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为伟大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他的社会思想。他的社会思想，来自他对中国社会心理的研究。对中国社会心理的研究，是鲁迅毕生尽瘁的事业，同时是鲁迅在上海时期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编年史，第一章是在迎战中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接着成为“左联”的主将，粉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都是大家熟悉和传诵的。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他在文化本体或文学本体上还有哪些建树？在上海时期，在小说创作方面除了写过几篇“故事新编”外，主要的战绩是杂文，而在上海时期所写的杂文中，除了少量的谈文学问题，一部分政治抗争之作外，大量的则是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和剖析。
鲁迅为什么在后期仍然执著于对社会心理的研究和剖析？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从主观上看，鲁迅作为思想家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总命题没有变；从客观上看，任务没有变，由于封建统治转变为新军阀统治，在封建文化并未清除的基地上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在外强压抑的情况下统治者的退让畏葸，因此，形成了民族自信心的弱化；在统治者提倡封建道德的烟幕下道德准则的漫无标准，民国初年那种民族奋起的维新精神在不少人那里变成了一种混世哲学。总之，国统区在沉沦。这便使鲁迅有必要继续他的社会心理研究，一直到1936年3月，他还重申改造国民性的命题的迫切性。
从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中，我们看到了鲁迅总体思想的一贯性，这便是，从现实出发的一贯性，针砭时弊的一贯性，也看到了它的延伸性和扩展性。而后者，也正是上海时期社会思想特有的光泽。
一
有人推测，在未来的社会科学中，心理学将是带头的学科，而在心理学中，社会心理学则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看来这种预测是不无道理的，在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的转换期中，人们的心理变化是首当其冲的。社会心理研究的成果，将会成为改革者的依据。
研究人们的心理现象、文化心理结构、社会的心理氛围、社会情绪、传统习惯等等，无疑对把握群众的精神状态有着直接的作用。毫无疑问，各种心理现象，是社会存在以及文化传统的直接或曲折的反映，但是，群众的社会情绪、心理因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因此，马克思就认为：“历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心理学问题。”
普列汉诺夫把社会心理作为经济基础（以及集中反映经济制度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思想体系）的中介，把马克思主义原有的“四项论”发展为“五项论”，这一创造是符合实际的，特别能说明文学艺术产生的规律。普氏认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因素：
一、 生产力的状况；
二、 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 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 部分地由经济直接决定、部分由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社会人的心理；
五、 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
当然，从现在看来，社会心理除了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决定影响外，作为世代默默相承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理结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但这更说明了社会心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所以，普氏认为：“要了解某一国家的科学思想史和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因此心理学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对社会心理几乎是完全忽视的。因为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只需研究如何驾御被统治者的权术，不需要了解被统治者的心理。然而，在封建社会即将解体、社会发生大变动的晚清时期，迫使中国思想界转向社会心理的研究，严复就认为：“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梁启超提出“欲新国家，新政府，必自新民始。”这便把社会心理的向背、社会道德的高下作为建设未来新社会的必要前提。这虽然带有乌托邦的空想性质，却包涵真理的种子。优良的制度固然可以保证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但是，如果没有社会心理的普遍优化、社会道德的普遍提高，最好的制度也难免受到这样那样的削弱和歪曲，乃至危及制度文化的健康发展。
