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年冬，吴三桂带兵进入缅甸，俘永历帝父子。1662年四月永历帝在昆明被吴三桂所杀，南明灭亡。同年五月，郑成功在台湾病故。其子郑经在清兵扫荡下，被迫放弃沿海岛屿，撤往台湾。同年六月，在云南边境勐腊艰苦转战的李定国懮愤而亡。“国仇家难转相仍”，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张煌言深深感到复国事业的艰难，却更加坚定了他至死不屈的决心。如今只有张煌言一支孤军屹立在临门。在艰难危急的处境面前，有人建议退往台湾，依附郑经。张煌言认为，与其“偷生朝露，宁以一死立信”，坚持不肯撤退。张煌言和鲁王都有曾经为郑氏所制的切身体会，这恐怕是真正的原因。张煌言和旧日部将阮春雷合军，集战舰百余艘，准备攻取福宁沿海。不料遭到阮部叛徒出卖，未能如愿。而清廷又纠集数倍于张的兵力前来偷袭。众寡不敌，这支抗清队伍伤亡惨重，只好退驻舟山岛。由于清廷强迫舟山岛居民全部撤离，再加上对沿海的封锁，使张煌言面临绝粮断炊的新困难。
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煌言招降，而张煌言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煌言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有了根本的转变。
张煌言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更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的太子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足以证明张煌言已经看到了满清治下的成果，也看到了历史潮流的不可逆转。
挥泪惜别
自从在鲁王病死后，张煌言已经对前途感到完全绝望，尽管还有不少明朝遗民在四处奔走，郑氏还雄居台湾，但人心思定，大势已去；天下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因为自己要以身殉国就硬要天下人陪自己也去殉国。这个时候的张煌言是相当沮丧的，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解散了余部，自己隐居到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张煌言始终是一位抗清志士，而不是一个独善其身的人，这是他解散自己部下的军队后仍然没有像其他士绅那样去台湾的原因。
但满清并不十分了解张煌言的心思，他的销声匿迹在敌人眼中看来是在酝酿更大的行动，因此他的存在使清廷极度不安，他们要竭力拔除这一颗“眼中钉”。清浙江水师提督张杰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一个张煌言的旧部徐元，叫他扮做行脚僧，在舟山探寻张煌言的踪迹。
一天，张煌言手下的几个士兵驾船去舟山买米，被徐元撞见。他抽刀威胁众人供出张煌言的住址。几个士兵宁死不讲，被徐元一一杀死。最后剩下的一个船夫，在严刑拷打下供出了悬岙岛的处所。
七月十七日，张杰派出兵卒，乘坐张煌言的米船在午夜潜入悬岙岛。他们从岛后山背偷偷地攀到山上。张煌言从睡梦中惊醒，伸手抽剑，但已经迟了。一窝蜂冲进屋内的清兵紧紧地把他捆缚住。他们搜出了搜出永历帝颁发的“视师兵部”银印和九枚关防、张煌言诗文稿以及他与中原豪杰志士的来往密信两大箱。
张煌言被押解回宁波，船过定海关，他遥望招宝山，俯视甬江水，思绪如潮，决然命笔，写下《甲辰七月十七日被执进定海关》一首：：
何事孤臣竟息机？鲁戈不复挽斜晖。
到来晚节同松柏，此去清风笑翠微
双鬓难容五岳住，一帆仍向十州归。
叠山返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
表示对遣散义军的懊悔，也表示要坚持晚节，以文天祥等为榜样，以身殉国，为国尽忠。
