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建构
当前，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和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正面临着自1958年美国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以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又一次重大调整与转折。这一次的转折，是以跨越东西方文明研究为特征的、以东西方比较文学学术实践为基础的、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突破性进展为标志的一次学科理论的大转折。与法国学者所提出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者所倡导的“平行研究”相对应，我将这一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转折与新进展称之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简称“跨文明研究”)。
一、 “跨文明”与“跨文化”
为什么要命名为“跨文明研究”？因为只有“跨文明”才能真正彰显比较文学此次重大转折的基本特征，并且不至于与目前被滥用和乱用的“跨文化”一词相混淆。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和教训的，从前我也曾多次使用“跨文化”一词。
1995年，我在《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杂志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正式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跨文化”，或者准确地说“跨异质文化”。在论文中，我指出：“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与同属于西方文化圈内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焦点，那就是把文化的差异推上了前台，担任了主要角色。从根本上说来，比较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就在于‘跨越’和‘沟通’；如果说法国学派跨越了国家界线，沟通了各国之间的影响关系，美国学派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关系的各国文学，那么，正在崛起的中国学派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学，重构世界文学观念。因此，可以说‘跨文化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生命泉源、立身之本和优势之所在；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学术特征。中国学派的所有方法论都与这个基本理论特征密切相关，或者说是这个基本理论特征的具体化或延伸。”
但现在我要把这个“跨文化”改一改，改成“跨文明”。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动？因为“跨文化”往往容易被误解或被滥用。“文化”一词含义太多太广，其定义可以有上百种之多。当今的时髦是将什么都冠以“文化”二字，此其一；其二，“跨文化”往往会产生许多误会，因为同一国家内，可能有若干不同民族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如中国的巴蜀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这样势必会导致分不清楚国别文学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其三，同一文明圈内也有不同文化，如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这样也会造成与“跨国”这一条比较文学定义的混淆。实际上，我已发现了许多上述混淆与混乱现象。尽管我一再倡导“跨异质文化”，特别突出“异质”二字，但仍有不少误解和混淆。许多人似乎也赞成和倡导“跨文化”比较文学研究，但是他们讲的“跨文化”与我倡导的“跨异质文化”含义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这里我特地将“跨异质文化”改为“跨文明”，以便让学界同仁真正理解我的用意。
二、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与学理基础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是以近百年来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为基础的文学研究。就中国学者而言，主要是以中国与西方文化与文学的碰撞与交汇为其深厚基础的。近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究其根本，是在跨文明背景下展开的学术活动。
但是，由于学术界长期以来没有较深刻地反省这一“跨文明”的学术研究事实，没有较深入地研究“跨文明”文学研究的学理机制及其规律与对策，从而导致了若干学术上的重大失误。当今学界的严重“失语”状态，就是一大明证。在比较文学界，同样产生了若干失误。例如，尽管大家或多或少都处于比较研究之中，但却有中国学者不愿承认与比较文学有关系，甚至有人明明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却不承认自己是搞比较文学的。这是当今中国文学研究的“怪”现象。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安徽社科院钱念孙研究员写了一篇题为《比较文学消亡论》的文章举出朱光潜等大学者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比较文学学者，个中原因值得玩味。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大约是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声誉不好。一些学者曾私下传言，原本在西方是高难度研究的学科，到了中国却成了取巧的东西，搞比较文学的某些人，既不懂中国文学与文论，也不通西方文学与文论，便去投机取巧，搞什么比较文学；还有一些人，既不深入研究中国，也不深入了解西方，对中国与西方文学看一看，便“某某”加“某某”地乱比一通，发现了“惊人的相似”后，便大功告成。这种不肯用功夫深入探讨的浮泛之学风，蔚然一时，众多浅层次比较的“学术成果”风起云涌，以至有学者惊呼中国比较文学产生了“危机”，这个危机就是这种浅度的比较，或称X Y式的、某某与某某的比较，诸如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的比较、但丁与屈原的比较、杜十娘与茶花女的比较，等等，更有甚者将之戏称为“阿猫”与“阿狗”的比较，于是乎，一时间比较文学似乎变成了“比附文学”，成了投机取巧者的学术避风港。这实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一块心病。一些学者同仁痛感于此，决心大力纠正学风，一些刊物下决心不再发表某某加某某或曰X Y式的浅度比附文章。几年下来，虽然此类文章少了，但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在1999年8月于成都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一些来自基层的学者，尤其是师专的教师们，对此很有意见，有人质问道：为什么X Y就不行？你们这些学者并没有讲清楚道理；为什么华兹华斯与陶渊明不能比较？你总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尤其应当告诉我们怎样比较才是真正的、深刻的比较文学，而不是浅度的“比附”文学。学者们应当说清楚，否则人们就不知所措。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普及和发展。这些看似简单通俗的语言，却蕴含着一个深刻而严峻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足的问题。
