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已经不少年头过去了，毛泽东重游岳麓山，往事历历在目，感慨万千，欣然作《沁园春·长沙》一词，缅怀当年风华正茂的岁月：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瘳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怎样去革命，怎样去解救普天下穷苦大众？毛泽东还不知道。他只知道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他的住处离图书馆有三里地，每天早出晚归，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清晨，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图书馆的大门，中午，休息片刻，吃上两块米糕，算是午餐。直到闭馆的时候，他才恋恋不舍地走出。他像黄牛闯进了菜园子，只顾着吃。
除了大量地接触启蒙思想家们的著作外，毛泽东还认真地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地理和历史，学习整个世界的地理和历史。他要了解整个世界大势。
毛泽东发奋读书，磨砺筋骨意志，目的就是为了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他潜心研究学术，但决不闭门读书。相反，他的心时刻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安危，关注着中国社会的状况，关注着劳苦大众的利益。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局势剧烈动荡的时期。军阀混战连年，帝国主义乘机向中国攫取种种特权。毛泽东通过天天阅读报纸，关注时局的发展变化。他后来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乘机派遣军队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向德国侵占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兵，以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而此时正在大做皇帝梦的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任其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于5月9日答应日本，除第五条“容日后协商”外，“二十一条”其余各条都全部接受。反袁的热浪顿时在全国高涨起来，就连曾经与袁世凯合作的资产阶级右翼，也纷纷站到了反袁斗争的前列。梁启超就是突出的一个。虽然只是规劝、忠告，但鲜明的旗帜是反对复辟帝制。康有为、汤化龙等昔日的保皇派也发表了不满的言论。毛泽东时刻关注形势的发展，于1915年冬，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时局的言论编印成册，并致信萧子澳，请他题写书名：“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并提出：“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须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小册子印出后，毛泽东在校内外广为散发。陈昌曾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八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为了实现皇帝梦，袁世凯还玩起了“收揽名士”的把戏，企图为其装潢门面。当时，黎锦熙离湘到京不久，毛泽东听到黎先生也受到拉拢时，立即以关切的心情致信黎：
“兹有愿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醒黎先生：
“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对于毛泽东来说，黎锦熙是他崇敬的老师，然而在有关国家大事面前，他却不能不坦诚直言，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后来知道黎并未被袁世凯笼络时，毛泽东才如释重负。
然而，中国仍然处在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中。北洋军阀失去袁世凯这个总头目之后，各成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相互争夺中国的统治权。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漳为首的直系，是其中的两大派系。此外，还有张作霖的奉系，唐继尧的滇系，陆荣廷的桂系。中国处在各派军阀的混战之中，生灵惨遭涂炭，百姓颠沛流离。湖南则处在南北军阀对峙的军事要冲，北来南去，南来北去，各派军阀都出入湖南。湖南人民深受战乱之苦。
他对湖南这种走马灯式的军阀、都督更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然而，面对军阀纷争的局面，他也感到迷惘。他在这种频繁更替的军阀中比较优劣，从而对有的军阀寄予幻想。
“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毛泽东果然言中。那时，他还只是一个24岁的青年，人们不能不赞叹毛泽东目光的敏锐和深邃。只是毛泽东未必想到，二十年后，统帅千军万马，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上，正是他自己。
在这战乱之中，还发生了毛泽东领导全校师生，智缴部分北洋军溃兵枪支的故事。
1917年11月中旬，一天午餐后，第一师范里传着一个消息：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贵的部队正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有一部分已经到了离学校南端两里地的猴子石附近。当时驻长沙的北洋军傅良佐的部队早已撤离，长沙城内一时兵力空虚。只是溃兵不知其详，正在猴子石一带徘徊，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
听到这个消息，学校顿时慌乱起来，准备躲避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有着半年军事生涯的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形势，认为溃兵己疲惫不堪，又不知城里空虚。只要把学校一年前即已开展训练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完全可以击退溃军，学校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由他具体负责指挥。于是，他立即组织志愿军中胆大者二百多人，手拿木棍，分成三队，绕道分布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同时联络学校附近的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手拿真枪的警察伏在学生志愿军的最前列。
