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想信念重建与共产党人对廉政的历史担当1.理想信念的失落是不争的事实
在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党政部门还是民间组织的调查都会发现，从普通民众到一般党员乃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仰都发生了变化，“失落”现象相当普遍，许多人没有了精神追求，而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与感官享受。对此，社会上有人大声疾呼，痛感世风日下，希望回归传统；更多的人则处之泰然，以为本该如此。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如何重建理想信仰，在社会常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这无疑是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每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历史职责。
以最新最权威的一项调查为例，对此略作阐释。
首先，调查指出理想信仰的失落是一个普遍现象。
“部分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缺乏、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淡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更是令人担忧。部分党员干部虽然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共同思想基础，但却认为它只是政治宣传，不起实际作用，没有现实应用的价值和意义；有的表面上把马克思主义摆在重要位置，嘴里喊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却不付诸行动；有的虽然付诸行动，却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在对大学生的调查中，学生的理想主要集中在生活和职业理想上，只有10%左右关注社会和道德理想。”
其次，调查指出了理想信仰失落的几个原因，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从自身看，一是有些领导干部和思想教育工作者本身已经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干部队伍腐败，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理想信仰；从外部看，主要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
调查显示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对于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分析，却是肤浅的，过于简单化的，有些分析还显得有些片面。而且正是在这些归因中，显示出一种长期影响、困扰着我们的思维定式，正是这种思维定式才是当今人们“失落”理想信仰的深层次原因。只有追索反思这些深层次原因，我们才有可能重建理想信仰，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核心价值观。当然，这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而“三个代表”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应能帮助我们提升勇气，中国30多年来改革的巨大成果则是我们的底气。
2.自觉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从来都是一种能动地作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巨大力量。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固然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然而又都不是自发盲目的历史进程，而是人们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依靠一定的理想信念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的能动活动所创造的历史。
翻开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卷，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从产生了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以来，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信念就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底；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人们从未停止过对平等、公正等社会理想的追求。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怒吼，震撼了古罗马帝国的宫殿；陈胜、吴广的起义，使秦始皇千秋伟业的梦想二世而亡；500年前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掷出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第一把愤怒的投枪；《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理想，开创了人类进步的新纪元……古往今来，无数的仁人志士正是以这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前赴后继、英勇奋斗，才使得人类社会从远古走到今天、从荒蛮走向文明。
回想十月革命胜利时，当时俄国才只有不到20万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却在列宁的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到300万人的前苏联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领导下，成功地进行了卫国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斯大林在谈到党的这种特别能战斗的属性时，曾说过一句名言，共产党人都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种“特殊材料”就是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这一历史时期前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理想英勇奋斗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理想信念巨大作用的生动诠释。
一部中国革命的奋斗史，也是一曲理想信念的赞歌，没有革命的理想信念，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的成功。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这一点，他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为此，邓小平把我们对青年一代的教育目标明确地规定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
从本质上讲，理想和信念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和精神现象。理想和信念仿佛是一对难以分割的孪生子。理想是一面旗帜，引领着人们前进的方向；信念则犹如旗杆，支撑着旗帜的飘扬。信念越坚定，追求理想的动力就越强大；理想越具有现实的科学性，信念也越坚定；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在许多时候，理想亦是信念，信念亦是理想。当理想作为信念时，它是指人们对目标追求的坚定不移；当信念作为理想时，它是人们深信不疑的目标追求。但相对而言，理想主要是面向未来，为人们的行动指明方向；信念则主要是面对现实，为人们的行动提供精神支持。
3.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内涵
