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寻梦人。
2010年深冬，我受邀去中央民族大学参加一个会议，宽阔的校园，各具特色的校舍，色彩缤纷的各民族学子服饰，深深的吸引了我。这所全国少数民族最高学府，为各民族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民族干部，民族学专家，各类艺术人才。
来到内蒙草原，来到鄂前旗，走进城川民族学院旧址，才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1941年9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受中央委托，为广泛发动各民族抗日运动，在延安成立了民族学院。1944年4月，因为工作需要，由延安迁到接近少数民族地区的定边，称为三边公学。1945年2月，原中共城川工委改为中共伊盟工委在城川重建后，民族学院迁至城川，进入城川办学时期，改称为城川民族学院。城川民院作为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为党和国家输送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伊克昭盟的解放，乃至内蒙古全境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鄂前旗红色教育基地，除过城川民族学院旧址以外，还有三段地工委和王震井等。
三段地工委，是内蒙古地区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西征红军经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巩固陕甘宁边区，向毗邻的伊盟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在三段地成立了蒙民招待所，并发展首批党员，创建了二道川、三段地苏维埃政府。后将鄂托克工委改为三段地工委，在此期间三段地工委建立了党组织、组建保安队、民兵队，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工作。三段地工委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高岗、乌兰夫等领导先后到三段地开展工作，指挥战斗，顾寿山、马良诚、李世昌等二十八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延安时期，解放区军民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王震将军的指挥下，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八路军在城川镇黄海子村种地，为解决饮水困难，开凿出一眼井，老百姓为了纪念这眼井，亲切的称为王震井。
城川民族学院、三段地工委、王震井这三处地方，称为鄂前旗红色旅游景点，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
在玛拉迪苏木广袤的草原上，有一个高高耸立的墓碑，铭文上刻着“马良诚顾寿山之墓”的字样。墓碑旁边有几株消瘦的榆树，在草原的劲风中，发出轻微的响声，像忠实的守陵人，日夜陪伴着烈士，守卫着英雄。
陵墓平坦，如同周围的草原，陵园周围，被铁丝网围成一个圆圈，防止牛羊进入。我在其他人的帮助下，跨过铁丝围栏，绕陵墓一周，在纪念碑前深深鞠躬，以示对两位英烈的敬重。
他们是鄂前旗的优秀儿女，用青春和生命，换来了几十年后这片土地，乃至全中国的富庶和丰饶。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哪方烈士，都应该拜谒，应该祭奠，这是一个后来者起码的品质。
刚到鄂前旗的时候，于国强对我说，延安是中国革命的摇篮，鄂前旗是内蒙古的延安。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随着对鄂前旗历史的了解，逐渐觉得这句话非常精辟到位。
为鄂前旗红色历史增光添彩的人，如同盛开的马兰花，繁密而芳香。田万生、巴仁塔格、马富纲、周仁山、金汉文、杨明山、杨宝山、祁光耀、天宝、阿尔宾巴雅尔、金宝海……
芸芸众生中，有各种各样的英雄，活着的英雄终会步入正常生活，他们的经历同样值得学习和借鉴。
田万生，是陕西横山人，从抗日战争开始，就在鄂托克旗工作，为鄂托克旗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奉献了青春年华。鄂托克旗解放后，他离开鄂旗升任中共伊克昭盟委副书记、政协主席等职，1982年离休，享受省部级待遇。年迈高龄的他，时刻关心支持国家改革和建设事业，积极建言献策，把自己生活斗争的丰富经验，写成回忆录留给后代，一身正气，鞠躬尽瘁。
阿尔宾巴雅尔，是昂素人，在打退马鸿逵军的进攻中机智勇敢，后来成为鄂尔多斯草原一名骑兵战士，参加过大大小小战斗几十次。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副苏木达，鄂托克旗畜牧局副局长等职。为人民安居乐业，恢复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积极工作。1961年因病回到家乡，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为家乡的建设奉献了智慧和力量。
马良诚牺牲以后，部队里产生了悲观情绪，有人准备离开部队回家，在金宝海和天宝的耐心说服下，部队情绪重新振作起来。金宝海是昂素人，蒙古名字叫图门乌力吉，当时，在查干陶勒盖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图门乌力吉大队长，带领我们向前进，我们千万个兄弟，跟着他干革命。
鄂托克旗解放后，金宝海曾担任副旗长，后来因病离职回家休养。在家休养期间，为当地畜牧业生产发展出谋划策，在1965年特大旱灾中，奔波于陕北各地，利用老战友，老熟人的关系，为公社生产队安排倒场牲畜，销售牲畜等工作。去世以后，旗委政府按照生前遗嘱，将他安葬在查干陶勒盖敖包南坡，立碑纪念。
珠和有个杨宝山。
