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伯焘做过好几个省的封疆大吏,在晚清算是一个人才。《清史稿》云:“颜伯焘,字鲁舆,广东连平人,巡抚希深孙,总督检子。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接着又云:“道光二年,出为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历陕西按察使,甘肃、直隶布政使。大军征回疆,以转运劳,赐花翎。署陕西巡抚。十七年,授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彷,农田赖之。兼署云贵总督。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九月,颜伯焘继邓廷桢为闽浙总督。后,厦门抗英保卫战失败,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道光皇帝责备颜伯焘“不能预防仓促失事”,下诏降为三品顶戴留用,革职回广东连平县老家闲居。
《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不低,称他“怀抱忠愤,而无克敌致果之具”。的确,个人能力的发挥,受环境因素限制很大,许多设想难以实现。
邓廷桢为闽浙总督时,整顿海防,加强防御。颜伯焘接任后,亦积极备战抗敌。颜伯焘向朝廷请求饷银 200 万两,拟造战船 50 艘,招募新兵、水勇,想和英军“出洋驰逐”。不久清廷下令撤防,所募水勇只能全部遣散,建造中的船炮也就辍停了。壮志未酬,与高层决策颇有关系。
因为颜伯焘曾使厦门失守,因此一些人视之为“投降派”、“临阵脱逃”。残酷的战争,一方面成就了一些人,一方面使某些人毁于坚船利炮,无论身体还是精神。现在多有人认为,颜伯焘与投降无缘。正史虽多粉饰,大是大非当留下蛛丝马迹,而《清史稿》是很推崇颜氏的。
但除去“投降”,颜氏还有一个“贪鄙”的恶名,这件事,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记述此事比较详细。对颜氏来讲,摘去“投降派”的帽子相对容易,拔除贪鄙的恶名却很艰难。不容易在于,《清史稿》
这类正史可信,难道作为自叙年谱的《道咸宦海见闻录》,就不公正?
就是以个人情感统率理性的文字?正史除有粉饰太平之病,而且常因宏大叙事,剪除一些有血肉的资料,也因某些忌讳,故意放大或缩小一些材料的价值。颜伯焘其人其事,《清史稿》与《道咸宦海见闻录》是可以参看的。
据说,道光四年,颜伯焘任陕西延绥道台时,倡议刻制碑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文字好则好矣,但这不足以证明其清廉。
一位官员廉贪与否,不仅要看其拥有财产的多寡,还要看其财产收入是否取之有道,就是不能以言辞为评判的标准。说教、自我表白,与形象工程大有干系,独与求实无关。历史上那些贪官,哪一个不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颜伯焘闽浙总督的官职被撤,返乡时途经漳州城:“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四百余桌。帅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这段记述颇详细,非亲历亲见,坐在书斋里是想不出来的。
被革职回原籍的颜伯焘,竟然如此劳师动众,金银细软竟然多得这样骇人听闻,真是丢官不误发财,即使丢了官,仍然可以过一生滋润的生活。
《道咸宦海见闻录》曰:“吏治之坏,至闽极矣!”这话也许有点夸张,不管你信不信,反正张集馨信了。
有的研究者称,颜伯焘是个直言快语的人,难免伤害别人的自尊心。
言外之意,张集馨很可能对颜伯焘有看法。谁说的对,张集馨早已作古,对证是求不来了。不过,张集馨并没有说颜伯焘是个贪官,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晚清社会的“吏治之坏”,正好可以从张集馨的宽容心态看出来。颜伯焘回原籍时行李辎重之多、场面之铺张、家眷之众多、排场之讲究,令张集馨这样的官员震惊,不消说,更令普通人瞠目结舌。地方政府为接待颜伯焘过境,耗资一万余金。但张集馨并未用“贪”字形容颜伯焘,《清史稿》对颜伯焘评价还颇高。可见晚清对贪腐宽容到何种程度,权倾一方的统治者贪腐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程度为“贪”,操守至何种地步为“廉”,真让人一头雾水。
有道是有样学样。封疆大吏的做法必然起着教导作用,下级必然模仿。一级传一级,大清国不灭亡才怪。四川犍为县知县朱在东被撤职后,查出亏空九万余两。朱在东因手里把握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的印簿证据,扬言要上京告状。这么一来,案情“牵涉大员”,总督琦善也无从下手,最终还是草草了之。
晚清国库空虚,国家无力支持官僚体系,官员的收入主要来自约定俗成的“陋规”。同时大行捐班,谁拿的钱多,谁得到的官位就大。这种环境下为政,官吏怎么可能廉洁?当然,最根本的,是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统治。这种治国方式,皇帝是主子,臣民是奴才,而且是奴性十足的奴才,官吏需要的只是“忠于”皇帝,只要让皇帝高兴就可以了,老百姓顶个屁,国家兴亡更与他无关。于是不捞白不捞,“贪腐”者捞取的可能比颜伯焘多得多。于是,没人认为颜伯焘是“贪官”甚至赞其“清廉”。可以想见,颜伯焘之后的大臣会贪而不止,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抵得过一打倡廉的诏令。只要不被抓,就仍是好官。
《清史稿》曰:咸丰三年(1853 年),咸丰皇帝感念颜氏于国有功,准备重新起用,可惜颜氏不久病逝。“子锺骥,宣统初,官至浙江布政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