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木头，父亲一屁股歪坐在槐树的阴影里。我打开塑料袋，父亲看到了母亲买的猪肘子，嘟囔说买这个干啥。说完，就伸出粗大而又结满黑色汗垢的手，抓了猪肉往嘴里塞。我在旁边看着，父亲说你也吃。我说爹不是不知道我不吃肉的。父亲嗯了一声，专心吃起来了。开饭的时候，父亲拿了老大的饭盆，打了一大盆子面条。父亲知道我喜欢吃带糖的，在盛油条的大柳条筐里，翻检了一会儿，拿来一摞油条。我们父子两个坐在中午的山冈上，就着阴凉，你一口我一口吃面条，喝汤，吃油条。吃完之后，父亲叫我回去，说他到一边的帐篷铺上躺了一会儿就去扛木头了。
我哪儿都不疼
从戏院出来，天黑得让我们看不到自己。走了一会儿，黑夜中才有了一些亮光。上了往家走的斜坡，母亲在前面嘟囔说我，我性子急，不喜欢批评。尤其是母亲，她的唠叨让我在幼年时常头疼。至于母亲唠叨了一些什么，我倒是忘了，只记得当时我顶撞了她，毫不客气地，我喊叫和反抗的声音在黑夜的村庄显得突兀，那边路上回家的人都听见了。
我们一边看着黑暗中的路，一边唠叨和顶撞。父亲在后面一声不吭，弟弟被母亲牵着，不时绊倒，又被母亲使劲拉起。快到家的时候，父亲冲上来要我少说几句。我偏不听，继续大声顶撞母亲。母亲一边说，一边拿着拿出钥匙，走进挂着灰色门帘的家。父亲急了，抬脚踢来。我只看见他身子斜了一下，右脚像个石头一样飞起。我还没有反映过来，裆部刺疼了一下，接着是缓缓的肿胀的细疼。而我却大声哎呀，那声音尖利得有些尖锐。
我哭了，在院子里，双手捂着私处，慢慢蹲下来。哭声在空廓得院子里响起，母亲听到了，把弟弟放下，跑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爹他踢俺这儿。娘掉转脸庞，冲父亲吼道：没地方踢了你踢哪儿？坏事了咋办？父亲诺诺地辩解说他不是故意的。母亲又骂他说你没长眼呀！然后拉起我，问我疼得厉害不？我说肯定厉害呀，一边加重了哎呀的音量，一边尽量扭曲着脸庞。
事实上，父亲的脚没有那么重。如果重了，我现在就不会有儿子了。他想踢我的屁股，恰好我身子无意中转了一下，不偏不倚，正中我的裆部。父亲的老实和木讷村人皆知，家里家外基本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在家中的角色就是干活和挣钱。在母亲面前，父亲像个老鼠，缩头缩尾，不敢大口喘气。有时候母亲骂得厉害，他就扛了家具，饭也不吃下地去了。晚上回来，如果母亲继续骂，父亲就到奶奶家去噌饭，一直到很晚才回来。
我叫疼，是要母亲妥协，或者给自己一个台阶。父亲帮了我的忙，而母亲又骂了父亲。母亲把我叫回家的时候，我心里暗暗高兴。父亲在门槛上坐下来，掏出一支9分钱的红满天香烟，点着，吧嗒吧嗒地抽起来。我趴在炕上，看着父亲坐倒的背影，时间长了，心里就隐隐地有些懊悔。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没叫父亲睡觉，就先钻到被窝，捂住了脑袋。
半夜了。秋风在院落和房顶上马蹄一样奔跑，碎了的草芥和折断的枯枝划着霜冻的地面，打在墙壁、树干和猪圈的石头上，它们碰撞的声音在夜里显得恐怖而又刺耳。起来撒尿的时候，拉开灯，却看见父亲仍旧坐在桌子一边的椅子上，低垂着头，鼾水屋檐的雨串一样悬挂在嘴巴和胸脯之间。我光着身子走过去，叫爹。叫了三声，父亲才嗯了一下，睁开眼睛，用袖口擦了一下鼾水。问我还疼不？我一下子羞红了脸，看着胡子拉茬的父亲，怔怔站在地上，不知说什么好。
父亲的脸满是倦意，红色的皮肤白了许多。父亲说你睡吧，一会儿天就亮了。我说爹你上来睡吧，这儿多冷。爹说没事。母亲也醒来，看见我们父子说：叫他睡他不睡。这么大的人了，还闹什么脾气？
父亲没有脱衣服，挨着我睡下来，背对墙壁。我把被子拉出来一半，盖在父亲身上。父亲说没事，我没有吭声。天光放亮已经好久了，我才醒来，父亲早就不见了。我问正在做早饭的母亲父亲去哪儿了？母亲说去上塘地割谷子秸秆了。我到右边存在家具的小屋里照了一把镰刀，背了父亲专门为我做的木头架子，去上塘地。我到的时候，父亲早就把一亩多的谷子秸秆割完了，正在一堆一堆地捆。我走过去，帮父亲捆。父亲又问我还疼不疼，我嗫嘘了一下说早就不疼了。装架子的时候，父亲先把我的装好，从后面把我和一堆谷子秸秆扶起来。让我先走，转身的时候，我看看父亲的脸大声说，爹，其实我哪儿都不疼。父亲怔了一下，脸色有些难看。不一会儿，就又回复了平静，催促我说快点走吧，背着多沉呀。我没有吭声，转过脸，迈开步子，往家的方向走。