十九日，张煌言被押到宁波--他阔别了近二十年的故乡。他头戴方巾，神态自若，乡亲父老见之无不伤心落泪。浙江提督张杰以高官厚禄百般诱降，张煌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毅然回答：“张某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辜。今日之事，速死而已。”张杰见诱降无效，奉浙江总督赵廷臣之命，将张煌言押送杭州。解省那天，宁波城成千上万百姓拥上街头饮泣告别，许多老人和中年人摆上香案跪地送行。张煌言穿着宽衣博袖的明朝衣冠，走下囚轿，稳步来到江边。上船前，他撩袍下跪，撮土为香，朝镇海方向拜了四拜，祝祷道：“大明兵部尚书孤臣张煌言辞别故里。”祝完，站起身来，向送行的百姓脆了下去，说：“煌言向父老乡亲们告辞了。”说完，叩头拜了四拜，顿时，人群中一片哭声。此情此景，令他感慨万千，便在船上挥笔写下了《甲辰八月辞故里》一诗，表达了他将誓为抗清的民族斗争事业而牺牲的决心：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
桐江空系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蠡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
其中“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的悲壮诗句。表明张煌言早已经明白复明无望，但依旧不失气节，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士大夫们最可贵的舍身成仁的精神。这精神不因失败的结局而减色，它将永远光照千秋！
当押解张煌言的船行驶到钱塘江西岸头蓬镇时，一个和尚乘人不备，向张煌言投去一个纸团。张煌言拾起一看，上面写着一首诗：驰骋东南征战多，海隅孤臣陷网罗。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文山《正气歌》。张煌言读罢此诗，知是激励他爱国忠君之言，心情十分激动，随即挥笔写下了《入武林》一诗以明志：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张煌言这首气势磅礴、壮志凌云的爱国诗，字字句句表露了他对岳飞、于谦两位民族英雄的敬慕，表明死后希望能葬杭州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二墓为邻。
到了杭州，清浙江总督赵廷臣再一次劝张煌言降清，并保证清廷以兵部尚书原职起用，遭到张煌言拒绝。在狱中，张煌言大书《放歌》一首于狱壁，歌词有云：“予生则中华兮死则大明，寸丹为重兮七尺为轻。……予之浩气兮化为风霆，余之精魂分化为日星，尚足留纲常于万禩兮，垂节义于千龄！”
1664年九月，清廷刑部公文到达杭州。这一天阴霾遮日，杭州城岗哨林立，一队骑兵押解煌言来到官巷口广场。张煌言站在刑场上，面对刽子手明晃晃的大刀，毫无惧色。他昂首遥望凤凰山，连声高呼“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接着索来纸笔，口占绝命诗一首，命书吏抄录：
“我今适五九（指45岁），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然后，端坐就义。他的妻子董氏和儿子张万祺一直被羁管在杭州，已经在三天前被害。与张煌言同死的还有幕僚罗纶、僮仆杨冠玉等。监斩官见杨冠玉长得眉清目秀，一副天真无邪，有心为他开脱。杨冠玉却断然拒绝道：“张公为国，死于忠；我愿为张公，死于义。要杀便杀，不必多言。”言罢跪在张煌言面前引颈受刑。时年仅十五岁。见者无不落泪。“是日，骤雨昼晦，杭人知不知，皆恸哭”。（邵廷采《东南纪事》）张煌言死后，宁波同乡万斯大等人与和尚超直收尸，并由张煌言外甥朱湘玉到总督衙门买回首级殡敛。并遵照他在《入武林》诗品所表示的愿望，把他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由于清朝对政治犯律令严苛，所以张煌言的坟墓仅黄土一抔，连墓碑也没有。但是，张煌言的民族气节深深感染了当时的人民，他的墓前常有“包麦饭而祭者”，“寒食酒浆，春风纸蝶，岁时浇奠不绝”。百姓们暗中敬仰自己的英雄，怀念自己的英雄。
张煌言在众多的南明人物中地位并不显赫，然而在长达二十年的抗清斗争中，他历尽了艰难险阻，处处以大局为重，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完人。黄宗羲为他撰写的墓志铭说：“今公已为千载人物，比之文山，人皆信之。余屈身养母，戋戋自附于晋之处士，未知后之人其许我否也。”后人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为淡妆浓抹的西湖平添了一抹金戈铁马之色。
