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母和一个姐妹都很健康。他非常聪明，能够正确地读写。他在清醒和睡眠状态对暗示十分敏感。我对他说：“当M讲述他是怎样被打和被抢时，你在场吗？”他立刻回答：“是的，先生。”“他什么时候说的？”“今天早上七点半。”“好的，你不用像一只鹦鹉一样重复这些，因为你只是听到了这些话。但你是从那位绅士的口中听到这些的吗？”“是的，先生，今天早上七点半。”“你敢确定？”“确定。”最后，在另外一张床上，有一个9岁的小孩子，叫G，他患了胸膜炎，正处于恢复期。他的身体很好，没有神经性遗传疾病。他的父母、两位姐姐和一个兄弟都非常健康强壮。这个孩子也对暗示非常敏感，尽管敏感程度比其他人低一些。我问他：“你也听到这些话了吗？”他犹豫地说：“我记地不太清楚了。”我坚持说：“好好想一想。”我说：“他今天早上在你面前说了这件事。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如果你知道的话，就讲出来。”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是的，我听到了。”“什么时候？”“今天早上7点半。”“你听到了什么？”“一位绅士打了他然后抢走了他的钱。”“你确定听到他这么说吗？一刻钟前你还不记不起来。如果不确定的话，你一定不能说出来。你只是听到了这件事，但是你不是在今天早上听到吧？”“不，先生，我非常确定我听到了。” 第二天S离开了医院。在他离开前我请他来我的办公室，对他说：“好的，我的朋友，告诉我真相。昨天，你控诉施密特用藤条打了你，还拿走了你的钱。承认你是在开玩笑吧，事实并非如此。你只是装作相信我告诉你的话，你认为这样做能让我开心。现在只有我们俩，告诉我根本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他回答说：“我向你发誓这是真的。我走在学院里。他走近我，用藤条打了我几次，从我的口袋里拿走了钱。我只有10苏（法国旧铜币），但是现在没有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位医生要抢走一个可怜男孩的几个苏？这不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把钱拿走了。”以下是另一个类似的病例：V？路易斯是一个37岁的男人，从1872年起，他就患上了结核。肺叶顶点已经实变。这个疾病已经进入亚急性期。没有确切的神经病理病史。临床检查只发现了肺结核，没有其他病症。
他曾经住院几星期，有一天我荣幸地受到了来自苏黎世的福瑞尔教授的拜访，他是一位出色的精神病学研究者，他迫切希望能够加入我的诊室，以便于研究催眠的问题，我在几个新被试身上做了实验。我用V做了实验，我发现他是一位良好的梦游症者，在清醒和睡眠状态对暗示都很敏感。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4月3日，我的同事维克托？帕里索先生和我一起做研究，在没有进行催眠的情况下我对V说：“你认识这位绅士吗？”“不，不认识。”“你昨天出去了吗？”“是的，先生。”“好的，想一想，你认识这位绅士。在擦肩而过时，你靠他太近了，所以你的手肘打到了他，他用藤条打了你。你记地非常清楚。”片刻之后，他说：“哦，是的，是在简？拉穆尔街上，我正在往家走。M用藤条打了我，我伤地很严重。”“你非常确定吗？是我让你这么说的。”“我确定，就是这位绅士。”“这是一个暗示。是我让你这样想象的。”“不，先生，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腿上的疼痛，现在我还感觉疼。”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对面的是病人T？尼古拉斯，34岁，是泥水匠，他因为二尖瓣闭锁不全已经住院两年了。他没有神经疾病，对清醒和睡眠状态的暗示非常敏感。我立刻问他问题。“V在昨天晚上告诉了你这件事，是不是？”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的，先生，昨天晚上当他进来时，他对我说：‘我被一位绅士在简？拉穆尔街上用藤条打了。’”“那位绅士是谁？”“他没有说，我没有认出来。”我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好的，我的朋友，你不用讲你不确定的事。不要因为服从就讲出来。他没有被藤条打，这只是我给他的一个暗示。”“可是，他昨天晚上告诉了我这件事。”“什么时候？”“四点半，那时他带给我一个复活节彩蛋。”他向我展示了他放在抽屉里的一个复活节彩蛋。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巧合。T产生的回溯性幻觉在他脑中与一个真实的事实联系了起来。他的陈述因为这个无法辩驳的事实而得到加强；因为彩蛋就在这里！在法庭上这将为他的证词增加多少分量！另一个事实。
