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在上海该是黄梅季节，潮腻腻的雨连绵如少妇无尽的春愁，弄堂里墙脚，苔藓欢快地滋长。从弄堂口走出的女孩，在青墨色苔藓和暗红色石库门的映衬下，一张张白嫩的脸以蒙蒙雨幕为背景，既像苔藓一般生气勃勃，又因为沾了雨水，湿漉漉的，美丽得有点迷糊。都不是有钱人家，每天早餐一碗开水泡饭，就几筷子咸菜毛豆，居然滋养出如此鲜美水灵的一群。那年代，上海的平民日子比较困窘，女孩子们多半无师自通地明了，她们要表现出来的资质，是贫而不寒，高而不傲。不过，她们都还小，及至长大成人，戴着围裙，烫着鬈发的弄堂女人都现实起来，怪不得有关上海女人的传说，都和“势力”“抠门”“算计”等贬义词连在一起。
也许是成年后才来美国的缘故，总感觉美国不如上海人传闻的那般年轻。尽管5月的加州，无处不开花，硅谷的花比上海多，家家户户门口姹紫嫣红，空气中浮动着各种花香，透过明亮的阳光，可看到花粉夹着浮尘飞扬。阳光下摘一片迎春花，想掐出点汁液，却骤然发觉，到4月末梢已花开荼蘼，到5月已有点阑珊。然而，美国人家的满院蓬勃远比昔年的上海人奢侈，花事的衰落也轰轰烈烈。当然还有令我诧异的是加州的树并不美丽，尽管不用浇水也能长成参天的气势。我记不得那些树的名字，只常常看到它的树皮翻卷，裸露出清冷的树干，风吹来，一两片分不清颜色的叶子噼啪落下，干脆得有些鲁莽。有时我和孩子在树荫下捉迷藏，外头阳光灿烂，荫里竟是刺骨的冷。
5月初，儿子所在学校的学区开始统考，各个家长为自己孩子做极紧张的准备。在这个集着高学历高收入同胞的社区，大人们不但操心事业、家务，还极其在乎孩子的学习。唯独我，我茫然地张大嘴，面对一大批待洗的锅碗瓢盆，还有为孩子买的参考书。那个时候，我的脸相一定丑陋不堪。
“她不怎么管孩子，也没照料好丈夫……”我从女人们的怪异眼光里读到这样的潜台词，风送来好事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她丈夫的艺术成就比她的文学成就大得多，她究竟要怎样的生活？”我默然。我深知我的“另类”。看见威风八面的她们，我总是无言，在心底深处又想大笑。俗话说：“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其实，不到死期，你永远不知道谁“笑在最后”。这么想着，再看看硅谷的天空，蓝得寒气逼人，像巨大的蓝冰悬挂在头顶。太阳宛如一块冰箱里的干酪涂抹在天空。我很冷，冷得不想拥抱任何人。
夜晚，送儿子去就寝。替儿子盖被子时，窗外的广玉兰，树影与月影一起潜入窗台，我问儿子：“长大想做什么？”“艺术家。”儿子迷迷糊糊，“和爸爸一样。”
我紧紧抱住儿子，我没有告诉他，艺术家须活跃在喧闹的现代大都市。艺术家要住在这样的地方：四季分明，空气潮润，家居周遭栽着汁液饱满的活色生香。艺术家的灵感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来滋养，普通大众的责难也是其一……要是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我就会失去我的儿子。
唉，5月，思绪纷乱的季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