1949年8月23日，鄂托克旗宣布和平解放。同年9月7日，鄂托克旗临时人民自治政府成立。9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刚刚上任的鄂托克旗领导们走进会议室，开始研究一封来信。
又是一封寻找杨宝山的来信。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封了，最近经常收到这样的来信，内容几乎一样，都要求鄂托克旗的领导人寻找一个叫杨宝山的人。这些信有的来自中央有关部门，有的来自解放军各军兵种，有的来自有关省、市、自治区，来信末尾的署名更是赫赫有名，周仁山、天宝、白如冰、吴德峰……
有的来信还提醒鄂托克旗的领导人，可以向李富春、贺龙等高级领导人询问杨宝山的下落。
所有这些，无不说明这位杨宝山不是一般人，但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详细情况。
正当鄂托克旗的领导一筹莫展的时候，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式来函为他们解开了这个谜。杨宝山同志是鄂托克旗珠和人，蒙古族。系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国际交通员，奉命回到鄂托克旗潜伏下来……
根据这个十分重要的线索，鄂托克旗领导马上到珠和进行寻找排查。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排查，有一个人进入他们的视线，他叫孟克敖其尔，化名李海青。一个很普通的牧民，大约三十岁左右，家里有父母和儿子，生活比较清苦，以放牧为生。
他们仔细观察这个外表地地道道的牧人，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气质，那是一种深深隐藏在牧人外表下的刚毅、冷静和从容。直觉告诉他们，眼前这个人肯定就是杨宝山。
来人递上介绍信，并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鄂托克旗委员会派来的干部，来完成中共西北局交办的任务，我们是来寻找一个叫杨宝山的人。
孟克敖其尔认真地看完介绍信，微笑着退还给他们。
然后安静的说，是的，我就是杨宝山。
1937年，二十二岁的杨宝山第一次离开家，来到定边县城，找到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进入培训班学习，并被选派到延安参加八一建军节庆祝活动。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并很快进入党校学习，后经天宝和图布新巴雅尔介绍入党。
1938年，随大青山骑兵支队政委白如冰到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工作，成为延安到乌兰巴托一线的国际交通员。冒着枪林弹雨先后三次穿梭于日伪封锁线，往返于延安至乌兰巴托，打通了我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传递情报和护送干部的重要任务。
一次出发前，组长检查他们的准备情况，看着杨宝山的手枪，赞不绝口，那是一把真正的八音子手枪，是手枪中的精品。杨宝山笑着说，打自己的脑袋没有问题。组长明白他的意思。按照对秘密交通员的要求，一旦遇到敌人抓捕的时候，必须毫不犹豫地做两件事，销毁文件和朝自己开枪。文件不能落入敌人手里，自己也不能活着落入敌人的手里。
一路上，他们遇到过放牧军马的日本兵，遇到过为日本人效命的地方巡逻队，遇到过断水断粮的困境，但这些麻烦都被他们的机智和勇敢一一化解。很快，他们见到了第三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联络机构官员切尔诺夫上校。切尔诺夫将他们带到乌兰巴托，并正式接收了他们带来的文件，履行了交接登记手续。一个多月后，杨宝山他们将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文件缝进蒙古袍里，踏上归程。
绝密文件再重要，可以缝在衣服里，遇到危险还可以随时销毁。这一次他们却要带着大活人通过日本人的占领区。
原来，我党派去苏联学习的部分学员要回国，一路奔波到了乌兰巴托，切尔诺夫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学员分为若干批护送，第一批让他们只带三个人回去。
从乌兰巴托到中蒙边境，乘坐的是吉普车，还算顺利。到了边防站换乘马以后困难就大多了，因为那三个学员身体虚弱，还缺少骑马长途奔波的锻炼，走一阵就需要下马休息，结果天亮前没有能够到达预定的地点。太阳很快从东方升起，驱散了草原清晨的大雾。他们勒住马朝前望去，结果大吃一惊。离他们不远处有三四顶蒙古包，外面还拴着好几匹马。他们当即决定，林廷和段占元到蒙古包附近侦察情况，杨宝山带着三个学员向别处转移，约定天黑后到前面一个水井那里会合。
究竟往哪里走？这是杨宝山遇到的第一个难题。现在已经是大白天，草原上晴空万里，一览无余，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和怀疑。思谋片刻，便带着三个人朝敌人据点额里格庙走去，而且大摇大摆地走。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杨宝山觉得，若不引起敌人的怀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冲着敌人的方向前进。如果表现出躲躲闪闪的样子，敌人有可能就追过来。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蒙古包里走出来几个人观望了一会，并没有找他们麻烦。就这样，他们避开那几顶蒙古包，消失在草原深处。
尽管敌人封锁得十分严密，这条国际交通线始终没有中断过。
以上是电影《沉默往事》的片段，主人公原型就是杨宝山和他的战友，影片再现了他们担任第三国际联络站国际交通员的传奇经历。
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央决定开辟一条新的国际交通线，需要在鄂托克旗建立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点，交通局决定派杨宝山完成这个任务，他便回到家乡秘密潜伏，完成这项任务。