理想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未来图景，是对未来的预见和构想；信念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实际地体验了怎样想和怎样做才有益和有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思考和行动的模式。理想和信念是相互依存的。理想的实现依靠信念的力量，信念的坚定基于理想的选择，两者属于精神世界的范畴，与人的本质、人的生存和人的发展密切相关。理想信念是人们向往、追求和奋斗的根本目标，是人们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反映，更是一个人各种行为的支撑和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对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信。具体来讲就是：
第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政治灵魂。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写了《乌托邦》一书，构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但它停留在伦理道德层面，具有空想性质。到了19世纪，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于是，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为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崭新论断，为在扑朔迷离的社会发展迷雾中探索最为理想的未来蓝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们在研究和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过程中，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这两大理论体系，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人们观察和分析历史现象与现实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并不仅仅因为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在分析问题时所坚持的科学态度和运用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已经经历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是马克思。在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情况下，这个评选结果不能不令人深思。马克思主义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始终充满活力，主要原因是这一理论是严谨科学的，其鲜明品质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没有停留在19世纪；它虽然产生于欧洲，却传遍世界。无论是敌视者的攻击和诽谤，还是误解者的质疑和责难，都不能阻挡马克思主义前进的步伐。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和科学态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核心和支柱。要实现共同理想，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这条道路要有坚定的信念，在理性认知、情感和意志倾向三个方面给予认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经历了由理论到现实的社会制度、由幼年时期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进程，是历史的必然。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与挫折，不能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遇到暂时挫折而对社会主义前途丧失信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社会主义经过一个较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对此，我们既不必惊慌和悲观，又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善于通过总结经验，深化改革，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牢牢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用事实和成就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超越历史阶段，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人民郑重选择的必然结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第三，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精神力量。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主义包含“三个形态”的含义：一是指社会形态，它是一种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终目标。二是指理论形态，它是工人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用来作为本阶级的理论指导。三是指实践形态，它是现实的社会革命运动，包括从世界诞生第一个共产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全过程。众所周知，人类社会进入文明史以来，已有5500年的历史，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四种社会形态，前面两种社会形态就经历了近5000年，后两种社会形态才经历了几百年，还要同处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全面胜利还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可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我们已经进行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实践，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长期的、艰巨的、遥远的，但遥远不等于渺茫，而是我们已经步入了共产主义的开端。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脚下。所以，在我们的认识上，必须实现长期性与阶段性的统一，远大目标与近期目标的统一。
在现阶段，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具有四个显著特点。
一是科学性。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并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意志和愿望。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科学的理想信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因而是中国发展走向富强的正确道路。
二是可塑性。尽管经济关系对理想信念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某一具体的人可以超越其所处的经济地位产生不同的理想信念。由于社会环境、思想观念、阶级利益需要和个人具体经历等方面的不同，人们会形成不同的乃至截然相反的理想信念。科学理论能够引导人们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
三是相对稳定性。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认识的升华，一旦形成往往不易改变，即使在认知层面上对信念产生疑惑，情感上强烈的认同也会在相当程度上支持既定的理想信念。比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出现成千上万个像方志敏、夏明翰这样“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主义战士。
四是实践性。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对实践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总体而言，党员、干部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需要经历互相衔接的若干阶段和若干代人前赴后继的英勇奋斗才能够实现。
4.充分认识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重要性