我们当前的比较文学教材，或者说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实跟不上现实的需要，甚至与实际的研究情况脱节；现有的学科理论无法回答现实的问题，无力解答研究中的困惑。是的，我们确实从西方搬来了一大堆理论，搬来了韦勒克、雷马克的定义，搬来了基亚、梵·第根的理论，搬来了谢佛莱尔、佛克玛的看法，但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切合中国比较文学实践的理论，没有一套独创的又确实能解决自己问题的方法论。我们承认，基亚、梵·第根、雷马克、韦斯坦因等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确有价值，也确实推动了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但却忘记了他们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是奠基在西方文化与文学土壤之上的。将这一套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直接搬到中国后，首先碰到的第一大难题是中西异质文明问题。由于中国与西方属完全不同质的文明，这种跨异质文明的比较，是西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从未认真对待过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实践从一开始就必须切切实实面对的问题。因此，在西方文化圈中本不成问题的类比研究，拿到中国来就变成了“比附”研究，因为华兹华斯与陶渊明之间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异质文明使得他们之间的比较加大了难度，如果不注意异质文明的探源，不注意异质文明的学术规则和话语差异，则这种比较必然成为浅度的“比附”文学。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当前，我们究竟怎样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并进一步推进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进展？我的主张就是“跨文明”研究，尤其是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研究，这将是比较文学从危机走向转机的一次重大突破，是全球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次意义深远的战略性转变。
这一次战略性转变的特征何在？最显著、最突出的就是西方与东方的交际、交汇，是由原来一统天下的西方文明变为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重新开始互识、互证、互补，并共同创造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新时代，创造一个可能在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交融之中走向又一高峰的时代。这一点，西方有识之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而东方的学者、中国的学者则有着更加清醒而深入的认识，在台湾、在香港、在大陆，不少学者都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学与文学理论比较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可见，比较文学“跨文明”(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研究的兴起，乃时势使然，并非某些或某国学者的一厢情愿。
显然，比较文学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又一个新阶段。它是继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第一阶段即法国学派“影响研究”，和第二阶段即美国学派“平行研究”之后的又一个比较文学新阶段，即以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研究为特征的第三阶段。
三、 跨文明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实质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比较文学作为“显学”的地位在一片危机声中得到重新巩固，尤其是在中国，比较文学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这确乎是一个矛盾的文学现象，究其实质，比较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延续至今的有关定义之争不能不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正如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勒内·韦勒克早在1958年批判法国学派时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学科的处境岌岌可危，其严重标志是，未能确定明确的研究内容和专门的方法论”。而当前的重要问题同样在于弄清第三阶段的学科理论的定义与实质。这也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目标。当前，我们的学科理论仍然处于不明确的状态，尤其是比较文学第三阶段“跨文明研究”的学科理论还需建构。这是关系到比较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问题。因此，要真正对比较文学有所推动，就必须研究其定义与实质。
考察比较文学百多年来的发展进程，我们会发现，众多国际比较文学学者对其定义与实质的探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正是在对比较文学定义与实质的争论中，比较文学才得以一次次走出岌岌可危的处境，一步步走向兴盛繁荣。有趣的是，每一次关于学科理论及其定义的争论，都引发了一次“危机”，但每一次“危机”都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一次转机。
我们认为，迄今为止，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由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已形成了三大学科理论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欧洲，第二阶段在美洲，第三阶段在亚洲。作为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如前所述，一方面，比较文学诞生的最初动因是开放性、发展性和世界性的；另一方面，比较文学的诞生又受到其文学文化传统以及特定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从它诞生至今一百多年来，随着比较文学不同阶段的推进，其定义也是变动不定的。如果说，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一直如影随形地伴随比较文学的发展，一次次给比较文学带来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定义的危机也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动力。