当时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把了解社会心理作为了解中国的前提。例如为鲁迅多次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所著的《中国人气质》，就是一部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心理的代表作。只要勇敢地看一看这书二十七章所列出的中国人的特性，如：（一）面子；（二）节俭；（三）勤劳；（四）礼节；（五）浪费时间；（六）不求正确；（七）互相误解；（八）欺瞒的才能；（九）柔和而又顽固；（十）知识混沌；（十一）麻木不仁；（十二）傲视外国人；（十三）缺乏公心；（十四）保守；（十五）不求舒适和方便；（十六）生命力强；（十七）忍耐力强；（十八）知足长乐；（十九）孝顺；（二十）仁慈；（二十一）缺乏同情心；（二十二）社会台风；（二十三）连坐受法，互相牵连；（二十四）互相猜疑；（二十五）缺乏信用；（二十六）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二十七）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当前需要。就觉得这书的重要性。这位作者虽然或许怀有特殊的目的，其中对中国人的性格或者毁誉参半。但是其中不少弱点至今读来还使人汗流浃背。无怪乎鲁迅在逝世前十四天还念念不忘国人能将此书译出：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变革，挣扎，自做功夫”，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社会心理研究的动力，就在这里。这与他1903年所提出的改造国民性的弱点，1907年呼唤“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1908年的提出“立人”思想，认为“人立而凡事举”，以及参加新文学运动后，一再重申改变人的精神为“第一要著”，乃至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提出习惯与改革是调整社会心理的重要步骤，它将关系到革命的成败，是一脉相承的。1936年3月，他又在一封信里将中国国民性与日本国民性作了比较，指出了它的优点和弱点，表示“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这些论述，或与鲁迅在上海时期先后承续，或者就是鲁迅在上海时期社会思想的一种内在动因和理论核心。
二
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关于人的科学研究是所有学问中最艰深的一门学问。”而鲁迅所醉心的恰恰是这样的人的科学研究，他还有志于写一部“人史”。他的研究的特点，是取决于他的文学家的气质的，他没有采取理论科学的形态，也没有像前期那样，从广义上摄取题材，铸成典型，而是采取一种直面人生的办法，采取一种貌似“救小创伤”的做法，用杂文的笔法，从他所遇到的、听到的，或从新闻纸中看到的种种生活迹象，勾勒下它们病态的畸形，当然也会发现烂泥塘里的闪光。鲁迅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鲁迅当年的极有意思的剪报，正说明他在上海时期对社会心理研究的专注和庞杂。
30年代的上海对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极具典型意义。鲁迅初到上海，就产生了这样的观感：“这里的情形，我觉得比广州有趣一点，因为各式的人物较多，刊物也有各种，不像广州那么单调。我初到时，报上便造谣言，说我要开书店了，因为上海人惯于用商人眼光看人”。（重点引者所加）一是比较活，二是具有商人习气。这是鲁迅对上海最初的印象。后来随着这种印象的深化，在将所谓“海派”与“京派”作比较时，便上升到理论的分析：……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总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在旧中国，其实，“京派”和“海派”的精神文化，不过是制度文化的延伸。但是，这种“近商获利”、“从商得食”的特征，浸渍成为一部分市民的社会心理，便是市侩心理或准市侩心理。在“小童挡驾”的性电影的泛滥下，大人们都以莫须有的性敏感来猜测孩子，在宣传文字中居然洋洋得意作为谈资。于是，上海的少女更是早熟起来，她们像成年的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像一切异性的亲人，也像一切异性的敌人，她在喜欢，也正在恼怒。……我们有时会看见她们正在店铺里购买东西，侧着头，佯嗔薄怒，如临大敌。自然，店员们是能像对于成年的女性一年，加以调笑的，而她也早明白着这调笑的意义。总之：她们大抵早熟了。”性意识的早熟为准市侩心理所诱发，这也是都市病的特征。更有甚者，借口禳灾，以佛力加被的时轮金刚法会，竟同时表演歌剧五天，于是，“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这也是当时上海“使商获利”“从商得食”的特有风光。居然猗欤休哉，反映了一般社会心理。
当时上海市民又有爱看热闹的盲从心理，“假使有一个人，在路旁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鲁迅描写的这种社会心理，至今还会引起我们心理上的共振。他指出这种社会心理所产生的消极后果，归根到底会做任何“大人物”的俘虏，因为，“那吐唾沫和大叫一声的人，归根结蒂还是大人物。”