理想信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精神，主宰人的心灵世界，制约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它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对于个人优秀品德的培育，对于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具有方向指引和动力支撑的重要作用。
第一，理想信念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精神法宝。理想和信念不是空的，有着巨大的感召力。延安时期，条件十分艰苦，山沟里穷得不得了，但大批人才还是往延安跑，还要越过几道封锁线。当时有评论说，延安不仅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也是中国的一大文化中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吸引力，因为她代表了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延安的宝塔山不算高，但应了那句老话：“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它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灯塔。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很困难，百废待兴，一大批海外学子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如钱学森、邓稼先、华罗庚、李四光、钱三强等一批学有所成的科学家，义无反顾地回来报效祖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队伍中又涌现了像孔繁森、杨善洲、任长霞等典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仍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共和国之恋》这首歌写得好：“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凄风苦雨，我也不会离你而去，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泪光里。”坚定的理想信念，就是这样一种深沉而执着的境界。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之所以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无数革命先烈在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够抛头颅、洒热血，战斗失败了，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靠的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忠诚。尽管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未必能够看到社会主义，但却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是美好的正义事业，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正是凭着这种理想、信念，我们不仅从战争年代闯过来，从“三年困难”时期闯过来，而且经受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凭着这种理想、信念，不管将来有什么艰险，我们都可以成功地闯过去，以达到胜利的彼岸。
第二，理想信念是辨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保持政治敏锐性的利器。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乃至西方敌视中国的势力从来就是期待、劝诱乃至压迫我们党放弃共产主义的。在当今国际形势已经并且还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民主化”“自由化”思潮向我们汹涌袭来，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西化”“分化”的图谋也一刻没有放松，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无孔不入，广大党员每时每刻都在经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和无形的考验。身处剧烈变革和各种思潮激荡的年代，面对众多诱惑与挑战，要实现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凝结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支柱，清醒辨别和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只有如此，我们党才能永葆本色、坚强有力，党的执政基础才会坚如磐石。反之，理想信念没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垮了，红旗就会变色。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变质，共产党执政地位丧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丧失，精神支柱倒塌。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所指出的：“东欧共产党人已完全丧失了信仰”，“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因而“和平演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历史从反面教育、启迪我们，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政治生命的源泉，必须建设好而决不能荒废。
第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先进性的灵魂。理想信念集中反映了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政治立场、政治本色。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丢掉党性精髓，就没有先进性可言。
实践党的先进性要求，要靠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保证。胡锦涛同志深刻指出，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员胸怀崇高的理想信念，为挽救处于危亡中的中华民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长期执政后，党始终坚持用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武装党员、指引方向、凝聚人心，为党的事业提供了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实践证明，理想信念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思想基础，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的重要精神保障。
只有真正坚定，才能体现先进。党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信念如钢、意志如铁的优秀儿女，他们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和实践，充分体现出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理想信念坚定，就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一切。党曾先后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进行殊死较量，共产党员往往面临伤病、饥寒、死亡等威胁，面对缺粮少弹、兵力悬殊等困难。但是，条件再艰苦、任务再艰巨，真正的共产党人总是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和决心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狼牙山五壮士依托险要地形与3000多名日寇周旋，最后子弹打光把枪砸断，毅然跳下悬崖；东北“抗联”的8名女战士，为掩护部队转移而被敌人包围，视死如归投江自尽；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战友打开了胜利之门……正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支撑着党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了8年抗日战争和3年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使红旗席卷神州大地，迎来了人民的新生和解放。
