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在城里读书常受人歧视。记得读高一那年有一次到食堂打饭，食堂人很多，当时也没有排队的习惯，好不容易挤到售饭窗口，书包没处放，就只好顶在头上。在我后面一个梳短发胖乎乎的城里女同学拼命推我的包，恶声恶气地说我的包挤得她不好站。我说对不起，到处是人，没地方放。她说那也不能顶在头上呀！我说：“怪种，不能放在头上放哪里呀”。她大声并夸张地学着我的口音说：“你才怪种呢，你个子这么小刚好可以放在脚下垫脚呀！”周围几个城里同学笑了起来，并轰地向前挤了一下，把我的包挤向了她的脸部。她恼羞成怒，一下把我的包摔在地上并踏上了她的一只湿脚（那天下雨地上很脏）。所有的眼睛刷地一下都盯向我，我的头一炸，血呼的一下冲到脑上，这个女同学的突然举动把我搞得完全不知所措。我不敢打她因为她是女人，我也不能向她讲理因为她不讲理，我也不能同她骂因为我的满口界首话换来一定是满屋城里同学的嘲笑。我只能强压着怒火，将眼泪吞进肚里。当她打完饭后在我面前一站以全胜者的姿态更加重地踩了一下我的书包时，我还呆若木鸡。
我知道我碰上了一个有点过分的城里女人，但如果我是城里人，她一定不会这样对我过分。我也知道，我是斗不过她的，因为这个女人非常有才气，举手投足之间颇为得意，班上许多男生喜爱她。我们寝室里一个爱好写诗的男同学形容她，说她身上长的哪里是脂肪，是词藻呵。但我始终无法欣赏她，后来我在几个大城市定居过，也始终无法欣赏胖乎乎的梳短发的城里女人，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偏见。
从那以后，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努力纠正我的界首发音，但无论我怎样努力，效果却不尽人意。那是高二时的一次班级文艺晚会，晚会上有一个抢凳子的游戏，游戏中凳子永远比人少一条，随着主持人的口号声落，没有抢到凳子坐的人要被淘汰出局，要罚唱歌。我从小身心不敏，没搞几个回合，自然就被罚了下来。我心想反正人人要唱，不唱被所有眼睛望着反倒不好意思。于是张嘴就来一首《雪城》主题曲：“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穿棉袄……”。可是我才开口唱几句，十几个城里同学哗地一下笑起来。原来界首话天晴了是读“天qiǎng了”，这在城里人听来可能分外好笑。那时，我也不知道他们笑什么，只能继续大喊：“天qiang了，下雪了，天qiang别忘戴草帽……”那些城里同学更是笑得不得了，也开始跟我喊起来，但他们喊的都是同一句“天晴了，下雪了”。紧跟着一片嬉笑，把本来规规矩矩的晚会搞成了口号对唱。
我相信我的城里同学没有恶意，但是伤了我的心，因为一个自卑的心是很嫩的。更伤我心的是，高二那年，我和那位胖女同学又一起分到了文科班。教语文的老师长得非常帅，文章写得好，且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令众多同学倾倒，这使一些同学很有些冲动，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作家和播音员。我当时也有当所谓作家的野心，时常写一些诗歌在班上朗读。于是招来了这位女同学对我的指教：“你这也能称得上是诗歌朗诵吗？没有一点感情色彩，不要说能打动别人，就连你们界首人也打动不了。”我便羞得无地自容。她接下来便是教我当诗人的诀窍。她对我说，要提高诗的水平，就要追求一种境界和培养一种感情。她是怎样追求境界和培养感情的呢？就是成天拿着一个厚厚的本子，记下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词语，编凑成一些句子，然后对着录音机朗诵，来体会里面的境界和感情。她一再告诫我，要把界首方言的尾子去掉，并说讲方言是没素质的体现。一个学期下来，也不晓得她要用掉几多笔记本和录音带。我是一个乡下人，自然没钱买这么多笔记本和录音机，没等这位女同学骂我，便放弃了当作家的美梦，专心投身于紧张的学习当中去了，只是兴致来时拿笔涂涂罢了。
八年后，我已是广州某报社的一名记者了，并且如愿拿到了作家协会的会员证。那个爱写诗的男同学做了行政官，混到了副处级，那胖乎乎的女同学呢，嫁给了汕头一个农民老板，发财了，满嘴一口流利的广东白话，颇为得意。拿写诗的男同学当年对她的形容做个换词练习，就是她身上长的哪里是脂肪，是人民币呀！同学们10周年聚会，他们相约来到了我这里。我没有其他的特长，执拗不过大家的盛情，只好朗读了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为了能打动别人，我尽力用最标准的发音，带着浓厚的感情把诗念完，往台下一看，他们眉飞色舞，笑谈从前，竟然忘记给我一丁点掌声。那位女同学对我高喊：“在广州谁说普通话呀，用广州话朗诵多好呀！”唉！我一阵疑惑，不是说讲方言是没素质的体现吗，难道广州话就不是方言吗？我忽然明白，我所追求的早就是别人放弃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