鲁迅特别研究了市侩心理的几种典型的表现形态，这是小农意识与都市文化的产物，又经“冒险家乐园”的熏风一吹，便煽起了种种迷狂心理，其中有爬、推、撞等等。
向上爬原是传统文化所灌输的天经地义，结合海通以来的发财观念，更有发展为做人通则的趋势，然而，“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爬不上去。”这对抱着不可实现的幻觉辛辛苦苦总是在那里爬的人固然是一种悲剧，而这悲剧正加固了当时的统治，大家“都安分的去耕田，种地，拣大粪或是坐冷板凳，克勤克俭，背着苦恼的命运，和自然奋斗着，拼命的爬，爬，爬。”然而，在“向上爬”的行列中，却出现了“推”：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这种“推”的意识的产生和强化，不过是一种变形的或缩小的压迫意识和奴役意识，它既可以承受压迫阶级的遗产，也可以从膨胀的利己主义中自发地产生的。于是，我们便从鲁迅笔下看到了这样的图景：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旧历端午，在一家戏场里，因为一句失火的谣言，就又是推，把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踏死了，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
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斯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中说：中国人虽然把仁爱放在五德（仁、义、礼、智、信）的首位，但是实际上是缺乏同情心的。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为了抢公共汽车的一个席位，以致不惜推倒一切老弱妇幼。这些勇士们的“推”的意识的日益扩大，便是同情心的日益缩小，乃至发生如报载多起见死不救的泯灭人性的奇闻。这实在是给民族蒙上耻辱，虽然只是极少数人的行径。
在个人奋斗的路途中，当然许多人是不愿为了自己去推倒别人的，在没有正确意识的支配下，又希望侥幸获得一个较好的待遇，于是便产生了“撞”的意识。“这比爬要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撞不好，至多不过跌一跤，倒在地下。那又算得什么呢——他原本是伏在地上的，他仍旧可以爬。”然而，“撞”，不过是一种麻痹自己的投机心理，掩饰着自己的贪婪，证明着自己的卑怯。这种心理一多，民族是不会振兴的。
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中，鲁迅对奴性的针砭占着大量的篇幅。这是因为鲁迅生在做奴隶的时代，生活在奴隶主新贵的治下。他从清朝的文字狱，“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他从袁世凯治下兑换钱币的故事，发现人是“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因此，他以拜伦式的人道主义的哀痛，发出了：“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的怒吼。做奴隶是形势所迫，但安于这奴隶生活、赞美这奴隶生活，乃至欺侮同类的奴隶，表示自己是在众奴隶之上，便沦为奴才。所以鲁迅说，奴隶和奴才，只相隔一层纸。在旧中国的十里洋场，原是奴才意识滋生的温床，武的“吃白相饭”，文的有“帮闲法”和“登龙术”，官则靠“捐班”。最具有当时的上海特色的奴才心理，则是“揩油”。鲁迅说：“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的全部的”，因为这类小偷小摸的舞弊营利，不过在证明着自己堕落的奴才行径和奴才心理。
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鲁迅当然也看到一种民族健康力量，看到过像柔石那样新道德、旧道德都背起来的高尚，对此他都表示过颂赞。但为了治疗计，鲁迅却更多揭发病态心理和同情弱者心理。《论秦理斋夫人事》和《论“人言可畏”》，便是表现了对阮玲玉一类妇女的同情，对旧势力的仗义执言的抗争。当然还不止如此，当时上海的市民生活的形形色色，“榛楉勿剪”地被反映在鲁迅的杂文中，它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心理不仅显示了鲁迅的社会思想，也是至今研究三十年代上海的心灵史图。
三
鲁迅对知识分子心理的研究是他在上海时期社会心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本来是鲁迅熟悉的阶层，他曾计划过从章太炎一代知识分子写起的长篇小说。《上海文艺之一瞥》便描写了从晚清一直到三十年代初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浮沉世态，这种隐伏的才子加流氓的社会心理如何影响到豪言壮语的革命文学，如何影响到一部分人激烈得快，也颓唐得快，上海三十年代至少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同样浸渍着“从商获利”，“从商得食”的风气，是以所谓海派自鸣得意的。有位日本人说文人多恶癖，因此，有位中国人便讥为“文人无行”。如果这“行”仅指“不近人情”的“恶癖”，鲁迅倒认为尚不妨事，关键是“文人无文”。既然无文，于是，“拾些琐事，做本随笔的是有的；改首古文，算是自作的是有的。讲一通昏话，称为评论；编几张期刊，暗捧自己的是有的。收罗猥谈，写成下作；聚集旧文，印作评传的是有的。甚至于翻些外国文坛消息，就成为世界文学史家；凑一本文学家辞典，连自己也塞在里面，就成为世界的文人的也有。然而，现在到底也都是中国的金字招牌的‘文人’。”在一篇《文摊秘诀十条》文章里，鲁迅还把他们的经验归结起来。然而既然文人无文，又要飞黄腾达，光靠“文摊秘诀”或“各种捐班”还是不行。