理想信念坚定，就能忠贞不屈、雷打不动。革命战争年代，入党就意味着可能与屠刀、牢房做伴。但是，无论在刑场还是战场，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始终保持着革命气节。方志敏就义前豪迈地宣告：“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江姐在酷刑面前大义凛然：“竹签是竹子做的，但是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刘胡兰在血淋淋的铡刀面前正告敌人：“怕死就不当共产党”……这种舍生忘死的气魄和坚如磐石的意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无私奋斗。
理想信念坚定，就能真正实践党的宗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建设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焦裕禄、雷锋、王进喜等无数共产党员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党和人民的利益艰苦创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孔繁森、杨善洲、任长霞在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忘我工作，塑造了领导干部执政为民、无私奉献的形象……我们党能始终保持先进性，党的事业能兴旺发达，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有一批又一批为理想信念不懈奋斗的先锋战士。
5.高度重视一些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现象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缺失问题作出了形象描述，他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一些党员、干部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切中了问题的实质，切中了一些官员出问题的要害。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失的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
一是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高官。案发前，胡长清为全家办了化名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胡长清对其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国营751厂）原总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断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对部下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河北第一秘”李真说，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做好经济准备，如有不测，自己也万无一失。李真从政7年贪污贿赂折合人民币3500多万元。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受贿4109万元，竟花了1150万元托人将这笔钱转到境外。据统计，近30年来，我国外逃贪官数量远超4000人，卷走资金约500亿美元。目前高级干部的家属和子女移民海外和港澳地区已经达到108万人。
二是不信马列信鬼神。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贾永祥，在新办公大楼即将落成时，通过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花费3万元从澳门请来风水先生择定“乔迁吉日”。山东泰安市委原书记胡建学，因为某大师说他“有副总理的命，只缺一座桥”，不惜将建设中的国道改线横穿水库，修上一座桥。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求仕途升迁先后到全国各地求神拜佛，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法号叫“妙全”，甚至两个春节都没有回家，而是在寺庙中度过。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家里设立一个大佛堂，供着菩萨，上挂一副对联，上联是：菩萨保我做大官，下联是：我做大官供菩萨。
三是买官卖官疯狂敛财。据媒体报道，从2008年至今，全国共查处违规违纪选人用人案件1.07多万起，严肃处理了1665名相关责任人。“卖官书记”——株洲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龙国华一次突击提拔118人，获赃款400多万元。广东省第十届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利用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中共广东省政法委书记职务的便利，2002年至2009年，8年间受贿共2959万元。2011年春节后，广东茂名市委原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荫国被刑拘。据初步调查，罗荫国与100多名处级官员有买官卖官的交易。在罗荫国的办公室和家中仅现金就搜出近1000万元，还搜出近百幅名贵字画，10多块劳力士手表。深圳原市长许宗衡卖官明码标价：区级正职不低于1000万元；大集团正职不低于800万元；一般的局长在500万元到600万元之间。
四是道德沦丧腐化堕落。据新华社报道，被查处的贪腐官员中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件与“情妇”有关。在落马的领导干部中，有许多官员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娼狎妓。其中，贵州省政协原主席黄瑶有情妇13名；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嫖妓逾百；湖北省天门市委原书记张二江与107个女人有染；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玩弄妇女和包养情妇146名；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原局长韩峰写黄色日记，记录自己如何喝酒、玩女人；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包养情妇长达12年；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被11名情妇组成的“情妇告状团”扳倒；中石化原总经理、董事长陈同海与山东省委原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共拥“公共情妇”；山东省东营市原副市长陈兴銮从2001年至2008年案发“日进万金”，包养情妇一度达到十几个。
（二）理想信念失落原因的探究
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丧失既有国际环境的原因，也有国内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既有物质技术发展方面的原因，也有精神文化领域的原因。只有把共产党员理想信念方面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置于当今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作深层透视，才能真正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1.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变化使社会主义遇到了新挑战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当年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业已垂死、腐朽，丧钟即将敲响”的人类文明发展特定基础之上的一种选择。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而且似乎也没有“垂死”的迹象。相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主义通过自我调整，赢得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和繁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此时却走向低潮。前苏联是在列宁领导下，全世界建立的第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走过70多年的道路后，政治上走向西化，国家走向分化。前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随之全部演变为资本主义。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发展、新变化，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心里面画了一个大问号：为什么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衰竭、腐朽、死亡，而是经济发达，继续发展？搞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制度先进，但前苏联已经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剧变，剩下的普遍比较贫穷，生产力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的疑问，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先进性和发展前途认识不清，进而影响到正确的理想信念。