去年十一月，当我在假期后恢复工作时，我经过了一个肥胖的女仆约瑟芬？T的身边，她22岁，非常愚蠢。她患有关节风湿病，没有任何神经疾病。她的床挨着G女士，G是一位洗衣女，44岁，患有运动共济失调，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有高度暗示敏感性。提到以前的病例时，我的学生对我说：“这个女孩像她的邻床一样是个良好的梦游症者。”然后，在没有催眠她的情况下，我直截了当地对她说：“你和你的邻床昨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事？她把拐杖扔到了你的头上，打到了你的鼻子。你记得非常清楚。”她起初看起来有点惊讶。我重复了我的话。她片刻后说：“啊，是的，先生，那是在早餐后，我们聊了一会儿。她突然生气了，把拐杖扔向我。她把我伤地很严重，我的鼻子现在还有伤痕。”我说：“好了，笨蛋，这只是你的想象，我刚才编造出了这个故事。”“不，我不是想象，我不蠢。她把拐杖扔到了我的头上。我告诉她我会把这件事告诉伯恩海姆先生。”“你只是在幻想。”她变得很愤怒。“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不糊涂。所有的病人都看到了，他们都会说同样的话。”她把她周围的病人一一叫来做目击证人。房间内爆发出一阵笑声。她的邻床G因为笑地太厉害抽搐了。约瑟芬？T很愤怒，向她做鬼脸，打了她一拳。这种场景持续了20分钟。最后，我对G说：“你在笑什么？”她笑着指着她的邻床。我说：“可是，这难道没有可能是真的吗？你可能把它忘了。
想一想。”她的面孔立刻变得严肃起来。“是的，这是真的。为什么她一直来烦我？我承认我很生气，有片刻我不能够控制自己。我把拐杖扔到了她的头上。”“可是你也说了粗话。”“上帝啊，我忘了。我请求你的原谅，你不要怨恨我。你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伯恩海姆先生吗？”我对她说：“你确定吗？这些都不是真的。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暗示。”“不，先生，这是真的。”她坚持自己的看法，相信这是事实，在我离开她床边时，她变得躁动起来，对我说：“她生气了，我害怕她会报复我，会打我。”我说：“不要害怕，我会让她入睡，消除所有与这件事有关的记忆。”我这样做了，G女士消除了疑虑。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事例，但是我会以下述事实结束，这个病例是我在4月8日观察到的。查尔斯？R是一个意大利的石匠，20岁，因患有肺结核而住院。他是一个淋巴质的人，没有神经病史，但是对暗示很敏感。我对他说：“当两个喝醉的护士打架时你在院子里吗？一条腿受伤了，不得不手术；另一个鼻子出血了。”他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不在那里。”我说：“你今天早上告诉了我这件事。你昨天三点时在院子里。”我重复了这个故事，强调了细节。两分钟内，幻觉记忆在他脑中逐渐被意识到了。他看见了它。“两个护士在手术室里，年长的那条腿受了伤，他们彼此叫骂。警察也来了。”我问了他那个男人的名字，以便告知前来调查证人的警察。他应该讲出他看到的事，并且就此发誓。
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独立地在不同的房间里进行的。没有被试曾经经历过类似的实验。以避免模仿的可能性。我补充一点，所有这些旁敲侧击都是平和地进行的，没有强迫被试接受观点，或者尽最大能力诱导出一种令人满意的回答。一些病人会立刻受到暗示的影响。其他病人会用几秒钟，最多两分钟就可以被诱导出幻觉影像。在他们肯定后，我会坚持指出他们错了，假装生他们的气。但是他们仍然坚持错误的观点，因为他们看到了，由此就创造了一个回溯性幻觉。一些被试在陈述事实的过程中对细节的描述的精确性达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像一个职业骗子一样，他们会坚定地、冷酷地、坚定地编造出整个故事。他们的想象力暗示了自我构造出的梦境的全部情景。他们让人想起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病的病例，病人会编造出一千种谣言，在任何可以制造争端的地方制造冲突，信誓旦旦地讲关于皮特和保罗的毫无根据的故事，并且细节非常严谨，看起来非常可信。所有人都相信这些疯子和道德扭曲的人的话，然而有些时候这些人只不过是一群精神病患者而已。疾病在具有高度想象力的人身上引起了回溯性幻觉，他们相信这些幻觉都是真实的，人的本性被扭曲了。