傍晚时分，溃军胆战心惊地沿铁路北移。待到距布防处不远时，毛泽东命令警察开枪射击，学生志愿军则燃放装在煤油桶内的鞭炮助威，并齐声呐喊：“缴枪没事！缴枪没事！”溃军十分心虚，一经突然袭击，更不敢抵抗。经派人交涉，真的全部缴了枪。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出款遣散。
学校和长沙城免去了一场兵灾。人们沸腾起来，纷纷惊奇地称赞：毛泽东通身是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领导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虽然不大，但却表现出青年毛泽东过人的胆量和谋略。
毛泽东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关注着中国农村的状况。对于农村，他有着特殊的感情。农民的困苦，他在少年时代就有切身的感受。今天，当他站在一个新的境界去俯瞰社会时，他更忘不了农村。他要用新的眼光去认识农村，了解农民。
毛泽东决意要进一步考察农村的情况。可是，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他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该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毛泽东决定采用当地一些穷知识分子寻师求学所采用的“游学”的方法，来解决途中的吃饭、住宿问题。
1917年7月，毛泽东邀请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澳，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毛泽东穿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有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他们从楚怡小学出发，过湘江，踏上了去宁乡的途程。
在宁乡，他们来到了友人何叔衡的家，受到了何家的热情接待。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访问了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桐油灯下，主人告诉毛泽东，他是佃农，交的“三七租”，一年累到头，收的粮食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剩下的就很少了，生活苦得很，遇到灾荒，日子就更难了。在何家附近的宋家潭，毛泽东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这是当地受苦最深的两户佃农。听了贫苦农民的诉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状况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离开何家，毛泽东和萧子澳继续进发。临行时，何家要送他们路费，可毛泽东执意不收。他决心要在这艰苦的环境里，磨炼自己。
沩山——他们行进的目标，曾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一座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教寺庙，里面住着很多和尚。他们要结识结识方丈，了解一下僧侣的生活。
他们信步而行，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一边欣赏着大自然的风光。眼前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山坡上有棵古老的松树，长势茂盛。他们卸下包袱和雨伞，背倚古松，坐在岩石上，讨论着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后来竟在不知不觉中睡了一觉。
肚子开始饿了。他们向山脚附近的一座房子走去。房主人拒绝给“叫化子”饭吃。无奈，他们只得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摸一里路，来到另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并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老人姓王，曾在县衙门当过门房。老人问道：你们两个小伙子看上去绝非乞丐，为什么要饭呢？
毛泽东回答，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又没有钱，只好“游学”。
老人说，当叫化子没什么不好，叫化子总比强盗好得多。那些当官的，多数都不廉洁。我在县衙门里当守卫时知道，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是打赢官司。向他求情是没有用的，除非花大价钱贿赂他。
毛泽东听了，不禁愤愤地说，这是什么世道！告别老人后，他们还在议论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
来到目的地，暮色已经降临。在寺院，他们受到了佛教徒热情的接待，拜访了老方丈，参观了佛殿，还和老方丈讨论了佛家经典，讨论了孔子和老子。佛教徒们把毛泽东、萧子澳看成是有学问的人，纷纷请他俩题诗题字。
接着，他们又跋山涉水，来到了安化县城——梅城。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走访了一些贫苦人家，还拜会了安化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书院，颇有学识，但性情高傲，一向看不起游学先生。毛泽东两次求见，夏都拒不接待，直到第三次求见，夏才开门。但随即写了一句原对放在桌上：“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以试来人学问功底。毛泽东看后，即书属对：“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先生一看，连声称赞，遂留宿，彻夜长谈，临走时还赠予毛泽东、萧子澳8元银洋。
一路上，他们遇到学校、商店、庙宇，常常写上一副对联，对方给几个钱，就作为路上的费用。渴了，就讨口水喝，或在路旁喝几捧凉水。累了，就到池塘里洗洗澡。有时就在野外露营。面对着满天星光，他们高兴地说：沙滩是床，蓝天是帐，月亮当灯，星星作伴。有一次，毛泽东指着岸边的一棵古树说，这就是我们的衣柜。说着，顺手就把布包、雨伞挂到树枝上。睡觉没有枕头，就用两块石头。毛泽东正是从这种奋斗的生活中，领略到一种人生的乐趣。
到达沅江时，正值湖区涨水，道路被淹，加上暑期就要结束，他们乘船返回长沙。
这次游学，走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许多地方，行程达九百多里，从而使他对中国农村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年寒假，毛泽东又到浏阳县一带去调查，住在同学陈绍休家里。正是在这种和农民的广泛接触中，毛泽东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都为他后来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确立一条正确的思路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不仅关注农村和农民，还关注着广大的工人群众。
