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透进舅舅家客厅的木框玻璃窗时，我坐在沙发上暗自盘算：今天该怎么过？越洋飞来，假期10日，在这里仅能待半天。坐在对面的舅舅依老习惯点起烟斗，叭一声，青烟袅袅盘旋在客厅上方；烟草的独特香味，在周围徘徊。我微微一笑：“香港的？”舅舅儒雅地吐烟，没有马上回答。他是如此陶醉，令我想起马克·吐温的名言：“如果天堂里没有烟斗，我宁愿选择地狱。”舅舅把玩一会儿烟斗，才慢条斯理地回答：“制作烟斗不容易，须是地中海沿岸出产的石楠树根，树龄要百年以上。工艺极为繁复精致，全靠手艺，一个不小心就裂开，报废。所以，上好烟斗的价钱太贵。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买不到，这玩意，是托人在香港的古玩街淘来的，不错吧？”我没回答，咀嚼着奶油话梅和炒小核桃，陪伴舅舅含云吐雾。舅舅抽烟斗名气不小，他的朋友说，在山阴路上顺着烟草味道走，就能找到我们家。
“你的怀旧系列我看了，错误不少哩……山阴路解放前什么时候有法国梧桐树？”舅舅把烟斗里的烟灰敲出来时，捎带“敲打”我的作品。
我从沙发里跳起来，不服气地说：“我小时候有的是梧桐树，这我记得清楚，按此推理，新中国成立前没有说不过去吧？”
舅舅咬着烟斗，权威地说：“山阴路的梧桐树，是70年代初期栽的，之前只有白杨树！那时候有个说法：杨树招洋辣子（刺毛虫），你两岁时就被洋辣子刺过，痛得哇哇叫。”
我全身微微一震，仿佛挨了一蜇，麻痒夹着疼痛传遍全身。哎呀，刺毛虫，身体七彩斑斓，漂亮得令人眩目，可不能碰。
“……哇！”岁月深处浮起我肆无忌惮的哭声，山阴路树枝繁茂，记不清是白杨树还是梧桐树。我举着红肿的手指，那痛痒怪异地刺向骨头，看一下不远处还在扭动的刺毛虫，哭得更加带劲。大人警告过，我却忍不住要触一下那柔软的小东西。未过门的舅妈手忙脚乱地扑打刺毛虫，说要拿它捣烂当药给我敷伤口。一阵烟草香飘来，年轻的舅舅冲到树下，一把抱起我：“囡囡呜哇啦（痛啦）？阿拉去虹口公园划船，买紫雪糕。”……今日午后，舅舅领我出门。抽烟斗的绅士是明白人，他要陪我到“童年”走一趟。
山阴路，当年叫施高塔路。70年代种下的梧桐树，现在都已巨可参天。
我拿起照相机—和四达路交界处，两边一式漂亮的英式别墅，中间夹着一所聋哑学校。
那时我还没上学，常常尾随着隔壁调皮的男孩子冲着聋哑学校方向喊：“呜子（哑巴），聋旁（聋子）。”当然没人回应。那年代学生学的是“阶级斗争”，压根儿不懂得尊重残障人，这恶作剧也没人干预。有一次，我模仿男孩子的腔调，高喊：“呜子，聋旁！”不料正在花园里玩耍的几个少年，怒不可遏地冲出来，吓得我转头就跑。初春的山阴路上，树枝被绳子捆绑好，一棵棵在我眼前掠过，我身后，他们用变音的嗓子吼：“捉牢伊！”舅舅背着手站在路边大同食品店前，身穿“工人阶级”的劳动布外套，头戴安全帽，手里却托个“资产阶级”的烟斗与熟人聊天，神态怡然自得。我逃到他身后，少年们恨恨地停下脚步，只得转身离去。后来才知道，我大喊的地方，是海军司令部的别墅，它与聋哑学校仅一门之隔。那几个无端受我侮辱的少年，不是军人子弟就是警卫员。不过，这一败绩并不影响我的威信，后来，我命令男孩子们翻墙进“海司”院子内偷桑叶和蔷薇花，他们无不乖乖服从。
沿山阴路往前，那是三中心幼儿园，几十年来都是市重点学前教育机构。当年学校小分队组织三球操，我被选上。我本来要去学芭蕾，妈妈紧张地制止我，说：“跳芭蕾太辛苦，跳得女孩子一个个精刮瘦。”我只好改学并不喜欢的艺术体操。成绩倒是不错，但比我的“成就”更有名的是懵懂。有一回，我稀里糊涂地被送去市里，参加一个大型表演，表演完了，下台时不往后台走，却径直走到观众席去。观众轰然笑开，我更加慌乱，在过道上狂奔一气，绕了一大圈才找到后台。带队的幼儿园老师一直在找我，看到我就骂，骂不解气，就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哭。我晓得闯了大祸，抽抽搭搭地哭，师生两人比赛谁哭得痛快。教育局领导在旁黑着脸说：“王洪文副主席在场！”好在又来了消息：大老粗王洪文被我的懵懂样逗笑了，只顾乐，并没有批评谁。如今，王洪文早成一抔黄土，憨憨的女孩也到了忧患中年。
大陆新村到了，舅舅指点着房屋说，斜对面兴业坊是兴业银行高级职员住宅区，这里属于大陆银行的。大陆新村后来名扬天下，却因为里面曾有个鲁迅先生。革命胜利后，鲁迅被政治扭曲过，然后又遭各方各派再度扭曲。到如今，网络上围绕他而打的口水仗方兴未艾。据说是鲁迅唯一知己的瞿秋白，就住在斜对面的东照里12号。瞿秋白的寓所现在住着别人。从外观上看，它似乎装修过。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戏剧学院公演话剧《秋白之恋》，我在剧中扮演著名女作家丁玲。读剧本时才知道，我的邻居中有个大人物叫瞿秋白。我找来他的《多余的话》，一遍遍地读，觉得他的文字比许多名家更耐嚼。然而，如今世风转向，山阴路的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山阴路名人”并非他，也不是曾在那里居住的郭沫若和茅盾，而是住在一百多号的上海火柴大王的宠妾。