鄂托克旗领导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潜伏期。
解放后，杨宝山担任过鄂托克旗副旗长，伊克昭盟统战部副部长等职，文革期间蒙受不白之冤，但他始终坚守“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到棺材里的”诺言，不仅经受了战争年代的严峻考验，也渡过了文革的生死难关，忍辱负重，甘当无名英雄。
1994年杨宝山去世后，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在唁电中这样评价他——杨宝山在革命战争年代，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甘当无名英雄，为党的事业出生入死，立下了丰功伟绩，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小喇嘛骂成的学者。
2013年1月1日上午，我正在宝音乌力吉家辽阔的草原上欣赏五畜争艳场面，曹纳木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昨天我走以后，仔细看了我的名片，发现我是个写书的人，又是国民党的人，要送给我几本他写的书，问我什么时候方便去拿。
我在新年的草原，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大声感谢他并解释说，我不是国民党的人，只是民革会员而已。
回到敖镇直接去了曹纳木书阁，他在二楼的老板椅上坐着，旁边站着一位五十多岁戴着口罩的男人。
打过招呼以后，我问那男人找曹老师干什么。
那人笑呵呵的说，给老曹送花圈。
我知道是笑话，假装没听清，转过脸问曹纳木，他说什么？
曹纳木一脸幸福，笑眯眯的说，他说给我送花圈，嗨嗨，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按虚岁算，我就八十岁了。
他送给我已经签过名字的三本书，分别用蒙文和汉文签名，落款时间是2012年12月31日，还盖着“鄂托克前旗曹纳木书阁”蒙汉两种文字的印章。
我把三本书捧在手心，觉得无比温暖，感到一位文化长者对我的无限厚爱。这三本书分别是《蒙古族禁忌汇编》《鄂尔多斯蒙古族妇女头饰追溯》《禄马追溯》。我们的交谈充满了欢笑，亲切又温馨。
1934年9月，曹纳木出生在吉拉苏木克珠日嘎查，在吉拉学校读了三年书就辍学了，那个时候他刚刚读懂蒙古文，学习热情很高。牧场上有一座寺庙，每日下午与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小喇嘛都要与他大战一场。
开始是打架，打累了就对骂。骂来骂去，没有一句能听懂。曹纳木骂的是蒙古语，小喇嘛骂的是藏语。
过了几天，他们不打架了，也不指着鼻子对骂，而是各自折一根红柳枝在沙地上写出骂对方的话。
曹纳木发现小喇嘛写的字横着排列，自己写的字竖着排列，有些字母还相似。
半个月以后，曹纳木就能在沙地上用藏文写字了，小喇嘛看着骂自己的话，并不生气，而是搂着曹纳木的额头轻碰自己的额头。
从此以后，小喇嘛天天到牧场找小羊倌曹纳木，把大喇嘛刚刚教给他的经文再教给曹纳木。牧场上便经常出现一个画面，两个小男孩头挨头，肩并肩一起念着藏经，一个穿着蒙古族样式的羊皮袄子，另一个披着红色袈裟。有时候，他们会爬上马背，一边奔波，一边用藏文嬉闹。
小喇嘛看见大喇嘛出现，鸟儿一般飞回寺庙，曹纳木却被大喇嘛大骂一通，告诉他俗人不能念寺庙的经文。
挨过骂的曹纳木和小喇嘛还是天天粘在一起，他教小喇嘛蒙古文，小喇嘛教他藏文。久而久之，曹纳木就学会了藏文。
大一点以后，曹纳木丢下羊鞭到了政府机关，当上了公务员，后来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兼搞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从鄂托克前旗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
他与文学结缘有着深厚的时代烙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鄂尔多斯草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世世代代以放牧为生的牧民开始学习种植蔬菜，曹纳木围绕这一奇观，写了一个小豆腐块文章投了出去，没想到的是，文章竟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这一奇迹，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曹纳木，他开始研究蒙古族风俗、民间传说、民间故事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曹纳木到北京旅游，稀里糊涂进了一家外文书店，他在书店转了好久，没有一本看得懂的书，当他跨出店门的那一刻，一本书的书脊引起了他的注意。隐隐约约间，他拼出了“鄂尔多斯”几个字母，不像英文，也不是蒙古文，更不是中文。他从书架上取下这本书，仔细翻阅，文中多处出现“鄂尔多斯”和“故事”字样，连蒙带猜，终于搞清楚那是一本法文版的《鄂尔多斯民间故事》，作者是田清波。
在鄂前旗生活工作几十年，自然知道这位作者。田清波是比利时人，早年在鄂前旗城川传教，是一位颇有建树的蒙古学学者。
三十九元的书价超出了他的经济承受力，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他在书店犹豫徘徊，再三纠结，终于买下了这本书。
这本书打开了他的视野，给他带来了无穷乐趣和丰厚的经济回报。
奇迹又一次出现，没有学过一天法语的曹纳木，竟然无师自通的将法文版《鄂尔多斯民间故事》，翻译成了蒙古文，并且顺利出版，得到了九千元稿费，扣税以后，净挣七千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使他一下子成为鄂前旗的富翁，也成为鄂尔多斯市的文化名人，当然，那个时候鄂尔多斯市还叫做伊克昭盟。