2.浓厚的市场意识强烈冲击着中共党员的思想观念
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它对于党员、干部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如此。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党员、干部更好地实践理想信念提供了广阔舞台、注入了新的思想活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形成的“经济人”效应挺进到人的信仰层面，与党员传统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利益观、价值观形成了矛盾与冲突，对党员理想信念教育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当我们告别固守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迎来过去一直被视为“资本主义”并与之对抗了几十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时，思想道德领域产生失序、失范现象也就在所难免。
面对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有的党员以老眼光看待新问题，对许多行为现象常因价值标准不同而作出相反的评价，因而忧心忡忡于社风、党风日下。有的党员在工作生活的一些领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道德起着支配作用，而在另一些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又渐居主导地位，因而常常陷入新旧思想道德观念相互冲突与矛盾的困惑之中。有的党员则不加分析地完全背离和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道德观念，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引领一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甚至违法乱纪，而对他人和社会利益则很冷漠，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益，不管身边发生了什么事都听之任之。更有甚者，还有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经不住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惑，抛弃了党性原则，扭曲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
3.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存在对中共党员的理想信念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核心价值，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中共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变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结果抑制了人们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平均主义式的公平”，逐步确立了从“兼顾效率与公平”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从而“注重效率”的原则获得了极大的社会认同。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利益分化和利益不均现象，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绝大多数人认为当前存在收入分配、医疗和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公平或不公平的价值判断，自然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现实中存在的这些不公平现象，一方面，使部分党员本身成为“受害者”，例如下岗职工党员、农村贫困党员及老弱病残党员等，他们有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辛勤工作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到头来却生活窘迫，难免会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影响极大；另一方面，即使对部分“受益者”党员、干部而言，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会使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模糊认识。这种思想状况的存在，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4.党执政中存在的消极现象影响了党员理想信念的忠诚度
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是影响党员理想信念的突出因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比如党的执政能力同新形势新任务不完全适应，对改革发展稳定一些重大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不够深入；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作风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与不足是影响党员理想信念的重要内在政治原因。而这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无疑是党内仍然存在的比较严重的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既是个别党员、干部特别是某些党员领导干部丧失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主要表现，又是对大部分共产党员理想信念造成严重冲击和影响的重要根源。
由于党内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及腐败分子犯罪手段的极大隐蔽性，对大部分普通党员、干部来说，这些被惩处的省部级官员似乎是“一夜之间”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了党和人民的罪人，而且他们在“倒台”前大都以“清廉”的形象示人，逢会必讲“反腐”，这些贪官“两面人”的形象对广大党员、干部造成了极大的精神伤害，其负面影响甚至比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物质损失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邓小平同志曾尖锐指出的：“群众对领导干部是要听其言、察其行的。你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台上讲反腐败，台下搞不正之风，群众怎么会信任你呢？”许多党员、干部在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贪官，而且是级别越来越高的贪官受到党和人民的惩处时，一方面欣喜于党反对腐败的巨大成就和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坚强决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思想上的困惑和忧虑。因为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党员和群众观察党的大大小小的窗口和旗帜。
