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6日，兰州揭开了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这座僻居西北、破败落后的历史古城一下子沐浴在新中国的春光中，兰州的天如同解放区的天一样变得明朗起来。
为了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社会秩序，在兰州市各级党政军领导的有效组织和指导下，兰州市的各戏曲班社重整队伍，挂牌恢复演出。演出的各项制度，包括练功、排戏、演出、按份分红等仍沿袭旧例。而此时随解放大军进驻兰州的省、市党政军各部门直接领导的革命文艺团体的活跃发展，给不知所措的旧戏班和旧的演出方式以很大冲击，表明旧的演出制度和剧目内容不能适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社会要求。
1951年2月，“新光秦剧团”为配合土改运动，排演了新戏《一贯道》。著名秦腔演员杨金凤首次在现代戏中扮演一贯道头子张光璧的大老婆刘率真，演员逼真的演出，得到了领导和同行的高度评价。为迎接建党30周年，兰州秦剧实验社排出了《刘胡兰》，新光秦剧社排出了《穷人恨》，豫华剧社排出了《老妈翻身》，“文化”、“精诚”、“民生”等剧社积极排演革命现代戏和爱国历史剧。
1951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针对表演团体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政策。随后兰州市的戏曲界专家和艺人依据国务院戏改精神，倡议清除戏曲舞台丑恶形象，净化舞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改人。解放初期，旧戏班的相当一部分艺人沾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当时的《秦剧评论》卷一第五期刊登文章，以辛辣的笔调讥刺这一不良现象：“……在某些剧院里，吸大烟的人很多。不论文武场面，拉前台的和一般演员都是个黑人。只要往台上一看，个个面黄肌瘦，如久病才起。但过足了瘾，居然提袍甩袖，吹胡子瞪眼，管弦击乐，一起频作。人常把吸大烟的人叫‘烟鬼’，那么烟鬼来演戏，不等于游魂舞蹈吗？帝国主义过去称我们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这个绰号今天还在‘人民艺术工作者’身上保存着，可谓之善保古董了……”
为了割除这一毒瘤，推动艺人的思想改造，重新塑造在观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1952年10月，兰州文艺界召开整风学习动员大会，开始了解放后甘肃省第一次文艺整风运动。在各级政府文化部门的领导下，在各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在旧的戏曲班社开展了“禁烟”、“禁赌”、“严肃风纪”的活动。当时，豫剧著名须生演员许树云应兰州豫华剧团聘请，携全家来兰从事豫剧工作，在政府的关照下，他下决心戒烟，由此精力大振，创新表演技艺，成为建国后最受欢迎的主要演员之一。在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感召下，广大旧艺人表决心，亮思想，戒除不良嗜好，摆脱旧班社陈规陋习和封建性师徒关系，确立主人翁观念，积极投身到新戏的排演中去。有些人上台是师表，下台当模范，成为党所领导的文艺队伍中的中坚力量。一些艺人当选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工农兵一样是国家的主人，共商治国之道。
面对社会地位的这种变化，他们亲身体会到，新中国的艺人，是教育人的演员，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正如王晓玲在《秦音恋》一书中所感受到的那样：“她终于清醒了过来，除了痛定思痛外，每时每刻都有大量新鲜事物涌现在她的身边，她像只蝴蝶，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她像只小鸟，在杨柳枝上歌唱，她由衷感激毛主席，感激共产党。”道出了广大艺人的共同心声和感受。
1953年7月，甘肃省以“兰州秦剧实验社”和张掖“七一剧团”为主，并抽调“文化福利社”、“新光秦剧社”、“工人剧团”的个别演员，组成了“第二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西北分团甘肃代表团”赴朝鲜慰问。这次活动集中体现了甘肃文艺界整风后崭新的精神面貌。
1954年，省文化局提出了“下定决心，长期打算，结合实践，全面培养”的方针，举办戏曲导演学习会，讲授导演理论和新的排演方法。紧接着在1955年举办戏曲演员训练班，使戏曲演员对如何分析剧本、深入角色及刻画人物上有了新的理解。这两次活动，不仅提高了全体演员的政治、文化和艺术修养，由此掀起的戏剧工作者求知和学习的风气，成为改进剧团工作的推动力量。