当时，第一师范附近有电灯公司、造布厂、黑铅炼厂、铜元局等几家近代企业，聚居着很多工人、人力车夫。还有粤汉铁路武昌至长沙段和长沙至株洲段铁路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他们不仅生活清贫，而且大多是文盲和半文盲。没有文化，不仅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限制，生活上也有极大的不便。毛泽东感到，要帮助工人兄弟，首先要使他们接受文化教育。
第一师范原在1917年上半年办过一次工人夜学，那是为推行平民教育，由教职员兼办的，但没能坚持下来。1917年下学期，第一师范的学生团体学友会改选，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的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上任伊始，他就提出由学友会主办工人夜学的主张。
毛泽东一面潜心研究学问，磨练筋骨意志，一面广泛地走向社会，和最广大的劳苦大众，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这是毛泽东已经形成的一个显著的思想品格。他决心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改造中国。他要逐步探索一条改造的道路。
1918年4月，新民学会的创立，显示出毛泽东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发展，这就是在社会改造问题上，由学理上的探讨迸到社会团体的组织。此后，毛泽东为组织领导新民学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可以说，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是和新民学会一起搏击在社会变革的风浪之中的。虽然其中也有分化，有人颓唐，有人落荒，有人离开了战斗的行列，但更多的人却是聚拢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周围，奋然前行，成为优秀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有的虽未直接站在革命的大旗之下，却也在为社会尽力，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当年的新民学会首批会员李维汉回顾说：“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但在它存在的三年中，在中国革命动荡转变的年代里，逐渐由民主主义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会员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许多人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共产党员，有的成为党的同情者。会员何叔衡、蔡和森、向警予、陈昌、张昆弟、罗学瓒、郭亮、夏曦等，以及相当于新民学会分支组织的工学世界社的社员李林、颜昌颐、林蔚、李慰农等在后来的革命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和所有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一起，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了长沙。回长沙后，他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当时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夕，他更加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了。
为了解决生活费用问题和便于工作，毛泽东经学友和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的引荐，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历史课教员。除教书外，他利用一切时间，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向他们讲述几个月来自己在北京、上海的经历，介绍所接触的一些值得钦佩的人物。他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怡小学开会，会上，他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的激荡下中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并提出了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斗争的意见。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组织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本人则站在斗争的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也在紧张地进行宣传活动。“请救山东人的性命！”“请看我国之危险！”的传单，撒遍了长沙城。
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纪念“五七”国耻游行大会。他们手执白旗，旗上书“誓死争回青岛”数字，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游行队伍被军警强行解散。
5月9日，长沙的报纸冲破了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新闻封锁，纷纷报道了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情况。《大公报》以醒目的大号字登载了五四游行的消息：“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学生殴伤甚重，性命已在旦夕”；“北京学生现被捕三十余人，大学校长蔡元培愿独身抵罪。”消息震动了全长沙城，全湖南省，人们热烈地讨论着。特别是青年学生，兴奋、激动、愤怒。他们决心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
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许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以求得全国的声援。到湖南的代表是邓中夏和另一名学生。第一次北京之行时，毛泽东就和这位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生骨干建立了联系，并参加了他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邓中夏到来后，毛泽东立即和他一起，就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事进行活动。
5月28日上午，各校代表齐集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法专代表夏正猷、商专代表彭璜为正副会长。同时，通过了罢课宣言。