于是只好化作二丑，趋附权门，一面欺压百姓，一面又表示自己并非义仆，向看客指指自己侍奉的主子，“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或者钻研“帮闲法”的幽隐诡秘之处，设想如何帮法，帮得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或者到文坛上去做女婿，由乘龙而登龙文坛。章克标著有《文坛登龙术》，鲁迅作《登龙术拾遗》，有这样一段犀角烛怪的妙文：术曰：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分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作品”一出，头衔自来，赘婿虽能被妇家所轻，但一登文坛，即声价十倍，太太也就高兴，不至于自打麻将，连眼梢也一动不动了，这就是“交相为用”。鲁迅虽以邵洵美等个别人为写照，但对当时的典型的海派文人来说，实在具有典型意义。这不过是“从商获利”的社会心理移到文坛上来罢了。然而可悲的还是“文人无文”，所以只能借着“文”外之道登攀。
当然，文人也还是无行。他们或嘁嘁喳喳，或相轻相贱，“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这种陋习，一直蔓延到了左联内部的某些人身上。
虽然，文人相轻，自古皆然。然而这是一个含混的口号，它掩盖了一切是非。鲁迅提倡文人必须“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他写了七篇论“文人相轻”，从多方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理。他勾勒了轻人者的种种法术，或以自轻自贱，使与对方玉石俱焚；或以自高自重，把不利于己的批评一概斥之漫骂；或者匿名攻击；更有以“卖老”或“卖俏”以战胜对方。这种现象所埋伏的实质还是一种市侩式的商战心理。文坛如商场，于是便有了破落户、暴发户、破落暴发户的心态。这是僵尸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畸形嫁接的产物。我们需要外来文化的养料。但是用旧观念去嫁接的外来文化只能得其躯壳，结果只能成为自炫或吓人之具。所以，鲁迅说：“使中国的文学有起色的人，在这三户之外”。
鲁迅反对文人“从商获利”、“从商得食”，反对文人沾满市侩式的铜臭，却并非反对一切物质利益。在一篇题为《安贫乐道法》的杂文里，鲁迅嘲笑了“劝人安贫乐道的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在这种“大经络”的欺骗下，一位中学生取得优良成绩的会考题便是《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其中竟有这样一段迷狂式的咒文：“……若德业已立，则虽饔飧不继，捉襟肘见，而其名德足传于后，精神生活，将充分发展，又何患物质生活之不足耶？人生真谛，固在彼而不在此也。”这里同时反映了欺骗者、被欺骗者、宣传者的多重的社会心理。
还有一类知识分子，在时代风雨中，既缺乏勇往直前的勇气，又不屑同流合污，于是只得托庇祖上的余荫，钻到旧宅中去，怀祖德，续旧梦，修破书，擦古瓶，读家谱，然而终究在风雨飘摇之中，虽是在古董中讨生活，也难安于象牙塔这个心造的幻影。然而也影响了一部分青年，“以为在古董中真可以寻出自己的救星。他看看小康者，是这么闲适，看看急追者，是这么专精，……然而，时光也绝不留情，他将终于得到一个空虚，急迫者是妄想，小康者是玩笑。”鲁迅对社会心理的研究，总是结合着时代风云的变幻，以一种事实本身所固有的理性精神来观察事实，他不回避响起逆耳的警世诤言。有人要重文言、掉文袋、标雅致、看古书。他则说：“主张者倘无特操，无灼见，则说古董应该供在香案上或掷在茅厕里，其实，都不过在尽一时的自欺欺人的任务”。没有一种纯粹的社会心理，社会心理总是有所为而发的，体现一定的意向。因此，研究社会心理，也没有真空式的仪器，它的科学性藏在研究者的头脑里，鲁迅笔下的社会心理图像，烙印着鲁迅灼热的灵魂。
四
鲁迅在上海时期，研究社会心理，还倾向于形象的综合概括。他相信这里会映照出“世代的眉目”，成为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心灵史。于是，他总结“世故三昧”，它的精义是：“你最好是莫问是非曲直，一味附和着大家；但更好是不开口；而在更好之上的是连脸上也不显出心里是非的模样来……”。当然，鲁迅对世故，有他自己的分析，所以会有“深于世故”者，还在于“世”的原因；所以“责人‘深于世故’而避开了‘世’不说，这是更‘深于世故’的玩艺。”何况，“三昧真谛，在行而不在言”，一落言筌，即非真谛。然而，能揭出“世故三昧”，这便是鲁迅之为鲁迅。鲁迅还戳穿了“谣言世家”的谣言，他警告：“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在《捣鬼心传》里，鲁迅揭示了这种可怕的社会心理，但是，任何事物有它内在辩证规律，总爱向自己对立面转化。“捣鬼精义，在切忌发挥，亦即含蓄。盖一加发挥，能使所捣之鬼分明，同时也生限制，故不如含蓄之深远，而影响却又因而模糊了。”这也使捣鬼者不免悲哀。