曹纳木的名声越来越大，著书越来越多，精通蒙汉双语，熟悉藏文、法文。原创和翻译作品有《鄂尔多斯姓氏》《蒙古詈语一千条》《鄂尔多斯蒙古部名考》《蒙古世系及各罕的排列》《田清波与鄂尔多斯研究》等近五十部作品。按照曹纳木的说法，所著的近五十部作品，除过几本书挣到钱以外，基本上是不赔不赚。大部分书籍，出版社只给他500本样书，既不给稿费也不付版税。如果把500本书卖出去，才能赚到现钱。
我对《蒙古詈语一千条》的詈不大理解，专门查找来源，原来是骂、责骂、辱骂的意思。不难想象，曹纳木在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一定会想起童年的伙伴，那位可爱的小喇嘛。
曹纳木的书桌上立着一本湖蓝色封面的精装大书，这是一本200万字的《鄂尔多斯蒙语词典》，分别用蒙古文、汉文、法文三种文字转写摘译。平时人们形容鸿篇巨著，会用砖头般的词语表述，这本《鄂尔多斯蒙语词典》，远比砖头宽阔和厚重。我和曹纳木站起来，四只手同时用力，才能举起此书。
翻动这本大书，感慨感叹感动，怪不得曹纳木赢得了鄂前旗人，乃至整个蒙古人的尊重，成为蒙古民间著书名人，的确名至实归。
曹纳木不但写书，还搞收藏，收藏自然要有地方。多年以前他花几千元钱盖了一间房子，主要收藏图书，方便周围学校师生和居民阅读。一场大雨，淋湿了藏书，他便用所有积蓄十多万元修建了现在这两层小楼，楼顶挂着“曹纳木书阁”的牌子，也成为全市第一家个人图书馆。原本二楼放着上万册蒙、英、藏、满、汉、法语等书籍，怕压塌楼板，将图书搬到一楼。二楼存放着马鞍、套马杆、头饰、服饰、佛珠、四胡、马头琴等。其中有两件藏品格外醒目，一件是席尼喇嘛曾经用过的红漆木柜，一件是九世班禅坐过的一对木质圈椅。
曹纳木讲起参加过两次国际学术交流会时，脸上洋溢着慈祥喜悦的光芒。因为转、译、注田清波先生诸多著作，1992年应邀赴比利时参加田清波与鄂尔多斯研究国际学术交流会，会上提交并宣读了论文，反响强烈。2011年应蒙古国邀请，赴乌兰巴托参加田清波与蒙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被安排第一个上台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田清波与他的著作》，会上向十五国专家学者分别赠送了蒙、汉、法三种文字的《鄂尔多斯蒙语词典》，他的演讲和著作引起轰动，被大会秘书长称为第二个田清波。
耄耋之年的曹纳木也有过不幸的遭遇，他与妻子原本生育八个孩子，一个冬天，家里生着煤炭炉子，一张床上睡着四个孩子，清早起来，两个睡在靠水缸旁边的女孩煤炭中毒死亡，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一夜之间死去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曹纳木一家陷入苦难之中。现在六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衣食无忧。
曹纳木在鄂前旗已经是一位瑰宝级的人物，祭祀庆典，文化活动，都以能请到他而无上光荣。他几十年如一日，除过睡觉吃饭时间以外，早、中、晚三次到书阁读书写作，接待阅读者、借阅者、求教者。曹纳木书阁也成为鄂前旗的一个旅游景点，文化界的领导学者来前旗，都要来看看曹纳木和他的藏品。
曹纳木拍着宽大的老板桌对我说，旗委书记来书阁看望他，发现书房简陋，就给他添置了老板桌老板椅。问他还缺什么，他说打字的时候手有点抖，出远门参加各种文化交流活动不方便。
旗委书记说，给你配个助手，你在全旗干部职工中随便挑选。
曹纳木笑呵呵的对我说，干部不听使唤，他就找了一位热心文化的青年，帮他开车、发传真、查找资料，助手表现出色，旗里为他落实了工资关系。
曹纳木手头上正在翻译鄂前旗志书，将汉文翻译成蒙古文，他找了十个人帮忙，工作量依然巨大。他说翻译这种书没有多大意思，领导视察工作的内容太多。
他还告诉我，几十年来，翻译和创作了四十九套本书，打算再写一本，达到五十套本书就不干了，安安心心颐养天年。
我反问他一句，真的不写了？
他呵呵的笑着，爽朗而甜蜜。
写到这里，不由得多写几句，曹纳木这位德高望重，自学成才的学者，其成长是一个特例，但与大的文化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环境决定人，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环境，就是藏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的交融互通。这里，单就藏族文化与蒙古族文化略述如下。
蒙古族是一个善于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丰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一个自强不息，富于开拓精神的民族，为祖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光彩夺目，独具风格的文化珍宝。
蒙古族早在十世纪之后，就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发生贸易往来，从那里开始吸收藏族的先进文化，这对蒙古族的发展和强盛发生了一定的作用。十三世纪时，西藏萨迦派归附蒙古，萨迦派教义传入蒙古族地区，蒙古族统治者几乎全盘接受了西藏佛教文化。
蒙古文字在最初创立过程中，借鉴了藏文。蒙古族的著名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是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
蒙古族书面文学作品从其产生之日，就一直从广泛的民族文化交往中汲取营养。藏族经典文献，民间故事，以及藏译的梵文作品都被大量地翻译成蒙古文，在蒙古族地区广为流传，成为蒙古族书面文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蒙古族书面文学产生的最初阶段，这些翻译作品就成了蒙古族书面文学的宝贵财富。但是，这类翻译作品并不是原原本本地转换成蒙古文的，而是作了一番重大的加工和改造，有的当作口头创作的对象，然后再记录下来，结果就与最初的作品产生了巨大差别，也就是说，它们经过一个加工改造过程，成为蒙古化的文学作品了。
