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提出所谓“党化教育”政策。为配合这种“党化教育”并进一步加强反革命文化“围剿”，他们以重金收买文人写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发表在《前锋月刊》第1卷第1期)，发动了实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出现于“左联”成立后三个月，其矛头所向，不言可喻。因此，该《宣言》首先攻击了无产阶级的左翼文艺运动，说它是走了“极端”，认为由于它的存在，“则这种文艺上纷扰的残局永不会消失，其结果将致我们的新文艺运动永无发挥之日，而陷于必然而倾圯”，接着便剽窃而又歪曲了法国19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泰纳的艺术三原则，即所谓“时代、环境、人种”，而认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于是，他们便以法西斯的“现代德意志的表现主义”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为标本，来建立中国的民族主义文艺。他们毫不隐讳这种“文艺”要“直接影响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确立”，其目的，便是所谓“积极地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为蒋介石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效劳，向日本帝国主义献媚。为了提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区党部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朱应鹏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主编《前锋周报》和《前锋月刊》。并收罗了文坛上的一批渣滓，如黄震遐、穆时英、张若谷之流，由大特务潘公展亲自出马，写了《从三民主义的立场观察民族主义的文艺运动》一文，作为鼓吹。
1931年5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会议”上公然提出：“要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这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猖獗的根据，它正是蒋介石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在文化思想界的贯彻。
二
本篇按作者所分，为六大段。
第一大段，作者从政治高度着眼，开头就提纲挈领地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养育流氓的。”帝国主义者要征服殖民地的人民，必然要寻找他的代理人。这代理人，也就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走狗和奴才，能起到所谓“以华制华”的作用，他们的“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鲁迅管他们叫“洋大人”的“宠犬”。
文章接着从政治上的流氓说到文坛上的流氓，其间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反动的文艺总是从属于反动的政治的。有几个文坛上的流氓如穆时英、张若谷之流就拜了政治流氓做老头子，这就是一个适例。
鲁迅一眼就看穿这些“宠犬派”的文学，不论标榜艺术至上主义、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不过是手执武器不同，而目标则一：就是帮着主子消灭“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些不平的人民。”这几句很值得注意，因为鲁迅揭穿了“宠犬派”文学的本质，一石数鸟。“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这就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因此他们心目中反帝国主义，就构成“反革命”罪了。不仅如此，“仅有些不平的人民”，也成为这伙走狗以文武两手杀伐的对象。这里揭露了这个反动政府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它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敌的。
接着才过渡到本题。指出“民族主义文学”，是在“宠犬派文学之中，锣鼓敲得最起劲的”，这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直接策划的缘故。但作者在这里文笔故意一挫，说他们虽是宠犬，而且吠声又高，但比起“侦探，巡捕，刽子手们的显著的勋劳来，却还有很多的逊色。”实际上这是反话，因为他们本是一丘之貉，不过一用钢刀杀人，一用软刀杀人罢了。正因为用软刀，只在“叫”还没有直接的“咬”。“而且大抵没有流氓的剽悍，不过是飘飘荡荡的流尸”，鲁迅说这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所以保持其宠的。这“宠”，在于它能用“流尸”的恶臭毒人，可以尽到“侦探，巡捕，刽子手”不能尽的任务。
鲁迅进一步分析了“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因为从他们的刊物来看，“先前标榜过各种主义的各种人，居然凑在一起了”，例如自命为“最彻底的革命文学家”叶灵凤也“莫名其妙的跟在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家屁股后面了”，就是一例。这并非“民族主义”的巨手将他们抓在一起，因为他们“原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经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因为各个本身都已腐烂，所以“形成一个堆积”后，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因为“宠犬”的起劲的狂吠和“流尸”的“恶臭”，都能够“较为远闻”，扩大其反革命的影响，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政策制造舆论，因此对帝国主义是有益的。这就使得这种“流尸文学”为蒋介石的“流氓政治”所需要。
第二大段。鲁迅通过阶级分析，说明本来有一批旧文人，意识或半意识到自身的剥削阶级已经没落，即将灭亡，因此用颓废、放纵来自欺欺人，他们沉醉于花、酒、女人。但是到阶级斗争更加激烈、旧社会崩溃更加分明时，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不但将创造崭新的文化，而且将扫除陈垢。他们明知自己正属于这样的陈垢，从而感到自己的命运与本阶级的政治代表——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者，倒息息相关，同其哀乐了。而“民族主义文学”正是他们从反动的阶级本能出发，利用文学的武器所进行的垂死挣扎。他们和主人一样，用一切手段，来压迫无产阶级，以图自己苟延残喘。然而究竟是“杂碎”，因此布不成阵，所以《宣言》发出后，却并不见鲜明的作品。而那《宣言》，虽然重金征得，又经伪中宣部反复讨论通过，但它本身也是“一小群杂碎胡乱凑成的杂碎”，所以毫不奏效，是不足为奇的。连一驳的价值也没有，因此，鲁迅在这里只轻蔑地一笔扫过。