略微不同于这种进攻式的社会心理的是混世哲学，据说做好人与做古人一样，“必须做了一通，仍旧等于一张的白纸。”但是，究竟什么事都等于不做也未必能混得下去。但是不管怎样名实不符，只要有“面子”就行。于是，“面子”就成为社会心理的一种集体意识，成为研究中国民族性的热点。早在1890年，斯密斯在《中国人气质》一书，第一章研究的就是“面子”。书中说：“首先看到的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气质，那就是所谓的‘面子’。这在全人类各种族中，是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悖理的事了。‘面子’这个词，在中国，不简单地是指人的脸，而完全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思，比我们所能叙述或者所能领悟的含义广泛得多。”还说：“一旦正确地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征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是理解这一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鲁迅写于1934年的《说“面子”》一文，以三十年代上海社会的事例，集中概括了这一奇特的社会心理。文章分析了“面子”的多义性和它的虚假实质。按理，面子是指脸，失面子也称丢脸。然而车夫赤膊捉虱子，不算丢脸，富家少爷如此，算是丢脸，车夫给老婆踢了一脚，才是丢脸。然而，“要面子”和“不要脸”却难以分辨。一个小瘪三，被一个有钱有势的绅士喝令滚开，这原是形容这人的“不要脸”，然而小瘪三却自以为“有面子”。乃至被洋人踢了一脚，虽然还不是“有面子”，却也不算怎么“丢脸”。这便反映了十足的奴才心理。所以鲁迅说：“中国人要‘面子’，是好的，可惜的是这‘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从面子问题反映了当时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它以虚假的礼仪观念掩盖着无特操、无是非以及阿Q主义之类痼疾。因此被外国人看作“中国精神的纲领”。
当大量的落后消极意识成为社会心理组成部分的时候，常常会成为一种“猛人”的包围，一旦与“猛人”的专断相结合，就会成为历史的惰力。鲁迅分析“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正因为在一种“过度的巴结”下的“胡乱的矫诏”，遂使被包围者蒙在鼓里，而包围里得以处处凯旋。被包围者一旦失势，他们又可以去寻求新的猛人。
鲁迅说：我曾经想做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鲁迅分析包围之所以不容易解脱，因为猛人常常自己先设置了障碍。例如，要解脱包围，“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这就使被包围者永远陷于迷惘之中，可说是作茧自缚。“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然而，旧时代的猛人，要广接各种各样的人物，做到从善如流，是不容易的。而包围者中间，又有一群人被包围，一群人制胜，从而使包围的圈子不能打破。鲁迅对包围的这种社会心理的研究，实在是总结了许多人失败的经验，总结了阻碍历史前进的消极意识的一个方面。
鲁迅在上海时期的社会思想，在客观上反映了当时旧中国社会的性质、风俗、民情、心理状态。它承续着过去，而影响到现在。其中有些情况，仍能为今天的改革者作为参考的借鉴。在主观上鲁迅笔下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已烙印着作者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深刻分析，渗透着辩证法的理性超越精神，例如，鲁迅在批评了中国人相信命运的时候，他又看到了中国人可以通过“禳解”等手段来转移命运，对命运不坚信，这就胜于宿命论，所以，鲁迅说：“人而没有‘坚信’，狐狐疑疑，也许并不是好事情，因为这也就是所谓‘无特操’。但我以为信运命的中国人而又相信运命可以转移，却是值得乐观的。”当然，鲁迅如果活到现在，可能还会下一转语，视命运可以“禳解”，便认为上帝或神仙也都可以通过“开后门”、受贿赂疏通，这又反映着别一种情操了。
鲁迅所解剖的社会心理，许多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薄于私德必薄于公德，道德教育实在不是一个小问题。鲁迅像一切伟大的或深刻的启蒙主义者一样，表现了他的惶惑和忧伤，“立人”的任务毕竟是何等艰辛！日本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说：“究竟所谓文明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它的内涵便是“全国人民智德的反映。”这虽然并不是一个十分完备的概括，却也昭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现代一位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说：“尽管经济合理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合理的技术和法律，但它同时也取决于人类适应某些实际合理行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类合理行为受到精神上的阻碍，则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发展也会遇到严重的内部阻力。”当然，他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要摆脱这种阻力只能求助于“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消除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些。
鲁迅研究社会心理，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所显示的是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社会改革家的身影，我们研究鲁迅的社会思想，也只有投身到改革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