此外，在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藏族对蒙古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拿医学来说，现在蒙医的发展是和汉、藏两族医学的传入分不开的。
北京的雍和宫又是一部藏蒙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录。雍和宫完全是仿照西藏正规寺院建起的一座典型宫殿式建筑，寺内以蒙古僧人为主，其次为藏族僧人。
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语言不但有强大的排外能力，而且也有强大的吸收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任何一种文学，如果闭关自守，囿于本民族的心理活动，用一堵不可逾越的高墙把自己同其他民族隔离开来，那么它就不能发展得富有成果。
藏蒙文化关系之密切，源远流长，两个伟大的民族，互融互惠，相映成趣，盛开出美丽的民族之花。
众里寻马千百度。
葛巴图递给我奶茶的时候，笑呵呵的说道，他不会讲汉语，只会说普通话。
我乐得咧开几颗大牙，以为他在幽默。离开他家的时候才发现，他对自己的评价既中肯又到位，因为他的确搞不清汉语和普通话的关系。1958年他十四岁的时候，牧区来了第一家逃荒的陕北人，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汉族人，第一次学说汉语。
葛巴图祖上是大户人家，爷爷手上有一千多匹马，一两千只羊，骆驼、马、牛、山羊、绵羊五畜俱全。父亲那一辈自然灾害严重，一场大旱，死去很多牲畜。大集体时期，一天学都没有上过的葛巴图成为放牧能手，他能从放养的五、六百匹马中，分辨出四、五百种颜色，单只红马，就有九十多种颜色。
包产到户以后，他花1200元钱，买回一匹公马，两匹母马，在方圆几十里地引起巨大轰动，因为当时旗里的干部一个月才领三十多元工资。
有了马和羊，他得凑齐牛和骆驼，把祖辈的东西延续下来。在随后的日子里，与草原有关的各种娱乐活动多了起来，赛马节、那达慕大会、摄影节、物资交流会等等，都需要马匹骆驼亮相，每次出场，按牲畜头数发出场费。距离近一些的地方，骑上马赶上骆驼参加，远一些的地方，租来大卡车运送大牲口。大牲口上不了车厢，就在地上挖一个坑，把车开进坑里，使车厢与地面保持一个水平面，再将牲口赶进车厢。
在各种活动中，嘎巴图见识了更多更好的牲畜，牛羊马骆驼都很争气，不死不伤，繁殖很快，手头也宽裕了许多。这个时候，隐隐约约觉得想干点事，但不明确要干什么。
葛巴图的叔叔是一所喇嘛庙的主持，通晓蒙语、汉语、藏语，对蒙古族历史颇有研究，经常给他讲成吉思汗八骏马和双骏马的故事，久而久之，在口耳相传当中，对成吉思汗的神马充满敬意和喜爱。
《蒙古秘史》中记载，少年成吉思汗家的八匹马被人抢去，那是成吉思汗家的基本家财，寻找八匹马的途中结识了好友孛斡儿出，帮助成吉思汗找回八匹马，后来孛斡儿出成为成吉思汗四杰之一。
关于八骏，还有一种说法。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长年征战中，亲手调教驯服了八匹草原上的骏马。战马在草原征战中如同战士的弓矢，刀枪一样重要，这八匹骏马不但能日行百里，而且多次在战斗的危急时刻拯救过成吉思汗。双骏马是成吉思汗的坐骑，长途奔波，两匹马换着骑，双骏马同样战功卓著。
八匹骏马在蒙古人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成为一种精神象征，文化象征，团结的象征，力量的象征。随着蒙古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八骏图成为极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徐悲鸿先生所画的八骏图名满天下，八骏图的画作也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绘画题材。
成吉思汗四季大祭奠，分别是春季的查干苏鲁克大祭，夏季的淖尔大祭，秋季的需日格大祭，冬季的达斯玛大祭。祭祀的那几日，整个鄂尔多斯草原，乃至蒙古地区，成千上万的蒙古人和非蒙古人，开着小车，骑着骏马，奔向成吉思汗陵，祭奠这位盖世英雄，旷世伟人。
春季的查干苏鲁克大祭，在每年阴历三月二十一日。查干苏鲁克汉语意思为洁白的畜群，是元世祖忽必烈钦定的四时大祭中的春季大祭奠，也是成吉思汗祭奠中最大的祭奠。举行祭奠时，人们挤下99匹白骒马的乳汁，盛在宝日温都尔，即圣奶桶里，用九眼吉祥勺沾取马奶，向苍天祭洒。
葛巴图每次前往成吉思汗陵祭祀的时候，都被恢宏的气势，神圣的气氛吸引和震撼。
渐渐地，他被一种力量牵引，成吉思汗当年的八匹骏马到底是怎样的秉性，怎样的颜色，怎样的气度非凡。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首赞美八骏的蒙古长调，并被深深打动。
成吉思汗的忠实伙伴/大自然母亲的无私恩典/蒙古的骄傲/战马的威严/千歌万曲流芳草原/激情的火/智慧的源/崇拜的图腾/必胜的信念/心中的旗/强者的箭/理想的骏马……
葛巴图有了心思，辗转反侧，夜不成寐。2001年他病倒了，头痛脑涨，一条胳臂一条腿，疼痛难忍。住院治疗，打针吃药，收效胜微。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中总是出现一个奇怪的人。
葛巴图说，那个人好像是天神。对他说，让你找马，你咋不找呀。
他惊出一身冷汗，隔几天，相同的梦境再次出现，天神问他找呀不找。
梦中的他跪在地上，连连向天神磕头，许诺答应，一定寻找八骏马。
什么样的马才是成吉思汗当年的八骏马和双骏马，他不知道该向谁讨教，但从口耳相传和想象中，应该是一种高贵而骁勇善战，稀缺而华美的纯种白马。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最钟情的颜色，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蒙古族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色彩爱好。蒙古人尊崇和喜欢的基本色彩是白、蓝（青）、红三种颜色。白色，蒙古语称查干，是蒙古人心目中最美好吉祥的颜色之一，人们对它的爱好几乎无所不在。