其实，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也都常常伴随着定义之争。就拿众所周知的“文学”这个定义来说，应该早有定论，但多少年来却也一直论争不休。“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学界千百年，曾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被提出来，如文学是模仿、是想象、是虚构、是情感等等……就西方而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再到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应当说已研究得相当深入了，早该有确定的定义了，但是，当代西方文论的开端却正是拿文学的定义来开刀的。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导引》的“导言”就是以“文学是什么”来开始对当代西方文论的介绍和研究的。也正是在对文学定义的诘难和追问中，俄国形式主义才树立起自己特色鲜明的旗帜，并推动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进展。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也许文学的定义并不在于它的虚构性或‘想象性’，而是因为它们以特殊方式运用语言根据这种理论，文学是一种写作方式，用俄国批评家雅各布逊的话来说，这种写作方式代表一种对于普通言语的系统歪曲’。文学改变和强化普通语言，系统地偏离日常语言。……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文学’定义”。由于俄国形式主义敢于向以前的文学定义提出大胆挑战，才推动了当代西方文论的蓬勃发展，使之沿着定义之争这条道路一步步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似乎无穷无尽的关于“定义”的探讨只是一种方式，学者们通过这种几乎令人厌烦的方式，意外地，但却是切切实实地推动了文学理论的进展，这或许就是有关“定义”探讨的学术意义与学术价值。
在中国，对比较文学下定义的教材、论文、专著不少，但大多是照搬西方人的，尤其是照搬美国学派的定义。
兹将国内各种定义转述如下：
中国大陆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性著作是卢康华、孙景尧所著的《比较文学导论》，指出：“‘什么是比较文学’？现在我们可以借用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的解释来回答了：‘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个定义可以说基本上是美国雷马克定义的翻版。不过，该书又接着指出，“我们认为最精炼易记的还是我国学者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地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他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这个定义似乎更接近法国学派的定义，没有强调平行比较与跨学科比较。
紧接该书之后的教材是陈挺的《比较文学简编》，该书仍旧以“广义”与“狭义”来解释比较文学的定义，指出：“我们认为，通常说的比较文学是狭义的，即指超越国家、民族和语言界限的文学研究，主要研究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两国或两国以上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通过这些关系、影响、异同的研究，认识各民族文学各自的特点，探索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广义的比较文学还可以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音乐、绘画)等与其他意识形态(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由乐黛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则对比较文学定义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该书在详细考查了中外不同的定义之后，指出：“比较文学是一门不受语言、民族、国家、学科限制的开放性的文学研究学科，它从国际主义的角度，历史地比较研究两种以上不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上，通过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的认识逐步深化。1997年出版了两部有特色的比较文学概论：其一是陈、孙景尧、谢天振主编的《比较文学》。该书一改从前照搬欧美定义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我们认为，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实质，更能反映现阶段人们对于比较文学的认识。”这里提到的四个“跨”，比从前的定义多了一个“跨文化”，是一大进步。但作为定义，仍然不够明确和清晰。同年，张铁夫主编了《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提出了颇有特色的看法。该书认为，比较文学具有以下特点：“即：开放性、综合性、族际性和科际性。”其论述确有新意。2000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惇与刘象愚合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修订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同时又是最新的比较文学定义：“什么是比较文学呢？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比较的自觉意识和兼容并包的特色。”这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国内最有特色和最周全的一个定义。
有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与美国学派的定义相比较，陈惇、刘象愚的定义少了一个“跨”——“跨国家”。为什么要否定这一个“跨”呢？陈、刘二位认为，至法、美以来强调的“跨越国家界限”是不准确的。在其代表性著作《比较文学概论》中，陈、刘二位指出：“美国学者一再强调的比较文学是跨越‘国界’的论点，并不是很精确的，比较文学原是为了突破民族文学的界限而兴起的，它的着眼点是对不同民族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而‘国界’主要是一个政治的地理的概念，一个国家的居民，可以是同一民族的，也可以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在多民族的国家内，各民族文学之间除了它的统一的方面之外，也存在着差异，有时这种差异的程度及其意义，并不亚于两国文学之间的差别。因此国别文学与民族文学并不是同一概念。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确切地讲，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国家的界限。”陈、刘的这一观点，不仅与美国学派不同，而且也与我国第一部比较文学概论，卢康华、孙景尧所著的《比较文学导论》及乐黛云、陈挺等人之著不同，可算是一个新观点。在否定了“跨国家”之后，陈、刘二位所提出的“跨民族”界限的定义是否恰当？是否有问题呢？实际上，所谓“跨民族”，是一个比“跨国家”还要不恰当的提法，是一个问题更多、歧义更大的提法。因为各国都有少数民族问题，不少国家是多民族的。例如，中国有56个民族，俄罗斯有100多个民族，如果这些同一国内的100多个民族之间的文学比较都算比较文学，难免造成文学研究领域的混乱，而且也有悖于比较文学的“世界胸怀”、“国际眼光”这一基本宗旨。目前，学界的惯例还是把国内各民族文学的比较视为国内文学研究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是正确的。
另外，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提出了比较文学定义中的“跨语言”界限问题，例如，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认为：“把比较文学看作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更符合比较文学的实质。”陈惇、刘象愚所著的《比较文学概论》(修订版)也提出：“比较文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学研究，它具有宏观的视野和国际的角度，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界限的各种文学关系为研究对象。”其实，“跨语言”界限这种提法是很成问题的。这种看法，不但法国学派的主帅卡雷的定义未曾提出，就连美国学派的主帅雷马克的定义也未提过。卡雷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雷马克的定义是：“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较早曾提到过跨语言界限的大约是法国学者基亚，在《比较文学》一书中，基亚指出：“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的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但基亚的比较文学定义并未十分强调“跨语言”问题，他指出：“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
