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德国局势的估量
1948年4月1日，政治顾问墨菲曾在代表驻德军政府发给华盛顿的《有关德国局势的报告》中表示：“自从英美占领区合并以及最近伦敦会议有关合并西方三个占领区的会谈举行以来，克里姆林宫更加关注自身在德国的地位并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苏联限制柏林对外交通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威胁将筹建西德政府看作是对四国管制委员会的破坏，迫使西方终止合并西占区的行动；目的之二，是声称西方破坏四国管制委员会，将此作为强迫美英法三国从西柏林撤走驻军的重要借口，通过干涉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脆弱的交通联系肃清西柏林这个仍在铁幕以东的“反动中心”。墨菲进一步指出：“出于这样的目的，苏联将会努力增加西方留在柏林的‘不可能性’和‘无意义性’，如通过干涉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脆弱的交通联系，采取分裂柏林城的更进一步的行动，打压东柏林的非共产主义政党等措施。同样，目前苏联的反西方宣传作用也非常重要，这种宣传运动声称西占区的难民工人、强盗和土匪将会入侵苏占区，暗示苏联将会为了保卫德国东北部的经济安全而采取强制措施，可能要适当地‘规范和控制’通过苏占区的连接柏林和西德地区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同时，苏联在最近的四国讨论中还提出了目前进入柏林的空中飞行走廊的问题。”墨菲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人也充分认识到西柏林的地位将变得脆弱，不论西方三国愿不愿意撤出柏林，柏林局势的发展都将对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墨菲表示苏联行动的第三个目的，是希望通过在德国内部的宣传攻势努力排挤西方大国，进而在“人民议会运动”及其“德国人民议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位于柏林的德国政府。FRUS，1948， Vol.2，pp.885-886.可见，美国驻德军政府已经意识到，伦敦会议的召开既是苏联代表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直接原因，也是其实现“或者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或者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并在东德地区建立亲苏政权”目的的借口。
根据国际政治学家詹姆斯·鲁滨逊、查理斯·赫尔曼和吉尔伯特·温汉的共识：危机之所以形成，除了具有对应对方来说“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有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的特点外，还必须是因为“其首要目标或基本价值受到威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630页。那么对美国而言，“或者被迫停止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或者离开西柏林”的要求，是否构成对自身首要目标和基本价值的威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考虑。自从实施对德分区占领以来，苏联在东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试图确立亲苏政治势力的统治地位。苏联将该地区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并入苏联拥有所有权的公司，而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产品则被作为战争赔偿的实物形式交付苏联。此外，苏联当局还通过建立共产党控制下的“德国经济委员会”等组织，服务于以自身方式重建东德经济的目标。W.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pp.8-9.战后初期西占区的经济异常萧条，正如1946年底英国议会的一位保守党议员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当地的经济已经被完全粉碎了。London Times，December 24， 1946.美英两国当年的官方联合调查报告也对西占区境内经济败落、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作了客观而详实的记录。W. Phillips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10.1947年5月，主管经济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从欧洲实地调查回来后声称：“现在看来，我们显然是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程度……欧洲的局势正在恶化。”他还认为欧洲崩溃除了会可怕地牵涉到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外，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直接影响，“如剩余产品市场的失去、失业、经济萧条和巨额战争债务所导致的严重的入不敷出，决不能允许这些情况发生”。他因此强调美国必须制订一个实质性的援助计划。\[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王振西主译：《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同时，美国前总统胡佛也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前往德国和奥地利考察后指出：“目前只有一种办法能复兴欧洲，这就是生产。”但他更强调：“整个欧洲经济是通过交换原料和制成品而同德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把德国恢复到对欧洲的生产力有所贡献的程度，则欧洲的生产能力便不能得到恢复。”《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之第四分册（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15—316页。
乔治·凯南也认为“在谈论欧洲经济复兴的时候不重视德国的经济复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么两者兼得要么两者皆失”。Roger G. Miller， To Save aCity： 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16.这些论断将德国经济的恢复与欧洲经济的复兴紧密联系提升了恢复德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思想并将其融入马歇尔计划之中，进而明确了“改善德国经济状况及恢复其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美国对德政策的首要目标”。《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之第四分册（1948年），第315—316页。同年7月，在讨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16国经济会议上，美国批准将德国西占区纳入该计划的实施范围。但作为接受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西占区必须实现政令统一。因此，美国政府在7月发给军政官克莱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让德国的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并使德国的经济能自给自足。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其次是政治上的考虑。驻德苏军在战后初期将一些在纳粹上台之前已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德国人，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培训的德国人派遣到柏林和整个苏占区开展活动；同时，苏军还着力建立共产党组织新领导人的培训机构，以及一系列共产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从1946年初开始，苏联通过积极支持苏占区的共产党与部分社会民主党成员合并组建统一社会党、成立准军事组织——“人民警察组织”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自身在东德的政治影响力。进入1948年后，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的发生，美国不得不重视可能因“事变”而对其他欧洲国家政局产生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不久很可能出现苏联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张的“可怕”情景，必须重新考虑在德国问题上的各种选择以及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作用。“二月事变”后，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长篇社论指出：对德国民心的争夺已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赢得民心，必须在德国重建一个拥有充分权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让它的工业能力不受阻碍地发展。否则实施西方民主的德国对当地人的吸引力就会比不上苏维埃的德国。\[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因此，以应对“二月事变”可能的负面影响为契机，建立西德政府成为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紧迫工作。
可见，合并西占区、建立统一的西德国家兼含了服务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和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双重使命，因此美国是绝对不会在该问题上让步的。马歇尔曾在2月20日伦敦会议预备会议召开当天给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电报中指出：苏联目前正按照类似于构建东欧卫星国的方针规划占领下的东德地区，该地区在政治上将被全面纳入极权主义格局，经济上正在逐步融入苏联指导下形成的东欧经济体系，因此西方除了尽快将西德的经济和政治完全与西欧接轨外没有其他可行的路径，否则西德总有一天会被纳入东欧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局面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FRUS，1948， Vol.2， pp.71-72.