再次从梦中惊醒，葛巴图踏上了寻找八骏马的征途。当他不远千里，终于在锡林郭勒盟找到一匹想象中的八骏，并花一万多元钱买回家以后，病痛不治而愈。
有一次，听说一个地方有300多匹白马，他花掉六千元路费前去探访，却白跑一趟，清一色的白青马，而不是他认为的八骏马。
寻找八骏马的事连老婆都没有告诉，别人问他为什么找那种马，他说给旅游景点帮忙，游客喜欢骑白马。
第八匹马是在陕北佳县买到的。第一次离开辽阔无垠的草原，到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葛巴图非常新奇。马主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住在从黄土山中间挖出来的窑洞里。头一天晚上，老人跟他要价一万八千元，因为山高谷深，葛巴图连夜下不了山，就在老人家住了一夜。清晨起来，老人给他打了三个荷包蛋，荷包蛋里放了一点点麻油，葛巴图对这种吃法更是稀奇。还没有等他奇怪完毕，老人跟他要价两万元。
他只好两万元买了这匹马，第一次走山路的葛巴图一个人下山都难，牵着马更不知道怎样抬腿迈步。老人的儿子牵着马下了山，在山下他租来一辆农用三轮车，将马拉回家中，一共花掉两万九千元。
四年间，葛巴图走遍蒙古草原，最远到了通辽，行程数万公里，花掉了几十年积蓄，总投资一百三十多万元，还贷了一部分款，终于找齐了八骏马和双骏马。
各种交流会和赛马节，他的八骏马和双骏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引来更多人的关注。每年成吉思汗陵祭祀，他的宝马都是重点被邀请对象，填补了成吉思汗陵没有八白骏马的历史空白，成陵管委会想高价购买这批宝马，被他拒绝。
现在，他的八骏和双骏已经登记注册，成为鄂前旗马文化保护基地，八骠骏马繁育基地。旗里专门给他家拉了电线，开通了电视，建起了草原书屋。
葛巴图说，从童年放马开始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一天都没有离开过马，每天夜里都要给马添加饲料，年年如此，月月一样，天天不间断，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体力不支，爱马的心情一直不变。几十年来，他放过的马不管多老多病，他都不会卖掉，他把死去的马剥皮后，按照蒙古人的丧葬习俗，马头朝西北方向，平放在草原上，第二年清明节后，将马的尸骨聚拢，念诵经文，然后焚烧。
神仙居住地方。
宝音乌力吉，最早出名不是因为养骆驼，而是因为其愚公精神被授予自治区劳动模范。他从1974年开始打井，连续打了二十二年共十七眼井，直到1996年打出机井，才见到清水。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在硬梁地区的牧民宝音乌力吉，用整个青春年华换来了井水，也换来了幸福生活。
走近宝音乌力吉家辽阔的草原，内心格外宁静美好，尽管是冬日草原，依然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这里，才是原始意义上的草原，才是都市人向往的原生态，亿万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千万人想都想不到的地方，用神仙居住的地方，一点也不为过。
这里，随意奔跑，放飞想象，用尽所有华章，放声歌唱，无穷无尽的溢美之词都可以颂扬。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风吹绿草遍地花，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洒。
我曾默默为你祈祷，我曾深深为你牵魂，我曾在远方把你眺望，我曾在梦乡把你亲近。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晨风徐徐，歌声悠扬，激荡着满目丰饶。
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牛羊点点。不远的地方，一群骆驼由远而近，款款而行，步态优雅，恍若天仙。马匹各姿各雅，有的奔来跑去，有的徘徊不前，有的低头食草，有的依偎草原。
宝音乌力吉和众多牧民一样，不再住四季迁徙的蒙古包，早搬进了水泥砖房。揭开棉布门帘进去，屋子里生有煤炭炉火，火炉上长长的烟囱伸向窗外。女主人健康而丰韵，递上奶茶油糕，进到厨房忙碌。
宝音乌力吉讲起了草原上美好的生活。小时候放牧，伙伴们相互照应，彼此认识对方的牲畜，谁家的牛羊马匹跑丢了，互相帮着寻找。有时候十多天找不着牛羊，不需要着急，其他牧场的人会帮着赶回来。也有光顾着摔跤玩耍，骑马骑骆驼跑得过远，把小羊羔跑丢了，大人训斥一顿，不了了之。
大一点以后，给集体放牧，最多的时候放200多峰骆驼，700多只羊，一不小心，丢掉几只羊一两峰骆驼也没有人追究。一般情况下，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放100峰骆驼，可以死亡或丢掉四五峰。
包产到户以后，每家的牧场都用铁丝网拦住，牲畜们就跑不丢了。只有山羊绵羊每天晚上回到羊圈过夜，牛、马、骆驼、驴子等牲畜，放出去就不管了。每年春天禁牧的时候，才把羊圈养起来，大牲口还在草原上自由自在，悠然自得。
牛和马每天回来喝一次水，骆驼两三天饮一次水，都是白天回到宝音乌力吉家院子里的水槽饮水。
他们家现在有十多峰骆驼，二十多匹马，四五头牛，一头毛驴，300多只羊，五畜齐全。
随着交通运输的现代化，马匹和骆驼逐渐失去了运输价值，只是作为牲畜传承，休闲牧养，大牲口数量越来越少。一年只有几次被邀请参加赛马节、那达慕大会、旅游节等，除此而外，毫无他用。对于草原以外人看重的马奶、牛奶、骆驼奶，根本入不了他们的法眼，觉得是件耗时费力的啰嗦事。
1980年鄂前旗共有四、五千峰骆驼，2003年只有四十三峰。骆驼属于国家保护动物，是草原上世代相传的五畜之一，牧人的职责是不能让骆驼在草原上消失。作为旗政协委员的宝音乌力吉奔走相告，积极呼吁，成立了鄂前旗骆驼协会，鼓励牧民放养骆驼，到2012年底，全旗共有186峰骆驼。
不久前，他还邀请全旗骆驼主人，到他家牧场聚会，举行骑骆驼比赛，对优胜者进行奖励，意在鼓励更多人放养骆驼。近一些的牧人骑着骆驼而来，远一些的开着小车来助阵。嘎查村为这次盛会精心准备了一场文艺演出，三弦、四胡、马头琴、长调、短歌齐上阵，宝音乌力吉专门杀了两只羊，草原盛宴喜庆而热烈。