鲁迅着重抓住了一篇“民族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即黄震遐的《陇海线上》，加以分析，予以揭露。但鲁迅也并不是全面地予以分析批判，只是伺隙乘虚，命中要害。要害是什么呢？原来黄震遐“参加讨伐阎冯军事”的这篇“实际描写”，他们把中国的军阀混战，比拟为当时法国的侵略军征服非洲的阿剌伯民族，从这里鲁迅就得出结论：为什么中国军阀屠杀人民，无所不用其极，因为他们自以为是殖民主义的侵略军，屠杀的是被压迫民族，这就无异供认了自己是帝国主义的爪牙；移到文学上，“民族主义文学家”自视为征服者的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他们虽然标榜“民族主义”，对自己的民族却自轻自贱，一如工头瞧不起工人那样，说明只是“朦混”读者而已，其实质，仅与“外国主子休戚相关”，这也无异供认了自己是属于“宠犬派”的文学。
第三大段。承上段，首先点破黄震遐将“法国的安南兵”写成“法国的客军”是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效劳的有意的改作。接着着重分析了黄震遐的剧诗《黄人之血》，指出这剧诗的主题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对准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国度——苏联。这正是“民族主义文学的目标”。然而要达到这目标，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上的“民族主义文学家”是无能为力的，鲁迅叠用三个排句，意思层层递进。点穿黄震遐之流虽然以历史比喻现实，奉为西征首领的是蒙古人拔都；张开“吃人的血口”的是“亚细亚勇士们”；所希望的是拔都统驳之下的“友谊”，总之，只能乞灵于外国的主子，来实现自己的目标。鲁迅说，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也正是这类作者的悲哀。
第四大段，行文到这里，水到渠成，揭示了本篇的主题，鲁迅点出黄震遐剧诗中的“拔都”其实就是“日本”。然而他们要以东征作为西征的第一步。“张开吃人的血口”首先吞去的是中国的东三省。鲁迅勒令要“民族主义文学者”回答这原因。用一个问号和感叹号无情地嘲笑了为什么奴才竭诚效命，而主子却不谅其衷，将包括“民族主义文学家”在内的中国“勇士们”看成非洲殖民地的奴隶。
鲁迅用“这实在是一个大打击”过渡到第五大段。既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不能体谅奴才的苦心，先要以“东征”开始，使小勇士们未免“愤激和绝望”，于是他们要打仗了。然而根据鲁迅的征引和分析，那些小勇士们的一味鼓噪的诗中，表明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没有武器，只能用“肉体”、“纯爱的精灵”、“尸体”来抵抗。鲁迅点破了这悲哀在于“无产者已都是自己的敌人”，最后便只剩下鼓励人们去死的一条路了。然而切不要以为这些勇士们自己会去捐躯战场，他们“发扬踔厉”、“慷慨悲歌”，不过是虚张声势，借以掩盖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这就是“精义”所在，也就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第六大段。用成吉思汗当年入侵中国的史实，说明黄震遐所引为得意的“西征”俄罗斯时的惨案，其实就是当年中国被侵占时的情况。然后鲁迅笔锋直指蒋介石一伙的卖国勾当。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要先将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驱使着去为他们打仗，并非用“友谊”来敦请的，然而蒋贼一伙却甘当这样的奴才。1931年“九一八”的沈阳事件所采取的“不抵抗”政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而从属于反动派的“民族主义文学”虽然高喊死死活活，摩拳擦掌，仿佛要去抗敌，其实是骗人的。相反，日寇入侵，倒正是实现了他们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所以鲁迅讽刺道：“倘若不明这精义，要去硬送头颅，使‘亚细亚勇士’减少，那实在是很可惜的。”
鲁迅透过那些“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勇士们所唱的“死死活活”的调子，指出其本质正在于用它来掩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城下之盟，恰如送葬行列中的哭声、军乐声一样，其目的在于用热闹掩过“死亡”，使大家“忘却”亡国之痛，投降之辱，这就算尽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
接着，鲁迅提出了一个对“民族主义文学者”“很要紧，很可怕的问题”，那就是奴才为主子效命，主子是否肯信用和优待忠勇的奴才，能否与之“同存共荣”呢？“历史告诉我们：不能的。”因此，“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不过为国民党反动派渐趋灭亡“尽些送丧的任务”。这使他们“永含着恋主的哀愁”，他们这种“沉滞猥劣和腐烂的运命”是由他们的阶级所决定的。他们对中外主子是驯服如叭儿的奴才；对反动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又是狠毒如鹰犬的流氓，他们为了要为中外反动派的主子制造顺民，诱骗炮灰，因此，他们又履行法西斯主义，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专政大造舆论，鲁迅指出：“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涛怒吼起来，刷洗山河的时候”，才能彻底清除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流氓政治”和从属于它的“流尸文学”。
三
本篇是鲁迅后期的重要文学论文。在反击“民族主义文学”的进攻中，这是一篇取得最辉煌战果的历史文献。
在这里，鲁迅熟练地操着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抓住“民族主义文学”的几篇作品，透过现象，揭露其反动本质。在分析这些反面作品时，鲁迅并不逐段批驳，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抓住要害，引申开去，在致命的地方开刀。不采用击溃战，而采用歼灭战，使敌人被一击以后，即从此丧失其生命。
本篇结构完整。第一大段高屋建瓴，从政治的高度来点出“民族主义文学”的实质；中间四段，用层递式，一环紧扣一环，直逼得敌人喘不过气来。最后一段的结尾对开头第一大段又有所照应，同样从政治的高度来预测“民族主义文学”必然溃灭的命运。
本篇的语言锋利、尖锐、泼辣、生动，读来铿锵有力，琅琅上口，有不少精辟的警句。比喻的运用，也使这篇文学论文增加了形象的魅力。如以“流尸”比喻“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品；以前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等武器比喻艺术至上主义、国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牌号的反动文艺；以落葬的行列里悲哀的哭声比喻“民族主义文学”所尽的送丧的任务。……
鲁迅对比喻的运用简直出神入化，连类不穷，有时他叠用比喻，使同一对象受到加倍的奚落和打击，如“这流氓，是殖民地上的洋大人的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在我们看来，“宠儿”这比喻已经够妙的了，但在破折号后面，鲁迅却写道：“不，宠犬”，这显然把打击的对象又降了一格。因为“宠儿”还属于人类，而“宠犬”便属于“畜类”了。人头畜鸣，看来“宠犬”比“宠儿”更穷形尽相地勾画出这些文坛流氓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