“长得不怎么样，就是皮肤白。老板为啥喜欢她？她会侍候男人！”老人们这么评述她，“不知道她的出身是戏班还是堂子，名字叫×××老六。”从这沾满风尘的名字看，十有八九是堂子出来的。“老板拨（给）伊的铜钿交关（很多）！”老人们神秘地说，“三年困难时期，人人吃不饱，唯独她不但吃得珠圆玉润，还请得起琴师来操琴，她拈起兰花指唱《天女散花》，那阵子，天井内外一天到晚是她娇滴滴的嗓音。”处于极度饥饿中的人听京剧，分外委婉凄美，听着听着，清涎水变为人间沧桑的百般滋味，格外入心。舅舅又一次点起烟斗，眯起眼睛，缓缓诉说。
吉祥路交界口，我把照相机对准“施高塔路”上长满爬山虎的墙头，还有仍旧结实的木质窗棂。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迎面而来，好奇地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问我：“外头来的？”我笑答：“我从小住在这里，1994年才走的。”她皱眉：“妹妹呀，侬走的辰光怎么不拍照？那时候山阴路还有看头，现在……侬看。”一副不胜今昔的模样。我瞟瞟四周，几个挑担的外地小贩匆匆走过，四周竖着几个俗艳招牌，叫卖吆喝声四起。她说：“侬晓得伐？此地已经是高级贫民窟！前两年房价不巨（贵），外地人都来租房子做生意，从此山阴路变得乌七八糟。要不是市政府下令保护这里的老建筑，说不定都被外地人拆光了，侬为啥这种辰光来拍照？”我呆立在街旁，问舅舅，1949年的某些夜晚，山阴路曾送走一批惊慌逃离的人们，他们可曾为它拍下照片？
舅舅没有回答我，烟斗一明一灭，青色烟雾腾升缭绕在树上，原来，他对着吉祥路的一幢红砖别墅沉吟。绿色的半圆形窗台，玻璃窗内，似乎有天鹅般柔美的身影在翩翩起舞。这里，曾有过山阴路一道美妙的风景。“文革”硝烟四处弥漫，血雾重重。上海芭蕾舞团的《白毛女》成为最时髦的文化符号，被誉为“最美丽的白毛女”的圆圆就住在这里。她慵懒而优雅地徜徉在山阴路和吉祥路交界，牵引着所有行人的视线。没人敢对她有非分之想，怕亵渎纯洁无瑕的白天鹅。就在山阴路的不少人被批斗抄家甚至游街，剪阴阳头的时候，她突然离开，胸前的婚嫁大红花耀人眼目，它生生地撕裂了山阴路居民对她的倾慕。娶她的那个男人，最近出现在美国各大中文媒体，被称作“民主人士”，那时的上海滩，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总司令。后来，她又回到吉祥路，带来一个胖乎乎的女儿。人们看见她身上毛衣只扣一颗纽扣，头发蓬乱，一路走一路大口大口吃零食，身后丢下满地瓜子壳。改革开放后，听说她去了香港。那个年代，往香港跑，是上海人的莫大荣耀，她从此再无音信。我望着舅舅，心底轻叹一声。
和我童年息息相关的，就是吉祥路口的三中心小学。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堂皇的青砖大楼经过扩建，粉刷一新，装上落地玻璃窗，旁边的老楼却不见了。
舅舅明白，我在怀念教绘画的桂森林老师。80年代初，在老教学楼的画室里，帷幔低垂，橘色灯光柔软地呵护着我的童年，这位刚满20岁的画家，为我画下素描和油画肖像。在画板上，他的炭笔潇洒地画过白纸，就此，我的童年被定格在另一个天地。他为我写生时，我双手托着腮帮，出神地看他埋首在画纸上，急切地等待他抬头望我，紧张兮兮地笑，为他的夸奖而手足无措。在师生眼神交流的瞬间，我捕捉到艺术世界的神秘信息。
烟斗渐渐熄灭，舅舅还在慢条斯理地抽。
临走，舅舅拿出一本画册递给我，封面是《桂森林美术作品选》。“在行知艺术学校找到的，才出版不久。早就想交给你了，你每次回来都那么匆匆忙忙。”舅舅说。
我挥别抽烟斗的舅舅，上了出租车。开出老远，回头看舅舅，人影模糊了，烟斗上通红的一点仍旧触目。
车在山阴路上行驶，车窗外闪过的梧桐树，如此大气而洁净，我找不到刺毛虫，却留恋它带给我的痛和痒，在回味中这一伤害变得余韵缭绕。
风进车窗，手中的画册被吹开，画页上，一个女孩托腮凝视，几分懵懂几分娇憨，瞪着无邪的眼睛，像煞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画下有注：曾宁，197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