宝音乌力吉是鄂前旗骆驼协会会长，他说全旗有500峰骆驼自己就放心了。目前旗里有马协会、奶牛协会、博克协会、四胡协会等多个协会，为保持传统文化，传承草原历史尽一份力量。
宝音乌力吉有三个孩子，都离开牧区在外地工作。夫妻两人经常锁上门，或者不锁门，早晨开上小车去镇上采购东西，走亲戚，晚上才回家。在草原上，路人经过牧家，也会下马进屋喝一碗奶茶，但绝不会顺手牵羊带走哪怕一张皮子。多年以来，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盗贼，既便是大旱之灾，暴雪饥年，也没有谁家被偷被盗过。
这让我想起一件真实的事来，两位机关干部下乡到牧区，走得口干舌燥，来到一户牧家，主人不在家，推门进去，喝了奶茶，靠在墙边的椅子上昏昏欲睡。天色渐渐黑了下来，男女主人走进家门，没来得及点灯，就亲热起来。迷迷糊糊的两个人被怪异的声音吵醒，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脸红耳燥，异常尴尬，屏声静气，进退两难。
宝音乌力吉的妻子端上鲜美的羊肉包子，就着香醋吃了许多。站在火炉边眺望草原，牲畜由远而近，逶迤而来。
揭了帘子，走出家门，来到院中的水槽边，想近距离欣赏五畜的模样。宝音乌力吉进到水井坊，开动抽水泵，水哗哗的流满水槽。一群马匹闻声而来，飞一般奔向水槽，快接近水槽的时候，一扭头，跑回草原。跑出不远，驻足观望。骆驼慢慢悠悠，一边向我们张望，一边小心翼翼走近水槽。两峰骆驼刚刚打湿嘴唇，马匹意识到没有危险，快速奔向水槽，低头就喝，边喝水，边用后蹄噼里啪啦踢着骆驼。骆驼被踢出水槽周边，战士一般，排列整齐，不温不火，与马匹和水槽呈丁字形排列，眼睁睁的看着马匹饮水。
所有马匹都饮完水以后，有的缓步走进草原，有的奔跑向远方，有几匹马干脆卧在草场上。鼻息里飘出曼妙的薄雾，微风阵阵，马鬃轻拂，白色、红棕色、酒红色、枣红色……
各色细密的马鬃在风的起舞中，蹁跹起伏，涟漪细细。如诗如画，美若精灵。
穷其才华，也难描绘出马在风中的绝妙。
草原霸主马匹饮完水以后，骆驼才像涵养颇深的绅士，款款移步到水槽边。宝音乌力吉又为水槽放满水，骆驼体格大，水槽两边站满骆驼，才只能站五六峰骆驼，骆驼们依次分批饮水。一峰白色的小骆驼饮完水以后，一仰脖子，脖子上的驼毛滴流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珠子，鼻息轻轻，白雾袅袅。
伸长脖子看那水槽，水槽边缘已经结了一层薄冰，水槽外面的地上，刚刚滴落出来的水珠，也已结冰。
骆驼饮水期间，牛也钻进骆驼胯下，与骆驼争相饮水，只有毛驴远远的站在后面，等待观望。骆驼和牛饮完水以后，毛驴才接近水槽，形单影只，小巧爱怜。
宝音乌力吉告诉我，这些牲畜平日里很少见到生人，见到生人会害怕。山羊绵羊可不怕这些大牲畜，敢跟任何大牲畜争着饮水，哪怕是连骆驼都要让三分的马匹，也敢在马肚子底下穿梭来往，熟视无睹。
宝音乌力吉的草原和生活状态，是我至今见到过的最美草原。牧歌悠扬，民风淳朴，天高云淡，无牵无碍。这样的生态，这样的牧民，弥足珍贵，值得纪念。
我也会记住这一天的鄂前旗大草原，记住生命中美好的时刻，2013年1月1日，清晨。
无狼草原的君主。
祭祀文化、宫廷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礼仪习俗、民族歌舞等，是鄂尔多斯文化宝库中瑰丽的一部分，以幸福、吉祥、喜庆、热烈为特色，在鄂尔多斯草原广为流传。鄂托克前旗为了更好的保护、传承、发扬、挖掘这些文化，组建了民族民间文化产业促进会。发展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协会十多个，从业人员数千人，民间艺人的组织化程度显著提高。文化节庆活动异彩纷呈，文化产业层次和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
到鄂前旗的第一天，在于国强的陪同下参观了文化展厅，进入展厅仿佛穿越时空，从河套文化、六胡州、宥州古城、明隋长城，到文化产业园、统筹城乡、现代化农牧业种植等等，从古代到现代，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游牧文化到中原文化，各种展品琳琅满目。其中一个专栏吸引了我，那就是鄂前旗文学艺术成就展，200多位作者分别用蒙语和汉语，创作了大量小说、散文、诗歌、民间故事等等，有些作品在全国都有影响。
在此以前，我看到过以下这条消息。
从第九届“鄂尔多斯文学艺术创作奖”颁奖大会上了解到，鄂前旗高荣堂的作品《我是无狼草原的君主》，脑？郝比斯哈拉图的作品《烽火特布德》，额？巴德荣贵的作品《勃？雅布胡郎》，莫？那仁满都胡的作品《野》诗，特？赛吉日木图的作品《成吉思汗陵》，吉日嘎拉达来的作品《记忆晚秋》，葛？敖特根花的作品《故乡韵》等七件作品获奖。
高荣堂不是别人，正是鄂前旗常务副旗长。
他的两本诗集素雅、大气、简约，天上几朵白云，地上一弯河水，或者一溜驼队，由远及近，看似无意，却深含草原元素。他的诗集充满了草原、向往、英雄、成长、伤感、彩虹……
我们曾经一起从敖镇到上海庙，路过一片旷野无人的草原时，他指着一棵并不高大的榆树对我说，榆树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家，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就在那里度过。
我震惊得半天合不拢嘴，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故乡，按照汉族人的理解，应该是荒凉、寂寞、亘古、无垠。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其一生，读完他两本诗集，渐渐明晰。他早年的纠结、坎坷、奋发图强，确实有着年少时期的烙印，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社会性更加厚重。
我对《在电梯门口》这首诗非常喜欢。认为这首诗有着深邃的思考和远虑，甚至是哲理。踩着一些麻木和防范的表情/踏入已经很拥挤的空间/不会在这颗星球上也多了我吧/自信与向往的距离越来越远……
高荣堂虽然是一位官员，骨子里却是地地道道的诗人。诗集《草原是挥动的天空》没有后记，倒有一份“作者小词典”。词典中罗列出多个关键词，出生地、家庭、教育、性格、婚姻、偏好、工作、写作、境界、座右铭等等。摘录几段，对读者也是一种启示。