湖南学联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学生大联合的实现。有了统一的组织，学生运动迅速掀起了高潮。
6月3日，在学联的组织下，大多数学校举行罢课。罢课宣言沉痛地写道：
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京师学界正义于先，津沪群英声援于后；内之振我民气，外之挫彼敌锋，共矢贞忠，以示天下；学生之求学，以卫国也，国既不存，学于何有！我湖南学生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决议自6月3日起，全体罢课，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耿耿此心，神人共鉴。
学联还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学生联合会的会址设在湖南商专，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住的修业小学离商专很近，有时就住在商专里。可以说，他是这个富有战斗性的新的学生组织的实际领导者。
“六·三”罢课，引起了湖南当局的恐慌。张敬尧发布所谓“训令”、“忠告”，恐吓学生如有言词过激，逾越常规者，即按照戒严规则，一律逮捕，以保平安。但是，各校学生在学联的领导下，照样走上街头，开展以抵制日货为内容的反日爱国运动。学生纷纷组织讲演队、检查团和戏剧队，每日轮流到街头和沿江码头进行活动。
毛泽东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这轰轰烈烈的爱国浪潮中。他带头走向街头，热情地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宣传。一位当年在一师附小读书的女学生，回忆毛泽东当年在长沙讲演的情景时写道：
我最难忘的是毛主席第一次给我们演讲的情景。我们称他毛老师，但毛主席说：“你们不要叫我老师，我是你们的老同学，以后就叫老同学好啦！”当时我们只是四年级的小学生，毛主席却把我们当作老同学，大家感到亲切和温暖，非常敬爱这位“老同学”。毛主席每一次来演讲前，我们整个小学部的同学，都坐在大礼堂的竹椅上，有好几百人。大家都在热切等待。一见毛泽东出现，都热烈鼓掌，有些小同学高喊：“老同学来啦！”更有些高兴得跳了起来！他讲的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号召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决不接受“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另外还讲抵制日货。由于我们都是小学生，都是十岁至十多岁的孩子，毛主席以极其浅白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什么是“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还讲怎样抵制日货。他说：“买玩具不要买日本货，我们要爱自己的国家。”他的演讲完全可以激发我们小学生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他的语言生动活泼，手势又多，激动中带着幽默，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演讲。但可惜毛主席每次只讲一个钟头，就要匆匆忙忙地走啦。同学们都舍不得他，很希望他多逗留一阵子。
由于学联广泛地走向社会，使抵制日货的斗争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7月7日，学联和国货维持会联合举行烧毁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淋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散走。
为了更广泛地集结反帝爱国力量，7月9日，学生联合会联合工商各界开会，正式成立湖南各界联合会。会上，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大会指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号召湖南各界人民起来，“推翻武人政治”！湖南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全省各界的大联合。
新民学会在斗争的风雨中也更加壮大起来，新入会的会员有七十多人，如夏曦、向警予等。学会修改了章程，设“评议”、“执行”二部，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毛泽东、周世钊等8人为评议员。
五四运动汹涌的洪流，冲破了封建主义固守的千里堤坝。人民觉醒了，新思潮也更加猛烈地传播开来，正如瞿秋白所言，久銮的闸门一旦打开，浪涛更加奔腾澎湃，乌沫喷溅。五四运动后，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当时长沙各校学生也出版了十多种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大多仍然锐气不足。为了更好地推动湖南爱国斗争和新思潮的宣传，也为了有一块发表自己政见的阵地，毛泽东提出，需要创办一个新的刊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湖南学生联合会决定创办《湘江评论》，由毛泽东任主编。
毛泽东对报纸早有浓厚的兴趣，北京新闻研究会的活动，更是从理论上武装了他。如今正是一显身手的时候。经过十几天的紧急筹备，一种具有崭新风貌的《湘江评论》诞生了。
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正式出版。它四开一张，有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有短小明快的《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还有尖锐泼辣的“放言”、“杂评”。出版的第二天，长沙各报即高兴地报道：《湘江评论》出版了！
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毛泽东撰写了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还写了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和各种杂感30多篇，热情地歌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情地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解决思想，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他认为，只有俄国十月革命，才使“全世界为之震动。”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说：