像我们用于实验的被试，他们没有撒谎，但是他们因为推理能力的弱点而被引导着犯了错误。人们会问：“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的被试的诚实呢？他们是不是假装如此来服从你呢？”我回答说：“我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我用几个不同的被试重复了这个实验，我知道这些被试是诚实的，因为他们已经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了。他们的表情，行为、语调和叙述这个故事的方式，都可以显示出他们的确定性及诚实。”莫戴医生曾经提到过类似的事实。他最近让医学院警惕孩子们在法庭上给出的错误口供。他引用蒂沙？艾斯拉事件做说明，他对此事件的解释和我类似。他证明这些孩子们通过自我暗示而非常确定地做出各种行为。无疑的，莫戴医生不知道我在出版的书中提到过的事实和实验，因为他没有引用它们。正因如此，他的意见更有价值，它独立地证明了我说的话。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只是孩子们可以真诚地、确定地给错误口供。严肃的大人们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他们了解自己所说的话的严重性，并且不会轻易地讲出来。我重复一下，回溯性幻觉会向它们指明证据。虚构的场景影像在他们的脑中存在，他们亲眼看到过这些。
避免催眠对司法公正的影响
从社会和法律角度来看，有没有必要强调刚才所述实验事实的重要性呢？研究它们是为了启发法官，警示社会不要因为无知而出现重大的司法错误，让人们注意到这些暗示现象就足以传播真相了。为了让那些因为我的陈述而感到迷茫的人消除疑虑，我给了几个方法来辨别诊断真的证据和因为暗示而出现的错误证据。
（1）在我看来，错误目击者或者起诉者都十分诚实。通过暗示施加的事件的记忆没有真实事件的记忆那样持久。感觉也不持续。有关它的记忆会潜伏或减弱，除非它被激活。有一个年轻人，根据我的暗示，他起诉有人曾经抢劫过他。当我问他时，他十分肯定地陈述了事实，看起来对此确信不疑，但是如果他遇见被他假定为抢劫者的人，他不会带着起诉他的想法去接近他，也不会指责他犯了抢劫罪，更不会向法官告发他，除非在此时给他一个特殊的暗示。我们可以说创造出的回溯性幻觉在正常状态下是潜伏的，除非我通过质问将其激活，它才会被激活。这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暗示，通过在接受它的被试身上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它诱导出了幻觉。
（2）地方法官不应该在质询证人时预先给出警告，也不要试图让其进入正确的轨道中，更不要让他清楚自己的想法。人们已经奋起反对滥用催眠术。他们已经在呼唤，不要用催眠性暗示来让被告认罪。但是法官们清不清楚他们通常都会无意识地给某些被试一些暗示，并且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成功地施加暗示呢？
（3）证人可以给另一个证人施加暗示。如果他们一个人强有力地、确信地给出断言，并且在其他人在场时用这样的方式陈述事实，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受到影响，会接受证人的话，在自己脑海中构造出事件的图片，类似于刚刚向他们展示过的场景。因此每个证人都应该首先被单独询问，以此来确切保证在先前的谈话中没有发生相互暗示。无论证人表现得如何确定，几个证人在一个事实的细节上的一致并不一定能够证明此事实的真实性。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施加了暗示，而另外一些人接受了暗示。“公众的声音一定是最正确的”这句话是最错误的话。
（4）一个见多识广的法官可能通过聪明的审讯过程来测量出证人的暗示敏感性。他将表现地接受证人的证词，会坚持、暗示细节，如果证人肯定细节的话，就可以表现出他的暗示敏感性。例如，他会对他说：“你说当X拿走你的钱时，他掉了一张，又捡起了它。你记得这个场景吗？”如果起诉者掉进了陷阱并确定它，问题就解决了。
（5）一个熟悉被试的医生对此人进行医学检查，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让已述内容成为事实，无论是否存在暗示，我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在所有的情况下，我的实验都是成功的，被试易受催眠（通过我的方法），在清醒或睡眠状态都对暗示敏感，在大多数情况下简单的肯定就能够产生僵硬症状，有些情况下甚至能够引起幻觉。这就是我向我的同事陈述的事实。我客观无偏地研究它们，也没有忽略那些严格和苛刻的观察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