对于苏联试图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要求，美国也不会答应。位于苏占区中心地域的西柏林犹如西方打入苏联阵营内部的一枚楔子，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它获取了价值较高的苏联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同时，西柏林的存在也成为美国在苏占区腹地组织反苏力量、庇护反苏分子、攻击共产主义的有效阵地。更令美国难以割舍的是，长期的反苏努力也在逐步改变柏林内部的政治倾向，且不说1946年市政选举的胜利，单就四月封锁前后当地政治势力的反应就足以令他们欢欣鼓舞。在3月18日一次“反对苏占区召开所谓人民议会”的柏林大型群众集会上，当地众多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纷纷针对东德的局势和捷克“二月事件”发表演讲攻击苏联、支持西方。社会民主党柏林地区主席弗兰兹·诺伊曼（FranzNeumann）抨击说：在苏占区的言论自由不被承认，自由人权被肆意践踏。前基督教商业联盟领导人雅各布·凯撒（JakobKaiser）则表示：如果极权主义在德国胜利，不但德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将分裂，柏林是德国和欧洲的缩影，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和欧洲。自由民主党柏林地区主席卡尔·休伯特（KarlHubert ）强调：爱好自由的人们不能向苏联妥协，柏林不能步布拉格的后尘。民选市长恩斯特·罗伊特（ErnstReuter）指出：布拉格已落入苏联的魔爪，芬兰也正受到威胁，但柏林绝不是下一个，因为柏林人自古就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W. 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86.在索科洛夫斯基退出管制委员会会议后，东西方在柏林市政机构内的对抗及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对于驻柏林苏军指挥部要求“立即停止在柏林的反苏宣传”的指令，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苏尔（OttoSuhr）博士3月23日在柏林议会表示该指令并不可行，并强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检查本党籍市政议员的演讲稿件。Max Charles， BerlinBlockade， pp.26-27.也许是受到了奥托态度的鼓励，一位名叫弗劳·莱伯（FrauLeber）的议员居然公然通过广播宣称：共产党要强加给柏林“和布拉格一样的命运”，并要求广大柏林人坚定（反苏）立场。Max Charles， BerlinBlockade， p.27.
柏林城中亲西方政治势力的态度，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和官员对柏林价值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的行动是进攻性的，是要把西方赶出西柏林；其行动还旨在迫使美国让步从而破坏后者作为“欧洲保护神”的信誉，并试图向公众说明：既然美国人维护不了西柏林的安全，那么西德、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还能信赖美国吗？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以克莱为首的驻德美军更是认为，美国在柏林的存在源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波茨坦协定》所赋予的权利，放弃这些权利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依然信奉独立、自主的政治理念，就不能让西柏林人再次陷入失去自由选举权的深渊”。克莱重申，“必须坚定地留在柏林，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不单单是为了鼓舞当地德国人的士气，是因为柏林危机是一场真正的欧洲危机，是对整个西欧的威胁，是对美国自身自由民主的挑战”。LuciusD. Clay， “Berlin，” Foreign Affairs， Vol.41， No.1， October
1962.他强调西方一旦放弃柏林将会促使当地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倒向苏联的怀抱，类似的情况将会很快扩散到整个欧洲，亲苏力量也将因此在欧陆的每一个角落得到加强。LuciusD.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 1950，p.358.此外克莱还表示：“如果我们在柏林失败，目前西欧各国经过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以民主对抗极权的信念以及彼此通过密切合作而结成的政治联盟也会随之消失，必须牢记放弃柏林就意味着在欧洲永远失去民主！”LuciusD. Clay， “Berlin，” Foreign Affairs， Vol.41， No.1， October 1962.
正是受到上述政策理念和价值观的驱使，在苏军10天交通限制期结束、柏林事态稍有平息的同时，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以及相关事宜再次被提上了美国对德政策的议事日程。但是，苏联在柏林实行交通限制与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直接相关，莫斯科决定采取行动有着清除铁幕背后的“非共产主义堡垒”的意图，而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单边行动的确给了苏联实现这一意图的口实，所以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是一道“在筹建西德政府的同时如何判断柏林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及怎样处理两者间微妙关系”的难题。
在第二阶段伦敦会议召开之前，美英法三国政府决定先由各自驻德军政府就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进行商议。4月9日，克莱、墨菲与代表政府前来西德访问的法国外交官古夫·德姆维尔（CouvedeMurville）提前就此进行会谈，后者曾明确表示同意通过提前确立制宪会议的日期来加快建立西德政府的步伐。法国政府的态度与美国基本一致，因此对美国军政府来说主要任务是协调与英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西方三国军政官非正式会谈中，英国军政官罗伯逊也坚持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在建立西德政府问题上采取更加迅速的行动。FRUS，1948， Vol.2， pp.175-176.其实早在1948年初，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ErnestBevin）在代表英国阐述的对德政策指导性原则中就明确表示：只有当德国人民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责任和新的货币改革实现后，德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得以恢复。AlanBullock， Ernest Bevin： 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514.罗伯逊的表态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政策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