既然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都没有很强调以“跨语言”界限作为比较文学的定义，那为什么中国学者却津津乐道于“跨语言”的问题呢？其实，作为定义提出来的“跨语言”，是中国学者才十分明确提出来的。在中国第一部《比较文学导论》(卢康华、孙景尧著)中，著者引用了钱锺书先生的一段话：“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当然，这里的关键不在于是谁提出来的，而在于这种提法是否恰当。显然，“跨语言”也是问题多多的。例如，美国与英国都使用英语，那美英之间是否因不跨越语言界限而其文学比较就不算比较文学呢？广而言之，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许多亚洲国家也都讲英语，这些英语国家之间的文学比较是否因不跨语言而不是比较文学呢？又如加拿大是多语种国家，加拿大的法语区与英语区的文学之间是否也是比较文学呢？更进一步说，同一作家用两种语言创作，这种现象如今已很普遍，那他(她)的不同语种的著作之间是否也因跨语言而可以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呢？显然，“跨语言”问题不可以作为比较文学定义的内容，否则将引起极大混乱。
在否定了“跨民族”与“跨语言”之后，我认为比较文学定义只应有三个跨越：跨国、跨学科、跨文明。理由如下：
关于跨国家与跨学科这两条，是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所奠定的，并经过了多年学术实践检验了的定义。而“跨文明”这一条，是本文第一次正式提出来的。因此有必要就“跨文明”这一条阐述我的定义。我认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性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我的这个定义不同于法国学派、美国学派的学科定义之处在于，我增加和强调了“跨文明”研究和“异质性与互补性”研究这两大要素，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第三阶段的最根本特征。
正因为跨文明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至第三阶段，也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研究成为比较文学研究最主要的视野后的根本特征，所以在这种研究中，文化异质性与互补性应当成为关注焦点。只有这样，才能避免“X Y”型的浅度比附文学，从而走向深层次的比较文学研究，使比较文学这门从诞生之日起即危机重重的学科在又一次危机中重新获得生机。
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学比较，在比较文学的第一、第二阶段的学科理论中是基本没有认真面对过和深入探讨过的，因为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他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均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欧洲文化圈，因此，他们从未面临过类似中国人(以及东方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产生的强烈的文化危机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本质上都是同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学科理论。然而，随着比较文学的发展，西方比较文学学者们近来开始注意到了东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与必然性，并且也开始意识到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文化异质性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一个可喜的，也是必然的现象。
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定义及其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异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这种累进式的发展态势的特点不但在于跨越各种界限(如国家、学科、文化等)，而且在于不断跨越过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我把这种发展态势称为“涟漪式”结构，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就好比一块石子投入平静的水面，漾起一圈圈涟漪，由小到大，由里到外荡漾开去。但无论有多少个圈子，中心却是稳定的，即始终稳稳地确立在文学这一中心点上。尽管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它曾经或多或少地以各种方式偏离文学(如法国学派过多关注文学“外贸”、忽略文学性这一问题，又如当今比较文学界“泛文化”的倾向偏离了文学，等等)，但并没有从根基上脱离文学这个中心点。
一圈圈的“涟漪”构成了比较文学不同的发展阶段，所有的涟漪便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式的基本框架。因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不是线性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的、累进式的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能取代先前的理论。例如，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并不能取代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当今我们倡导的“跨文明研究”(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也并不能取代“平行研究”与“影响研究”。时至今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涟漪结构的最内圈“影响研究”仍然有效，仍然在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大显身手，充满学术生命力。不同阶段的学科理论构筑起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形成了独特的涟漪圈，而这些不同的学科理论又共同构筑起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宏伟大厦。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确实推动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发展。
四、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有着十分丰富的研究内容。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列其纲目如下：
一、 中国与西方(或东方与西方)文论对话研究
1. 异质文明之间的话语问题
① 中西方古代文论话语研究
② 中国现当代文论失语问题，等等
2. 中西文论对话问题
① 对话的原则与方式
② 对话的路径，等等
二、 异质文明探源研究
三、 异质文明间的异质性对比研究
四、 异质文明间文学的误读与沟通问题
1. 异质文明误读研究，异域形象学，等等
2. 翻译、误译与创造，等等
五、 异质文明间的文学与文论互相阐释问题
六、 异质文明间文学思想的融通问题，等等
……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总第5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