改戏。早在1950年，甘肃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员下设戏曲工作委员会，按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加强戏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建立剧目上演制度，严格把好剧目关。对所有剧目按有益、无害、有害进行排队。对有害剧目，提倡“以改代禁”，即经过修改，化腐朽为神奇，经审定后，方可演出。其次是净化舞台形象，对各种野蛮的、恐惧的、猥亵的、丑化劳动人民的诸多丑恶形象加以清除。在条件好的剧团，建立了导演制度，重点剧目进行音乐设计和布景的配置，使演出剧目的整体效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1953年，甘肃省流行剧目审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剧目建设为首的戏改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剧目建设同戏曲表演团体的艺术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从1953年开始，省流行剧目审定委员会发动全省的艺术工作者，利用三年的时间，收集了共计1800多个传统剧目和大量的戏剧资料。在进行初步的研究分类、编辑剧目名单和内容简介后，对那些具有地方戏曲特色、艺术性较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的剧目，可供剧团整理改编时参考的，组织新文艺工作者和老艺人合作。经整理加工上演的剧目有《黄河阵》、《进妲妃》、《一字狱》、《九件衣》、《打草鞋》等。通过整理改编传统剧目，很快解决了建国初期上演剧目的缺乏和传统剧目良莠相间的混乱现象。
改制。推进戏曲团体的体制改革是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重要保证。戏改前，兰州的各戏曲班社，在演出和分配制度上还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不合理因素。如“破台”、“祭台”、“祭庄王爷”、“跳加官”、“私刑体罚”、语言上的“三十六大纬”、“七十二小纬”，后台订立的许多愚昧荒唐的陋规等。著名演员刘金荣解放初演关公戏，上场前还要烧黄表，当时具体负责戏曲改革和剧团管理的省文教厅干部朱军断然批评这是迷信，不能在人民舞台上出现。
在分配上存在着诸如“老台饭”制度，即许多艺人家属，不论人口多少全部寄生在剧团身上，给剧团造成了极大的经济负担，严重影响了剧团的艺术再生产和公共积累的增长，限制了艺术水平的提高和剧团的发展。当时，我省的国营剧团，有甘肃省文工团（1953年更名为甘肃省话剧团），兰州秦剧实验社（1953年更名为甘肃省秦剧团），以及1955年从西宁迁至兰州的青海省“西兰京剧院”第二队（1956年正式改编为甘肃省京剧团）和1955年甘肃、宁夏两省合并后成立的甘肃省歌舞团（后更名为甘肃歌剧团）等，根据国家文化部《关于整顿和加强全国国营剧团的指示》，率先朝着民族化、专业化、企业化方向迈进。对由个人或箱主经营的私有制旧班社，督促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和合理的经济分配制度。对个人经营向集体所有制转化的团、社，通过登记，加强了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保障了合法权益，健全了学习和各种管理及业务制度，提高了表演艺术质量，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9年3月19日，兰州市文化局正式将市属民营公助剧团全部纳入国营体制管理，计有兰州市豫剧团（艺光豫剧团并入）、兰州市秦剧团（文化社和新光社合并）、兰州市越剧团（系1956年由上海迁兰的上海春光越剧团）。1960年8月又组建了兰州市评剧团。另外，永登、榆中也相继建立了县属国营秦剧团。
戏曲改革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创建新型的社会主义戏曲艺术事业，奠定了最初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
1955年7月，全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兰州举办，共有1631名演职人员聚集兰州，是甘肃戏曲界的盛大节日。在这次汇演中获得一等奖的有：王庚寅、沈和中、王晓玲、陈素贞、许树云、丁醒民、靖正恭、刘金荣、王景云、常香玲、王超民、袁新民、刘茂森、康正中、叶益民、屈效梅、祝慕民等17人。演员二等奖39人，演员三等奖56人。这次汇演中，除了话剧《在康尔布草原上》、歌剧《红花渠畔》外，秦腔新编历史剧《李秀成》和改编剧目《秦香莲》获得了重大突破。尤其是《李秀成》，从中国戏曲传统中汲取营养，在诗歌以及舞台美术、音乐唱腔等各种表现方式及门类的高度统一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服饰道具以及舞台布景的设计符合剧情需要，马蹄声、雷声、水声、枪炮声与天幕呈现的闪电炮火在舞台时空中虚实交错，构成艺术逼真的妙境。一些剧团对本剧种的优秀传统曲调进行了新的改革和创造，共有17个剧目获音乐奖，有5个剧目在舞台布景、道具、服装、化妆等方面有新的突破而获得舞台美术奖。兰州舞台上一时出现了“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喜人景象。