（三）廉政重在树立约束理念
廉政与腐败是两个对立统一、相互关联的反义词。对立在于，它们具有截然相反的内涵，前者意在施政为公、行政为民，公私分明，后者则为私、为己，公私混淆；统一和联系在于，它们都处于同一个“行政体系”之中。廉政与腐败的现象同样存在于国有集团公司和事业单位等的领导层中。一方面，无论是廉政官员还是尚未被揭露的腐败官员都有可能在将来成为这些单位的主要领导者；另一方面，行政官员与这些单位领导人的关系有可能成为官商勾结、同流合污的经典之作。廉政重在治理（约束）这些公职人员，因为他们不同的施政和管理理念将演化出不同的行政管理和国家企业管理的行为和结果。公职人员一心为公将构建一个经济不断增长的发达、和谐社会，反之则有可能使国内经济动荡，社会分裂，国家走向自我崩溃。前者体现成熟的法制社会特征，后者显示法律的无效、社会管理的无序、国家腐败风气盛行和民众的积怨与愤懑。
廉政和腐败的发生既与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相联系，又与公职人员的个人素养和品质有关。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既反映社会制度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等特点，又反映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演进方向等特点，促使绝大多数公职人员在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下紧跟社会前进的步伐，使他们作为社会公仆有效管理国家。显然，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分重视和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但意识对于物质的反作用以及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客观存在，也是当今我国公职人员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过，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以及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有着产生公职人员腐败的土壤和环境，只是因各国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公职人员接受职业培养和品质教育的条件各异，获得的物质待遇不一，接受监督和制约程度有别，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廉政或腐败状况。
1.廉政需要揭丑
由于腐败指标更能反映世界各国公职人员的状况，因此，国际组织或国际统计组织往往更关注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的统计，包括确定腐败范围的指标和确定腐败程度的指标。前者包括国家话语权、国家竞争力、社会稳定度、政府效率、制度有效性、法治状况和公职人员尽职状况，等等，后者包括给世界大部分国家按年度打分，划分清廉、腐败和十分腐败等各种等级。例如，2009年11月17日“国际透明反腐国际运动和反腐败研究倡议中心”公布的2009年世界各国“清廉”指数中，列入了世界上180个国家政府部门不同的腐败状况统计，从而对排位最后的10多个处于“十分腐败”地位的国家形成巨大的压力。不过，尽管国际上有关腐败的分类指标不下数十种，但归根结底这些指标源自公职人员履行自身职责状况。换言之，大部分公职人员恪尽职守，这个国家的廉政指数就高，反之，腐败指数就高。
根据对世界各国腐败状况统计和对各国公职人员腐败现象及其特征的分析，可以找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第一，经济落后国家的腐败状况相对严重。因为落后，公职人员难以自律，国家难以有效管理。经济越落后，腐败就越易滋生，贫穷使得官员更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也更易于使得国家相关的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失去效力。
第二，转型国家腐败倾向和趋势具有不确定性。转型国家需要对自身的法律制度和秩序进行重构，在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过程中，制度的试验、转换、衔接、调整既可能产生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的积极效应，也会产生局部的（甚至很长时期的）制度真空、社会经济的无序和混乱，使得公职人员缺乏明确、稳定的管理理念，造成国家管理效率低下和营私舞弊，产生严重的官员腐败和政府腐败状况。
第三，发达国家的腐败状况自有特点。这些国家经济发达并伴随有自成一体的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相对发挥作用的制衡机制和国家管理体系，使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国家腐败状况的蔓延、扩散和加剧，减少腐败发生率，但并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腐败问题。
这只是相对、粗略和模糊的归类和划分。一方面，腐败状况严重并不涉及每一个经济落后、贫穷的国家，另一方面，有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腐败状况也十分严重，官商长期勾结往往引发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一国的、地区的甚至世界范围的经济灾难（例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和希腊的债务危机）；一方面，各转型国家的腐败统计指标具有一定落差，另一方面，虽然“经济落后”与“转型”国家具有概念区别，但这两种类型的国家也会出现交叉，有的国家同时兼有这两种身份，使得国内腐败形势更为复杂、严峻。
手中握有权力和对物质利益的奢求是产生公职人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行为的前提。一方面，只要是公职人员，不论官职大小都会拥有一定的权力，使之在一定范围拥有支配甚至呼风唤雨的能力，使之有可能超越权限或利用职权之便为自身谋取利益；另一方面，追求和争取更多的物质利益并获得更好的生活享受是人的天然愿望，在成熟的社会制度条件下，有效的法律约束使得这些奢望最大限度得到抑制，一旦失控，奢望就会转化为贪婪的行动，并产生互动效应，急剧膨胀，以至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公职人员腐败状况的扩散和加剧将不可避免，社会和经济动荡不可避免。
2.中国腐败问题的症结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中国已经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开始进入全面小康阶段。中国属于制度转型国家，早在30多年前就开始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整个转变过程既伴随有经济总量的规模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提高，也伴随有制度探索、转变、过渡、断裂、衔接、改善和再改革；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也因物质诱惑和制度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公职人员腐败的规模，出现公职人员犯罪率上升趋势。
根本问题是，“一长制”管理长期存在内在矛盾的状况。一方面，政治领导与业务领导被“分工”，党实施政治领导，业务上的管理和经营由业务主管包揽（自然，有时两者的主次关系是颠倒的）；另一方面，由一人兼任党政主要领导人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人说了算”成为很多政府部门和国企的管理样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部门或企业中党政领导由一人兼任时，这位领导人就具有统揽党政领导权的特点，使得自身的权力在一定范围成为“之最”。
显然，这样的权力设置极易产生腐败。一方面，“一长制”使得集体的、民主的管理成为摆设，使得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主导难以体现，难以发挥有效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约束主要领导人行为和责任的只有上级主管部门，但在这样的机制下，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会失去效力，因为“上面”除了只能从下属主要负责人处获得有关的经营、管理信息外，不会有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由下属领导人组建的班子成员不可能成为对该领导人实施监督的有效手段，更不可能成为将真实情况越级向上汇报的有效渠道。他们会有顾虑，生怕失去自身有利的地位和发展前途。
