘。”高君曼接过丈夫陈独秀的话说。
“仲甫，君曼，话不能这样说。仲甫也是我亚东图书馆的指路人，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汪孟邹诚挚地说。
“君曼，我去日本的事同孟邹谈好了。”陈独秀对夫人高君曼说。
“君曼，仲甫去日本，你母子三人生活，由我亚东图书馆负责，每月按时付给你必要的生活费，你放心好了！”
“太谢谢汪经理了。”高君曼不禁感激地说。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7月的一天，陈独秀告别相亲相爱的夫人高君曼，由上海乘轮又一次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一到日本东京，章士钊就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
“仲甫，欢迎你！不过，你还得同我过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有无数虱子的生活。”
“穷不怕，虱子也不怕，只要有饭吃就行。”陈独秀幽默地笑着说。
“穷虽穷，饭还是有得吃。”章士钊也笑着说。两位老友几年不见，握手言笑，有叙不尽的话儿，当即叫高一涵备酒备菜，为陈独秀接风洗尘……
陈独秀像在《国民日报》那样忘我工作，鼎力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同时又入“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语。陈独秀也就在这时，始识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高一涵，以文会友，结识了李大钊、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第一次用“独秀”署名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爱国与自觉心》的文章，从此，“独秀”之名便见诸于刊物，日后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之名如雷贯耳，名震环宇。
陈独秀东渡日本后，出生于将门闺秀的高君曼，虽然有汪孟邹的接济，但生活仍然十分艰难，节吃俭用，方能糊口度日，加之两个幼小孩子的抚养，每天辛苦忙碌，晚上还得挑灯为孩子缝补衣物，同时，又思念飘泊在异邦的丈夫。天长日久，高君曼人衰体弱，面容憔悴，已不见昔日汪孟邹赞之“女中之杰”的风采。一天，正忙着洗衣的高君曼，不觉心头一阵难过，胸口发闷，头昏目眩，不禁一声大咳，吐出一大口殷红殷红的血，顿时昏倒在地……年幼的女儿子美、儿子鹤年吓得“哇哇！”地呼唤着母亲……
汪孟邹闻讯赶来，速送高君曼到医院抢救才脱离危险。经医生诊断，高君曼劳累过度，染上肺疾咯血，身体极度虚弱，需要继续治疗、休息和补养。于是，汪孟邹不得不写信给东京催陈独秀回国。陈独秀接到汪孟邹的信，归心似箭，匆匆告辞章士钊，章士钊握着陈独秀的手说：“仲甫，你走了，我也要把《甲寅》杂志移到上海办！”
“好，我在上海等着你。”陈独秀依依惜别章士钊，登上返回上海的海轮。
海浪滔滔，一碧万顷，天海一色。陈独秀在海轮上，凭舷眺望越来越近的上海滩，心潮起伏，浮想万千。从藏书楼拒俄演说想到办《安徽俗话报》；从辛亥革命胜利到反袁“二次革命”失败；从中华民国的建立想到袁世凯的卖国统治……他苦苦地沉思、求索着，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思绪的波澜，随着滚滚的海波不断翻腾，猛然间，他心中翻腾起新的希望浪花——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须办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