这次汇演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及时地进行理论研讨，使人们认识到戏剧遗产中蕴藏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只有用科学方法加以提炼和升华，才能创造出新的形式，成为表现新内容的有力武器。
1957年6月1日，兰州市文化局举办“兰州市发掘遗产竞赛月”，活动于7月19日结束，发掘传统剧目43部，经过改编、整理后展演的剧目17本。对许树云、靖正恭、刘易平、刘金荣、尹树春、傅荣启、王清廉等7位老艺人颁发了荣誉证书。
就在广大艺人甩开膀子准备大干一场时，甘肃文艺界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整个戏剧队伍受到了“左”的干扰。秦腔研究会和《秦剧评论》杂志的负责人朱军，因恃才傲物、出言不慎被错划为极右分子，送往酒泉夹边沟劳动改造，沦为饿。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绝大多数创作大搞无冲突论，错误地宣传了共产风和浮夸风，对现实生活做了违背艺术规律的反映，出现了一大批粗制滥造的作品。可喜的是像《枫洛池》、《滚滚的白龙江》、《8·26前夜》、《大破天门阵》、《善士亭》等一批优秀作品，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的夹缝中破土而出。
1962年1月，陈涌的文章《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个问题》先后在《甘肃文艺》第1期、第5期发表，两文强调艺术规律，在国内引起良好反响。在中央“文艺八条”下达后，甘肃省宣传文教系统开始对“反右倾”斗争中错批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甄别平反。居住在兰州的戏剧工作者忍辱负重，在山重水复中曲折前进，终于迎来了1964年全省第三届现代戏会演的新高潮，涌现了《向阳川》、《远方青年》、《教育新篇》、《新媳妇来了》、《绝不是小事》、《一串项链》、《草原初春》、《说书阵地》、《山乡花红》等一大批优秀剧目和较好的创作剧目。
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在以现代戏为纲的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人人写戏、人人唱歌、人人画画、人人作诗的文艺路线的错误指导下，有些剧团甚至提出了每人每天写一个剧本的荒唐要求。其间，大约有一二百台现代戏参加了各种汇演，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耐人寻味的戏自然寥寥无几。
有人反思“文革”时做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只有一只夜莺在歌唱，别的夜莺都被割掉舌头的时候，这只夜莺的歌喉再美妙也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上早在“文革”前就出现所有的夜莺同唱一首歌的情形，这无异于表明人人只剩下歌唱的功能而丧失了歌唱的艺术了。如果有人胆敢不加入这个同声歌唱的行到，就有被割掉舌头的危险。
长期负责我省文艺工作的老领导曲子贞垂暮之年撰写了《回忆解放初期的文艺界》一文，文章结尾写下了这样一段透出深深悔恨和自责的文字：“朱军同志，解放初期，在剧改上，他是位敢闯路子的人，后来调到省文化局的剧目工作室，在反右斗争的时候，是经过我的手，呈报给上级，才批成右派的。我预感到批成右派的结果，但只觉得那还是思想领域中的问题，真没想到后来竟把这些人划成敌人，成了‘地、富、反、坏、右’了。历史应该给我记上这笔耻辱账的，这事不久，我也被撤下来了。”
1966年2月，省、市文艺界召开会议批判田汉的《谢瑶环》。6月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刘金荣先生演“哑剧”的资格也被剥夺了。传统戏曲从此被彻底粗暴地打入冷宫，历史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哑剧”。
1966年7月，甘肃思想文化界揪出一个所谓“阮吴黑帮集团”，还有“一百单八将”。兰州市的文艺队伍被打散，宣布了“不准练功”、“不准演出”等“七不准”规定。“黑线专政”论肆虐横行，祖国的传统文化陷入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