这是产生腐败的源头，也是使得解决腐败问题成本高昂的基本原因，因为“一长制”难以使腐败在发生的初期阶段得到有效遏制，也使得腐败在已经产生社会、经济消极后果和影响之后的解决需要耗费更大的代价。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中国的公职人员通过何种途径获得领导权或相应的业务管理权。如果说目前成为政府机构某一职能部门的公务员主要通过公开招聘的方法，那么，成为国家企业主要领导人，更多由上级主管部门通过相关程序自上而下获得。就公务员招聘而言，其中既包含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积极意义，也有着致力于在录取后享受“终身制”优厚待遇的诱惑和对只上不下的自身仕途的追求。换言之，除非犯明显的过错，否则公务员的职权只会越来越大。另外，在任命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或其他国家企业（单位）的负责人过程中虽然也包含公开征询意见、任职公示等一系列环节，但任职对象的能力主要由上级组织部门考察，职务由上级指定和任命。而对象一旦获得任命，他的“一长制”权力在职权范围内具有无限膨胀的潜力，只要不公开出错，家长制式的领导和管理一般会被认可和接受。
公开招聘公务员方式和自上而下的对国家企业领导人任命的方式并非不可取，但其中的缺陷和不足显而易见。就招聘公务员本身而言，招聘以书面考试为主、面试为辅的方式恰恰很容易忽视对于对象道德品质的充分考量；而只上不下的仕途升迁会使政府的公务员队伍难以摆脱保守的官僚主义习气，在论资排辈、以大压小、以上压下的官场秩序中容易滋生唯上级马首是瞻的不良风气。同样，对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的任命需要补充行之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和条件。否则，任命之后的企业主要领导人因拥有不受有效监督的权力而为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开辟通道。
3.腐败约束
公职人员反腐败的重点在于对对象约束的有效性。除了制定、改善和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之外，还需要考虑建立其他行之有效的反腐条件和抑制腐败滋生的环境。关键是有效。换言之，如果没有可操作的条件和实施效果，即使制定再多的法律条款和政策文件也于事无补。因此，在建立反腐约束机制方面需要考虑有效的实施机制。
第一，提高公职人员的政治门槛和职业化水平。某种意义上，担任重要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政治素养的要求应该超出诸如业务熟练水平、从事工作的能力和魄力等要求。换言之，一个只考虑个人利益，患得患失的人是不会从出以公心的立场出发，服务于民众，服务于事业的。这样的人在利益面前往往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有利可图的，他会竭尽全力，有损于己的，即使是对民众有利他也会回避。因此，招聘公职人员，首先还是要重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考察。我们不能从以前过分强调政治觉悟的重要性而现在走向忽视政治的另一个极端。并且，国家公职人员除了需要掌握书本政治知识，更需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概而言之，每个公职人员应该要有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政治动机、立场和出发点。
从前景看，为了廉政的需要，公职人员职业化将成为基本趋势。换言之，无论从事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还是从事其他公职者，需要经过行政高等学府深造，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和测试获得毕业证书之后方可进入公职人员的行列，通不过测试者应被淘汰。职业化的可能性在于，我国已经拥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完全有可能用于满足培养合格的国家公职人员的需要。在成为公职人员之前，这些接班者应该受到良好的职业习惯和勤恳、踏实、敬业的工作作风的教育，应该具备遵纪守法、热心公职、无私奉献的职业素养。与此相关，对在岗的老公职人员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政治业务培训十分必要，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水平，跟上业务管理发展的需要，提升清廉指数，降低腐败滋生值。
第二，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水平。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薪养廉。各国的经验表明，实施高薪制度可以遏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贪赃枉法。在公职人员食不果腹、贫穷不堪的生活条件下不可能有廉政。廉政以公职人员的高报酬、高收入为物质前提，使报酬与公职人员从事的职业的价值、意义和效率相联系，与他们的劳动付出相适应。在实施高报酬、高俸禄情况下，公职人员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不会贸然为获取不义之财冒丢失丰厚收入的风险。二是大幅度提高公职人员的福利待遇并实施丰厚的退休金制度，使他们为事业责无旁贷，无后顾之忧，在位时他们能够获得优越的物质待遇，包括获得优厚的住房补贴和医疗保障条件，拥有定期旅游、休假的权利，等等，退休后他们能够获得充裕的养老金，确保老有所养，老有所医。
第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无论如何，对公职人员的管理不能没有监督机制，即使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即使对公职人员实施高薪、高福利制度，但一个价值500万元的古玩“礼品”仍然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样的一笔贿赂款甚至超过他们工作一生的收入。其次，监督机制一定要有效，具有可操作性，否则，即使有完整的法律法规和相应实施机制，那也是形同虚设，毫无意义。
第四，廉政从领导做起，上行才能下效。较之下属，上司在忘我工作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更重更大；较之一般工作人员，领导在言行举止方面的表率作用更为重要；较之下级，要求上级的行为规范更加严格。同样重要的是，公职人员不能搞终身制，不能只上不下。尽管高职低聘和被淘汰出公职队伍的人员可能只是很小一部分，但这恰恰体现坚持优胜劣汰原则的效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高素质，公职管理的高水平。
就目前而言，对于腐败的约束和监督可考虑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逐步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收入申报公示制度，对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状况及其变化进行有效监督，最初可从部门主管做起，以后可逐步扩大和细化。二是实施社会有奖举报制度，使公职人员的言行始终处于公众监督之下。并且，一经举报，有关部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给出调查结论，或作出解释，或提出处理意见。三是对在位公职人员实施问责制，公职人员至少每年一次将工作结果向职能部门报告，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并接受提问，作出回答或解释。四是不实施公职人员岗位终身制。在合同制前提下对不适合从事公职工作的人员实施调离制度。五是实施内部匿名举报制度，并做到有报必查，有查必果。六是大力鼓励网上举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网络成为对公职人员职责行为实施监督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使之成为民众与政府部门无所拘束、及时交流、沟通和将相关事件公开曝光并予以公开评价的主渠道。例如，在网上出现“谁来审计审计署”的批评呼声之后，国家审计署曾抽审了4个所属单位2008年的财务状况，并将相关审计报告予以发布。除此之外，中国政体制衡系统具有的相对成熟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议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制度和“两会”机制等都对反腐倡廉产生积极的制度和实践效应。
总之，不断创新的具有特色的行政监督、约束和制衡体系将成为中国政务管理体系中公职人员廉政反腐建设的重要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