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木太郎出汗了。贾成功坐在他身旁，清楚地看见他额头上的青筋也鼓胀着，脸上出汗了，淌到了脖子里，然后继续往下淌，还不时咕咚咽一下口水，喉结幅度很大地动一下。贾成功悄悄站起来，找到空调遥控板，把温度调到20度。他仰脸对着空调机，伸了伸舌头，咧嘴笑了笑。
录像看完后，青木太郎坐在沙发上，小口小口地喝茶，不说话，还有些意犹未尽的样子。贾成功等着青木太郎开口谈价钱，他希望青木太郎能给他20万美元。过了一会儿，青木太郎掏出手机打电话，边打电话边踱步，眉飞色舞的，说的都是日语。这电话一打就是半个多小时。打完了电话，他坐下来和英子用日语交谈了一会儿。青木太郎盯着贾成功的眼睛，一字一顿很认真地问：“贾先生，100万，100万美元，你觉得满意吗？”
贾成功耳朵不聋，只是自从和前妻离婚后，这两年多来经常耳鸣，虽然吃过一些谷维素，也不管用。但耳鸣并没有影响他的听力，他的听力像猫一样灵敏。青木太郎的话他听得很清楚，可同时又觉得一点都不清楚，很像是在隔壁房间里说的。
这时候，他听见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优美的歌声：“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他不明白两口子一起“卖卖电脑”有什么浪漫的，不知道是台式电脑还是笔记本电脑，是品牌电脑还是组装电脑。在济南山大路科技市场，有不少两口子一起卖电脑的，因为说话太多，他们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中午也不能休息，实在累了就在躺椅里躺一会儿——也没见他们多么浪漫。这首《最浪漫的事》贾成功本来很熟悉，也会哼唱，但这时他脑子短路了，把“慢慢变老”听成了“卖卖电脑”。
贾成功咧嘴笑了笑。
英子微笑着盯住贾成功的脸，很期待的样子。贾成功也盯着英子的脸。英子唇红齿白，又问了一句：“贾先生，100万美元，你觉得可以成交吗？”
这一次，贾成功听清楚了。他大学是学外贸的，出于专业的敏感，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是1∶8.72，他很快换算出100万美元就是872万元人民币。想象着那872捆人民币码在桌子上是多大一堆，他激动得差点跳起来。他想他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不能让这个日本人小瞧了，于是就使劲抓住沙发扶手，极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跷起二郞腿，微笑着说：“看来青木先生很识货，我这人不在乎钱，100万元美元，成交。”
英子从一只皮包里拿出一张支票和一支签字笔，递给青木太郎。青木太郎在支票上签了字，由英子递给贾成功。贾成功只看了一眼，花花绿绿的，什么都没看清楚，就装进了包里。
接着，英子又拿出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文件，让贾成功在上面签字。文件上有日文和中文，一行日文一行中文。主要内容是：
保证海市蜃楼的录像没有复制品，以免再卖给其他个人或机构，不然将返还100万美元，并赔偿50万美元。但纸上都写了些什么，贾成功一个字也没看清——他眼睛看清了，没进入脑子里，等于没看。他需要填的空是汉字“壹佰万”、阿拉伯数字“1000000”和汉字“贾成功”。
贾成功心里一直有个疑问：青木太郞为什么如此大方，价都不讲，开口就是100万美元？那三盘录像带能值那么多钱吗？当天晚上，这个谜底就解开了。
青木太郎在酒店三楼的一个包间里宴请贾成功，浅田英子作陪。包间很大，桌子也很大。但“硬菜”只有七道：黑鱼、三文鱼、葱油鲤鱼、腰果虾仁、糖醋里脊、香菇油菜、蛰皮菜心。还有六七盘小菜，豆腐乳、拌三丝儿什么的。日本人大概和上海人一样，吃饭不铺张。黑鱼和三文鱼是生的，贾成功不敢生吃，没动一筷子。青木太郎和英子倒吃得很起劲。酒是“松竹梅”牌日本清酒。这种酒喝到嘴里像兑了水的低度白酒，闻起来有一股淡淡的米香味，酒体有淡淡的米黄色，据说加了芥末才好喝。贾成功觉得很没劲，日本的酒和中国酒就是没法比。
席间青木太郎讲了一个故事，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一个日本老兵在中国的故事：
青木太郎的父亲青木千裕，出生于日本着名军港城市横须贺一个寺庙住持家庭。在日本，僧人可以娶老婆生孩子，并能子承父业。1939年，20岁的老青木通过了国家僧侣律师考试。
按照他的人生规划，他本来应该在寺庙里当和尚，可是不久，一纸征兵令让他成了军人。1940年初，入伍不久的老青木随“华北支那派遣军第十二方面军”畈田部队，坐船来到了中国山东青岛。在山东潍坊接受了半年的军事训练后，他成了一名轻机枪手，并慢慢学会了说中国话和写中国字。
1941年6月底的一天凌晨，老青木所在部队在山东烟台附近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他扛着轻机枪逃跑，几名八路军战士在后面紧追。眼看就被追上了，他决定自杀，于是边跑边用手中的轻机枪朝自己的脑袋打了三发子弹。因刚下过雨，他扣动扳机的时候脚底一滑，子弹射偏了，没死成，只是额头被擦伤了。他知道自己逃不掉了，就趴在地上装死。可是他装得不像，八路军战士抓着他的腰带一拎，就露了馅。就这样，他成了俘虏。