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在文章的最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写道：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毛泽东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他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因此，他主张冲破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对真理，应该以“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照射”的精神去追求。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以后，为了筹组赴法勤工俭学和发动“驱张”运动，于“五四”前夕和之后，两次来到当时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这两次到北京期间，他开始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从一师范毕业后，为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抱负，他在实践中开始了新生活的探索。受北大杨昌济老师之告，新民学会的成员纷纷来到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精神上的富有就这样弥补了物资生活上的匮乏，更何况还有爱情。
在遥远而又偏僻的韶山冲里，他的严厉的父亲，曾强制地为他订过一房亲事，但在内心里他始终未曾予以认可。因为，在那里没有爱。而现在，在这里，在他初到北京的这段日子里，他却深深地爱上了他的老师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即杨霞。杨霞也爱着他。于是，北海桥边夕阳下的蹀躞，中央公园花丛月下的留连……这古老而又美丽的都城，自由、宁静、闲适的氛围，异地重逢的浓浓的乡情，正好帮助了他，使他第一次品尝了他过去从未品尝过的初恋的滋味。
但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毛泽东很想找个职业。经过杨昌济的联系，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位置。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办公室，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李大钊。图书馆设在沙滩红楼一楼，毛泽东在第三览报室工作，职责之一是负责登记阅报人的姓名。每月薪金8元。这对毛泽东来说，已是一大笔钱了。
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毛泽东来说，这真是来到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像在第一师范当学生时那样贪婪地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来这里任教。这些，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他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经常旁听他所感兴趣的课，还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他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因为这里更是人才荟萃。他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
毛泽东除了经常拜访杨昌济、黎锦熙之外，还拜访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并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胡适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然而毛泽东有时也受到冷遇，受到刺激。有一次，他见到鼓吹新文化的大名人胡适，大胆地向他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得知只是一位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名教授竟傲慢地拒绝与他交谈。傅斯年、罗家伦当时是北大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情形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士话。”
浅薄、浮躁，是当时许多鼓吹新文化的人的通病。
但是，毛泽东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热诚地扶持青年，把青年看成中国的未来和希望，是李大钊五四时期民主思想中极其光辉的部分。他热情地鼓励广大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当他发现毛泽东思想敏锐、善于思考时，对他表现了很大的关注。工作之余，或李大钊在阅览室翻阅书刊的时候，他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有时长达一两个小时，李大钊发表的宣传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更是认真地阅读。如他及时地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毛泽东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拖负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杰出的领袖”。在李大钊的引导下，毛泽东开始了解十月革命，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相继参加的新闻学会和哲学会的活动，在毛泽东的生活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后来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毛泽东的兴趣、探索是多方面的。面对着当时滚滚而来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他不迷信，不盲从，一切都在研究、比较之中。
毛泽东还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王光祈、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四处奔走，多方联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有人在家信中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学生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毛泽东自己却留在了国内。究其原因，一是新民学会中许多人希望他“殿后”，继续谋求学会的发展，国内也确实需要有人；二是毛泽东认为自己对于国内的情形调查研究得还不够，待掌握了中国古今学说的“大要”再出洋留学。
在出国的潮流面前，毛泽东热烈地欢迎它，并为有志于此的同道者奔忙。但他决不盲从，他在清醒而又坚定地走自己的求索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