往事的深度
讲故事的那个人不在了，厚厚的黄土掩埋了他，还有另外一个人——距今已经7年了，因为埋在庄稼地里，他们的坟头上几乎没有荒草，风中的尘土和花粉吹来吹去，有那么多的庄稼、总也铲除不尽的茅草，以及天空中飞行的鸟雀、蝴蝶和蜻蜓，想来他们也不怎么寂寞——但有点浪费，自从他们埋在这里之后，这块地就换给了我们，地板薄，一镢头下去，就是石头了，又比实际面积小了好多。
我所说的浪费，对地下的爷爷奶奶而言，是个标准的不敬和忤逆。但事实如此，对于死者，对后人最好的爱绝对不是将自己安放在某个地方，年年时时享用他们的悼念——最好的方式就是消失，一丝不剩，油灯一样，灰烬一样，风吹即灭。而一个地域和人群的风俗是强大的，根深蒂固，久撼不动。几乎没有人可以逆转——距离不远的武安市城乡早就实行了火葬制度，但总有一些老人不愿意尸骨成灰——害得后辈趁夜将他们的尸骨拉到很深的山里，或者偷偷拉到我们沙河的地界上，挖坑埋葬。
但沙河没有人愿意接受，发现之后，便通知给逝者家属，“勒令”其尽快将先人尸骨掘走，不然，有愣头愣脑的，非给挖出来暴尸荒野不可。对此，我感到庆幸，爷爷奶奶死后，安然、幽闲甚至阔绰地躺在自己的麦地里（在我看来，比壁垒森严、貌似高贵的公墓还好）——省得来回搬迁，遭受惊扰，又使父母省心不少。帕斯卡尔说：“我们永远都不能用同一种方式来判断同样的事物。”我忽然明白：人矛盾最深的根源在于功利，利我排他，自己与自己的战争，又何尝不是同类与同类之间的战争呢？
对于爷爷奶奶（即使火葬，灰飞烟灭），我是怀念的，只要我还在，就会怀念不止，父亲和母亲也是的——两个人，毕竟存在过，毕竟在一个屋檐下磕磕碰碰，你来我往——记忆来源于生命、精神和肉体的经验。其实。对于逝者本身而言，遗忘的担忧是多余的。爷爷是一个粗通文墨的农民，直到我13岁时，他还能将毛主席语录和列宁文集的部分章节倒背如流。他还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我12岁之前，几乎每个晚上，都躺在他的左边，让他讲故事，虽然都是一些神鬼妖怪和僵尸之类的，但也让我听得津津有味，紧张处，连大气不敢出一口，身体发抖，抓住爷爷的被角或者手指心里才有了一点胆量。
应当说，那些故事是我在乡村，尤其幼年时代的精神盛宴——那时候的乡村异常枯燥，除了偶尔来个说书的、看电影和装模作样看戏，就是连绵无际的农活和功课了，当然，同伴之间的打闹、火拼和相互拆台也是少不了的。记得爷爷给我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木匠，趁夜赶路，路过一片杨树林时，遇到一个全身缟素的女子。遂同行，住店时，店主送给他一个小盒子，说睡觉时一定把它放在枕边。木匠懵懂，但依言而行。半夜，狂风四起，飞沙走石，声破屋瓦。一条巨蛇破窗而入，血盆大口正要吞噬木匠的时候，他枕边小盒子突然打开，一道亮光之后，一个金色的精灵突然跃起，直扑巨蛇头脑，不消一刻钟，巨蛇立毙。
这个故事，伙同一个叫做《王恩沈衣》（就是《忘恩负义》的谐音和故事原版）的故事，一直跟随着我。中学时候，我还将后一个写成了故事，博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夸奖。从那时开始，老觉得故事中的那个小盒子特别神秘，一次次追问爷爷：那道亮光到底是什么？爷爷说，里面装了一只特殊的蜈蚣——蛇妖或者蛇的克星。对此，我有些茫然，也有些兴奋，不由得对蜈蚣产生了敬意。而不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蛇是人类的一种性暗示或者象征，有时候奇怪地想：那蜈蚣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扮演了隔断牛郎织女的王母娘娘、上帝或者禁欲主义者的角色，还是另有其他隐喻？
有一次看《巴黎圣母院》，夸西莫多静静地躺在已经死去多时的爱丝米拉娜身边，隐隐觉得，这也是有意味的——除了雨果的，还应当有另外一种，譬如身体在爱情之中的某种必然性，以及生作夫妻，死同穴的某种价值观念——而当时，我是不理解的：故事仅仅是故事，由此及彼的联想往往和日常生活乃至黑夜中的某些事物和动静结合起来，而没有上升到更为广阔的层面和哲理的高度。