老青木不想当俘虏，每天都想逃回自己的部队，可是却没有机会。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仅给他治好了头上的伤，还无微不至地照顾他的生活，完全像对自己人一样。后来八路军战士还送给他一本杂志，上面有几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当时，21岁的老青木不知道这场战争是什么性质，内心充满困惑和彷徨。侵华老兵向他灌输过一些“大东亚共荣”
的思想，把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当成了正义的战争。直到看了这几篇文章，他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军国主义者的“炮灰”，对这场战争一下子厌倦到了极点。
八路军方面希望老青木能为反战宣传做些事情。可是，老青木毕竟是日本人，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无法做到“倒戈一击”。后来，他多次目睹日军在大扫荡中“烧杀抢掠奸”
的野蛮行径，感受到了战争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巨大伤害和深重灾难，灵魂被深深地震撼了。于是，他彻底摒弃了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加入了一个名叫“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组织，要为反战宣传尽一分力量。这一组织是由杉本一夫等7名日本籍八路军战士于1939年11月成立的。
随后，老青木被派往鲁中山区，以一个曾经的侵华日军士兵的身份，近距离地对据点里的日军喊话。他说，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是错误的，请大家不要一错再错。当然，那些据点里他的同胞并不买账，大骂“八格牙鲁”。他再喊，就用迫击炮轰他。他向日军喊话，由武工队的人负责他的安全，等他喊得差不多的时候，武工队的人拉着他就跑。往往是他刚跑出去，炮弹就落在身后了。
日本投降后，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八路军方面没有准许老青木立即回国，而是安排他在烟台协助有关部门处理日军战俘回国问题。不少日军战俘和日本侨民，都是经他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之后，才顺利回到日本的。
在这期间，老青木有幸看到了海市蜃楼。那是1948年9月上旬的一天，他和两个中国同事去蓬莱调查一位日本侨民的情况，在蓬莱阁附近休息的时候，海市蜃楼出现了。那时的蓬莱县城还很小，是一大片平房；蓬莱阁附近也是一片荒地。那天，他看到的海市蜃楼持续时间较短，只有半个小时左右。“画面”上是几座古堡和一片工厂，古堡下的人影影绰绰，依稀可见。他当时都看呆了。那年他29岁。
新中国成立后，老青木曾在河北张家口工作，并在那里娶妻生子。他的妻子是“四野”一位日本籍女护士，他的儿子就是青木太郎。1953年，经过周密而充分的准备，老青木带着妻子和两岁多的青木太郎悄悄回到了日本。青木太郎从小就跟父母学会了中国话。因为独特的经历，他迷恋中国文化，并在中日民间文化交流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
现在老青木还健在，已经80多岁了，身体还硬朗。从小到大，青木太郎多次听父亲讲到1948年9月他在中国山东蓬莱看到的奇观，并且知道了那叫“海市蜃楼”。在他看来，那种奇观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能看到，也是一生的幸事。没想到，一个名叫贾成功的中国年轻人居然用专业摄像机拍下来了，并愿意卖给他。这让他欣喜若狂。这东西在贾成功手里不值钱，但到他手里就值钱了。他把它买下来后，将制作成音像制品，在全日本甚至东南亚各国发行。
闲聊的时候，浅田英子也说到了她自己。她曾在中国生活过6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求学，研读藏学和汉语言文学。她迷恋中国的民间工艺，尤其是木版年画，曾在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拜两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师，刻苦学习年画制作工艺。她本来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留学生，为便于学习木版年画，才辗转去南开大学和山东大学留学的。回国后她制作过很多木版年画，在艺术品拍卖会上赚了一把，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青木太郎，就去他的影音株式会社担任“课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