张煌言既是一位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也是一位造诣颇高的诗人，曾经受教于陈子龙。据《奇零草·自序》：他自成童便好为诗歌，既使军旅余闲，也不辍吟诵。然而明亡前所作早已散亡殆尽。但他一生为反清复明四处奔走，屡有倾厄，劫后所存，不过全鼎一脔，故名《奇零草》。《采薇吟》则为其隐居于悬山范岙后所作，附以被执后蒙难诸诗。张煌言的不少诗作反映了他十九年艰苦卓绝的抗清历程和东南抗清史事，有着厚重的历史内涵，故有“诗史”之称。由于张煌言的诗文在清一代被严厉禁止，流传甚少，又为其勋名所掩，故鲜为人知，至今研究者甚少。
今天在宁波，人们为纪念他，把与中山东路并行的一条街命名为“苍水街”，街的西段，有一幢古朴的旧房，是张煌言当年的故居（书房），现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该地辟建中山广场，但张苍水的故居仍妥为保存，供后人瞻仰。
周延儒
周延儒（1593年～1643年），字玉绳，江苏宜兴人。作为明末弄权误国的大奸臣，周延儒并不是生来就是贪而又奸的，他的童年与同时代其它儿童一样，天真无邪，而且从小就表现出他的聪颖。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延儒上学堂了，他从此天天与四书五经--这些枯燥的经书打交道。读书--参加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这是当时每个书香门第子弟人仕的必经之路。小延儒也不例外，他在熟读这些经书的同时，努力学习写作八股文。
初涉官场
时代可以造英雄，但时势也可以造就出大奸臣。周延儒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治腐败、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时代。由于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到周延儒时已颇有发展，周的家乡宜兴地处沿海地区，资本主义萌芽更是兴盛。人们的眼光都盯住了一个“利”字。思想上经过“改造”的周延儒一走进社会这个大染缸，便变了色，他的脑子里全是升官发财的美梦。
公元1613年，刚满20岁的周延儒参加京城会试、殿试均中第一，成了名符其实的“状元郎”，人称“江南才子”。不久，他被授翰林编撰。此时年少得志的周延儒觉得海阔天空，踌躇满志。此后，他沾沾自喜地与同年考生冯铨交往，两人关系密切。他这样做的打算很精明，是想今后在朝廷中有几个可以倚仗的人。天启年间，由于他善于经营，被升为右中允，掌司经局事，不久又以少詹事之职掌南京翰林院事。
周延儒在科举场上独占鳌头，身为状元郎且又仕途通达，按说他该心满意足了。然而周延儒并不满足，他想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和更大的前程及权势。出于这种欲望，周延儒便尽其察言观色，阿谀奉承之能事，以求获得更大的升迁。
公元1627年，崇祯皇帝即位，召周延儒为礼部右侍郎。不久，机会终于来了！崇祯元年（1628年）冬，锦州士兵喧哗，督师袁崇焕请求皇帝颁发兵饷。崇祯帝在文华殿召集各位大臣，向他们征求意见。诸位大臣纷纷请求皇帝发内帑钱（皇宫的钱）。但皇帝心中既怀疑又不愿意。周延儒很快揣摩到了皇帝的心思，于是单独提出反对意见：“边关过去是用来防兵的。宁远喧哗给兵饷，锦州喧哗又给兵饷，只怕开了这个头，各边将都要效尤了。”于是朱由检问他认为应该怎么办，周延儒像是经过深思熟虑考虑后说事情紧急，固然不得不发，但应求长久之策。崇祯认为周延儒时刻将朝廷公事放在心上，是办事干练之才，便点头同意，又降旨责备各位大臣。过了几天，崇祯又就这件事召问周延儒，周延儒说兵饷最好的是粮食，山海关不缺粮，只缺银。为什么喧哗？喧哗必有隐情，也许是骄兵煽动来胁迫袁崇焕庄烈帝正怀疑边将要挟朝廷，听了他的话，很高兴，从此便留意周延儒。
其实，这件事与袁崇焕完全无关。崇祯元年四月，湖广、四川戍兵的哗变，是由于辽东巡抚毕自肃措置失当酿成的。袁崇焕八月份才到山海关，善后事情由他处理，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其中包括左良玉在内，首恶并没有杀，只斩了10余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由此可见，周延儒的话完全是自作聪明，他说的“长远之策”也只是虚晃一枪而已。但崇祯帝却不依据事实，只凭一面之辞，就断定周的话正确，还以为他断事能力很强，所谓“勤于政事”，多半出于皇帝对臣子的揣摸，事后来看，这无疑是对周延儒的极大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