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同上)
如果要挑贾谊同学写文章的毛病，他讲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其中“一”、“二”、“六”应该是数量，不是序数。实际上“可为痛哭者一”，说的是第一件事，也是一件事，就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可为流涕者二”，也是序数，说的是第二件事，而不是两件事，第二件事是帝国的外部压力，匈奴的骚扰；至于“可为长太息者六”，他自己点明的，只有“三件事”，如果按曾国藩做的文章结构分析，可为“长太息者”实指五件事，在我看来，则有四层意思。
一是风俗奢靡，民用匮乏；二是道德不彰，教化不兴；三是教育太子，勿蹈秦辙；四是刑罚太重，挫辱大臣。核心的东西，还是要摒弃法家的刑罚思想，同时清除黄老的精神污染，推进儒家的仁义道德。看似陈词滥调，其实在当时确是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事。从叔孙通制订礼仪，到贾谊提倡教化，再到董仲舒独尊儒术，贾谊在这个过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儒家这一套，到今天结构、体系、内容等已经非常复杂了，各个时代都对儒家的体系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补充和发挥，也塞进了不少私货，儒家的原教旨是什么，现在还有争论，经典在焉，解释经典成了理不清的文字官司。于丹对《论语》有心得，马上有人叫停，说她讲得不对，问题是谁又能讲得对呢？但是，不管怎么说，儒家的这一套，确实对专制独裁有帮助，适合做大一统的意识形态。这个话题暂且按下不提，待读到武帝时再慢慢道来。
儒家的思想里，有一些人文关怀的东西。孔子讲“士可杀而不可辱”，贾谊讲“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
“刑不上大夫”的说法，我们过去都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个不公平，是阶级压迫。所以，要求刑亦上大夫。其实，后世需要努力的，不是把施之于庶民的刑罚“公平”到大夫阶级那里，而是把刑不上大夫推广到刑不上庶民。
反对酷刑，让罪犯文明死，甚至消除死刑，这都是现代的文明观念。伊拉克特别法庭对萨达姆实施绞刑，录像泄漏后，遭到批评，就是这种观念渐成普世价值。
过去，我们处置刑事犯罪，要开公审大会，死刑犯要插亡命牌，上书“现行反革命×××”或“杀人犯×××”，名字都要打个红×，至于小偷小摸、男女关系，搞不好也要挂牌游街，当时，没有人觉得这样不合适。我当时读小学，记得每次开公审大会，全校学生都要集中参加，站在公审大会台上的罪犯们，会成为小县城里一个时期的公众话题，城里弥漫着一种狂欢的气氛。
贾谊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文帝的回应，后来，再处理舅舅薄昭时，文帝没有直接把他下大狱，而是劝其自杀。“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舅舅为什么要杀汉使者？不知道。
杀个使者就非要把国舅爷办了？不理解。
前面的淮南王刘长，杀了皇帝派去的高级干部，两千石以上的，皇帝都没有要杀他，起码表面上还是要留条命的，难道弟弟就比舅舅值钱这么多吗？
文帝先是派大臣说服舅舅薄昭自杀，没有成果，于是派人穿上丧服到舅舅家里哭丧，薄舅一看丧事已经开始举行，只好配合剧情，自杀了。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钢铁般的意志一旦确定，并不一定派武装宪兵和刀斧手，赐你个空饭盒，赐你一只烧鹅，你或许还需要意会一下，赐你三尺白绫，或者赐你一瓶苏丹红，你连脑子都不用过。文帝派几个人披麻戴孝到府上这么哭，哈哈，这一招则绝对超前！舅爷您老赶紧磕头谢恩吧。
再后来，有缇萦救父，减除肉刑，可以看出，国家和社会向着文明的方向开始前进。只是这种进步，不能持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