性格：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为人实际亲和，办事练达沉稳。因为谋虑在前，有很强的自制力。因为人生坎坷，具有很强的自我保护与自我修复能力。
写作：写作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给他丰厚的回报。如果哪天辍笔，说明自己老了或者感觉不快乐了。
境界：以前为自己活得多些，现在应该为别人多活一些。人生几十年，能为别人做些事情，意义才重大，价值才不菲。
鄂前旗是块神奇的土地，不但官员喜好文化艺术，老百姓也热衷精通各类艺术。
唐？朝克图家的客厅里挂着许多荣誉奖牌，被自治区授予的“民间文艺之家”含金量最高。
除过各种奖牌证书以外，还有多张漂亮的演出剧照，其中参加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演出剧照分外醒目。
一切荣誉的取得源自唐？朝克图和他的巴彦杭盖民族民间艺术团。
唐？朝克图一家是民间音乐世家，已经传承了五代，一家四十多口人都喜爱音乐，并成为艺术团的骨干分子，连孙子外孙都是学校里的器乐高手。唐？朝克图家的阳台上，至今放着爷爷用过的一把断了一根弦的四胡，奶奶的蒙古长调曾经风靡草原。父亲曾经上过学，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扬琴、手风琴、小提琴、笛子，小时候爷爷把四胡三弦挂在墙上，乘人不注意，垫上枕头砖块取下乐器，学着大人的样子拉一阵四胡，弹一会三弦，一不小心，弄断琴弦，遭来一顿责骂。叔叔是个不错的摔跤手，他总是把叔叔的绸子腰带偷出来，拴在树棍上，一拴一长串，拖在胯下当马骑。
读师范的时候，唐？朝克图接受了正规的乐器训练，为他后来成立艺术团打下了基础。不但在苏木旗镇演出，还多次参加市级、自治区级文艺汇演，并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测评演出，受到文化部、国家保护非物质遗产司领导的高度评价。
演出作品中，将民乐、民歌、民族服饰、筷子舞、顶碗舞等文化元素融为一体，呼麦、三弦、四胡、扬琴、笛子、马头琴、电子琴等齐上阵，整容强大，服饰华美，作品精湛。
在巴彦杭盖的基础上，还成立了鸿雁艺术团，为保护、挖掘、发展、弘扬原生态文化做出了努力。
鄂前旗传统文化中，精英分子比比皆是，杨？道劳就是其中之一。
射箭、骑马、搏克，称为男儿三技。那达慕大会、敖包祭祀、庙会等都会开展各种各样的文体活动，搏克是一项不可缺少的活动之一。
草原上的人们把蒙古式摔跤称作搏克，有结实、团结、持久的意思，优秀的摔跤手是草原人心目中的英雄。杨？道劳在草原上摔了几十年跤，曾经代表伊克昭盟参加全国摔跤比赛，被誉为神跤手。
年逾古稀的杨？道劳没有闲着，被聘为博克教练和裁判，并与德？呼格吉勒图、玛？哈斯巴格那、巴？哈斯其劳一起编著了《鄂尔多斯搏克追溯》。此书是较为系统研究鄂尔多斯搏克文化的首部专著。主要研究鄂尔多斯搏克的由来、传承及发展的根源，并对鄂尔多斯搏克的竞赛规则、奖励规则、祝颂及礼节、摔跤技术、人文等作了具体阐述。对鄂尔多斯搏克文化的传承、发展及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鄂前旗的民间故事、传说、典故灿若星辰，金？吉日木图家族就与传说有关。
这个传说就是著名的金马桩，传说种种，单表其一。
鄂前旗昂素镇有个叫阿拉坦嘎达素的地方，阿拉坦嘎达素汉语意思为金桩。相传成吉思汗西征途中经过此地并住了一宿。次日清晨，发现成吉思汗用来拴马的金桩不见了，急速派兵追赶捉拿盗贼。在一个高仡梁上，发现盗贼正扛着金桩奔走在碱滩上，于是将盗贼捉拿归案，交给成吉思汗处置。
成吉思汗发现，盗贼竟然是跟随他征战多年的部下，而且战功卓著，就免去他的死罪。为严明法纪，就罚盗贼为活的拴马桩。成吉思汗需要拴马，他就顶替马桩拴马，成吉思汗还下令让盗贼的子孙后代，世世代代都作拴马桩。
成吉思汗去世以后，盗金桩的人回到作案的地方住下来，为了教育后人不忘这件耻辱之事，将这个地方取名为阿拉坦嘎达素，并将自己的姓氏改为金。
草原牧民为了纪念成吉思汗在这里住过一夜，丢掉又找到了金马桩，在高仡梁上垒起敖包，取名阿拉坦嘎达素敖包。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当地牧民和周边群众赶到这里，开展摔跤、赛马、射箭等活动，并祭祀敖包。盗贼为了接受成吉思汗让他过世代当马桩的惩罚，在每年三月二十一日祭祀成陵的时候，穿着作案时穿过的盔甲和戴过的帽子，当一回拴马列桩，本人不在，就让他的儿子充当拴马桩。
金？吉日木图就是金姓家族一员，他说以前不好意思告诉别人自己的姓氏，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意识到作为金姓家族一员非常光荣。成吉思汗当年纪律严明，不允许人在河里洗衣服，不允许垃圾和灰烬堆放在一起，不能把脏水泼进灶坑里等等。金姓士兵被免一死，说明祖辈战绩赫赫，威望很高，能为蒙古大汗充当金马桩是件荣幸的事，家族成员在当地也受人尊重。每年成陵祭祀前几天，家族都受邀参加，以前是叔叔充当金马桩，现在由叔叔最小的儿子担当这一重任。
在蒙古族人的习俗中，长子和末子有着重要地位。直至解放前，蒙古族中父母均在世，儿子娶妻但未生子以前，分家另过的不多。关于财产继承权，兄弟分家时，有一定的分配原则。年长者多得，年少者少得，末子继承父业。其具体体现是，年长者十，年少者四。按蒙古人的习惯，因为末子留在家里，因此称为额真。额真，蒙古语是主人之意。拖雷就是这样成为成吉思汗家系的代表。直到现在，蒙古人分家继承财产就是按照长子与末子为主的习惯进行。
在鄂前旗寻访过程中，常常听到谁家的老人与最小的儿子媳妇一起生活，谁家老两口与最小的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开始不大理解，当了解到蒙古族习惯以后，才发现蒙古文化与汉文化的确不同。
金？吉日木图的叔叔是父辈中年龄最小的，叔叔的小儿子自然子承父业，每年充当金马桩。
多年以前，成陵祭祀的时候，在地面挖一个坑，叔叔站在齐膝盖深的坑里，手上抓着白马缰绳，接受众人磕头礼拜。后来不再挖坑，就站在平地上，手拉缰绳充当金马桩，从早上一直站到下午，其间可以由金姓家族其他男人替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