爷爷40岁时双目失明——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的爷爷，一个大男人，几乎在一瞬间丧失了光明，内心的苦疼是显而易见的——但可以肯定：他绝对没有想到海伦·凯勒，更不会因此而奋发，作出一些什么伟大的事情来，贡献给整个家庭或人类，而是默默承受，用黑暗的眼睛穿梭在时光之中，也用拐杖的敲敲打打日复一日地重复着乡村的岁月。慢慢地，爷爷竟然学会了做饭——奶奶颠着小脚下地，约摸时间差不多了，爷爷就抱了柴禾、点火、洗锅、淘米、做饭（只是不会蒸馒头、烙饼之类的高难度活计）。当然，眼盲会带来诸多不便，但是，爷爷的盲多次给我带来机会：可以无视他的存在，偷吃奶奶家的糖和饼干，还有其他一些好吃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欺负——不道德的行为，公然的偷窃在一个盲者面前发生，至今我觉得羞愧，也始终是个污点。更为不好的是：直到爷爷奶奶的死，我都没有对他们说实话。那时候，只要奶奶不在，我进出他们家简直如无人之境，随意妄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米塞斯说：“理智的行为和非理智的行为区别在于：前者只牺牲暂时利益，但是这个暂时利益是表面上的牺牲，因为这些牺牲可以通过后来的成功得到补偿。”把这句话拿来的意思是：尽管爷爷奶奶在那个时候损失了一些东西，直到离开人世都没有知晓，但他们不仅在生前已经得到补偿，而且还在死后，让我觉得了歉疚甚至悔罪。
这就是代价了，或者说，这些就是罪过留给个体生命的负担。于今看来，爷爷眼盲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了，对我而言，是这样的，但对于他本人而言，中年的残疾带来的“福利”可能仅仅是少了出入田地的风吹日晒和干渴劳累。对此，我想爷爷一定这样想过，但对谁也没有说出——他去世的时候，是1990年冬天的一个正午，整个上午，他还和奶奶，还有我和表弟，在一起用笨重的铡刀切玉米秸秆——午休时，我回到了自己家，奶奶去了姑妈家——大约两个小时，再返身回来，他就没有气息。
令我觉得残酷的是：爷爷的死太多仓促了，无意识，无征兆，不合常理，难以叫我（当然，父亲和姑妈比我更为难过）接受。但我没哭，看着他安静地躺在那里，面庞依旧红润，三天不失色，我没有感到特别的悲伤，从始至终一滴眼泪都没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绝对不是对爷爷没有感情。这个问题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唯一合适的解释是：那时候还小，对死亡有着一种本能的疏远和无意识的隔膜，尽管逝者是自己的亲人。
奶奶是个小脚女人——关于她的小脚，我仅仅见过一次，她的脚就像长不大的玉米穗子，又像是一个短粗的木楔子，上面的白色老茧一层一层，再加上一层一层的白色裹脚布——奶奶解的时候，我躲开了，忽然想起毛泽东批八股文那句话：“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但奶奶的身体很结实，在她那辈妇女当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地里活计差不多都能干。但奶奶有一个同村其他妇女没有的优点：很会使用人，绝对做到人尽其才。典型的例子是：我和同岁的表弟长到10岁，奶奶就抓住了这个天然资源，每个周末和假期，都把我们安放在他们家里，做我们最爱吃的，盖家里最好的被褥，我们只需要做的是：不停地为她做农活，上山打柴，挑粪、切干草和挑水沤粪。
如果牵强一些说：奶奶在无意识中掌握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法则：“互助是我们道德观念的真正基础”。这看起来是一个普遍的方式，尽管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但它已经是哲学生活化的典型案例了。但就我个人而言，小时候，奶奶给我的印象不好，甚至糟糕。大概有两点：一是她和爷爷十分偏向表弟和姑妈一家，我不能为她做农活之前，见到我脸就扭到一边，看一眼都觉得让我沾了便宜。即使我能为她干活了，虽然不怎么明着袒护表弟，但背地里一直给表弟更好的东西；二是对爷爷有些悖逆，这里面的内容包括很多，至今，似乎只有她和我们村的某些人知道了，相信再过10年，除了我和我的父母兄弟外，就再也不会有人记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