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中融入骈文的现象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浩如烟海，笔者古代小说的学养不足，无法对古代骈体小说作出全面梳理，在此只能就所看到的小说文本进行个案考察，意图为民国初年的骈体小说研究提供小说史背景。
第一节 汉魏六朝“小说”中的骈文
之所以将“小说”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学术界对这些文章是否可以归入小说文体尚有不同看法，例如罗宗强就认为，魏晋六朝志人、志怪小说只能称为小说的萌芽状态，其理由是：志怪小说以怪异为真实，非有意虚构，这与现代小说的观念不符；志人小说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往往是片断式的，可以称作“小说”的片断参见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0月。。汉魏六朝“小说”与唐传奇在文体层面存在较大差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否认汉魏六朝“小说”存在的学者，大多是以现代小说观念衡量中国古代小说，这种做法是否适当尚待进一步论证。不过，无论这些作品是否够得上小说的“资格”，对于骈体小说研究来说，至少应该把它们当做中国小说的萌芽状态加以研究。下文将以《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所收作品为例，对其时“小说”中的骈文情况作一考察。
一
汉魏“小说”中有部分作品运用了骈文。
佚名撰《穆天子传》，用语简洁，全文无骈文。
佚名撰《燕丹子》，约为汉代作品，清代孙星衍“叙”认为：“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页33。从作品所用语言来看，也可以说是“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骈文主要出现于书信与人物对话之中，卷上太子丹与麴武书中有：“丹不肖，生于僻陋之国，长于不毛之地……丹闻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于世也；贞女所羞，羞见劫以亏其节也。”麴武报太子丹书中骈文占50％以上，骈句集中在开头部分：“臣闻快于意者亏于行，甘于心者伤于性。今太子欲灭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实臣所当麋躯碎首而不避也。私以为：智者不冀侥幸以要功，明者不苟从志以顺心。事必成然后举，身必安而后行。故发无失举之尤，动无嗟跌之愧也。太子贵匹夫之勇，信一剑之任，而欲望功，臣以为疏。”在人物对话中也常常用到骈文，例如卷下，太子丹宴请荆轲，席间，“夏抚前曰：‘闻士无乡曲之誉，则无可与论行；马无服舆之伎，则未可与决良。今荆君远至，将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轲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如此在乡曲而后发善，服舆而后别良哉！’”荆轲又说，“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对话中多用骈句的做法继承了纵横家应对时骈散结合以充沛气势增强说服力的传统。孙星衍认为《燕丹子》“学在从横、小说两家之间”确实说出了作品的语言特色。除书信和对话中用骈文外，余处无一组骈文。
东方朔撰《神异经》，骈文极少，作者非有意经营，骈文的出现属于不经意间“自然成对”的现象，比如《东荒经》九则中的第二则，叙述东方人物：“男女便转可爱，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誉而不相毁。”此外《东南荒经》五则中第一则的“此人以鬼为饭，以露为浆”可算是宽对，但像这样的宽对也不多见。
东方朔撰《海内十洲记》，开头东方朔答汉武帝的话中有骈文，句式多变：“臣故韬隐逸而赴王庭，藏养生而侍朱阙矣……内游七丘，中旋十洲。践赤县而遨五岳，行陂泽而息名山……北极勾陈而并华盖，南翔太册而栖大夏。东之通阳之霞，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汉所不与。其上无复物，其下无复底。”骈文句式灵活，使用了七七、四四、八八、六六、五五共五种句式，显得生动活跃，有较强的感染力。叙“聚窟洲”时，“使者”话中多处有骈文，例如他介绍“猛兽”时说：“是以神麟故为巨象之王，鸾凤必为大鹏之宗……我王故将贱百家而贵道儒，薄金玉而厚灵物也。故搜奇蕴而贡神香，步天林而请猛兽。”但王母与上元夫人二人的议论性话语类似于赋，多用排比，中间杂入对句而已，而赋与小说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辞赋的体式特征，一是虚构人物和情节，二是用华美繁缛的文字进行人物形象和场景描写。”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前言》，页36。“赋家对于小说形成的贡献，最主要的还是其叙事中穿插大量的铺排与夸饰，使得小说家对外部世界的描绘日趋精细。”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页222。余处偶有骈文。
刘歆撰《西京杂记》，大多篇章用散文，但也有的作品中夹杂骈句，如卷二《相如死渴》写卓文君：“文君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是“小说”中较早用骈文描写美女的文字；《百日成赋》中写司马相如作赋时“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而相如自述其作赋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骈文都承担了描写的功能。卷三中，《淮南与方士俱去》的骈文则承担了叙事功能，全文如下：“又说：淮南王好术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两组骈句几乎占到全文的50％，如果将此文视为小说，则此文为骈体小说无疑，因为此文中的骈文比例大，且承担叙事功能，但是此文仅仅为小说的萌芽形态，除四句骈文描写方士的法术较详外，其余部分都非常简略，所以只能被视为特殊的“骈体小说”。《樊哙问瑞应》也可以被视为特殊的“骈体小说”，该作骈文共四组八句，占全文的42％左右，均在陆贾的话中，但此文结构非常简单，先是“樊将军哙问陆贾曰”，之后是樊哙的问话，接着是“贾应之曰”后接陆贾的回答，作品主体由两段对话组成，堪称较早的“对话体小说”，不过此文仅有140余字，也属于小说的萌芽形态，所以也只能被视为特殊的“骈体小说”。《文章迟速》中的骈文应用更为灵活，开头即用骈句叙事：“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再以扬子云的话作评论性描述：“扬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扬子云的两句骈文不但属于散文化骈文，具有不用典、不求对仗工整的特点，而且明白如话，近乎俗语，平淡自然；《文章迟速》中的骈文占全文的50％以上，发挥着多种作用，如果视《文章迟速》为小说的话，则它当然属于“综合类”的骈体小说了。
郭宪撰《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只有零星骈文，如卷三“白鹄变神女”一则，写神女“握凤管之箫，抚落霞之琴”，帝“舒暗海玄落之席，散明天发日之香”。不过整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的骈文少而分散。
二
六朝是骈文逐渐发展至高峰的时期，但是仅从《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收录的作品看，其“小说”中骈文出现的频率并不高。
佚名撰《汉武帝内传》，估计是魏晋间人托名，又名《汉武内传》、《汉武帝传》。陈文新认为：“《汉武内传》的材料多出自《洞冥记》、《十洲记》、《汉武故事》，但运之以绚烂夺目的辞藻，错彩镂金，更典型地体现了‘拾遗’体志怪融杂传、‘博物’体、藻饰等因素为一体的风格。”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页89。文中较多地运用骈句就是注重藻饰的表征之一，骈文多见于王母与上元夫人的话中，譬如王母告诫汉武帝：“恣则裂身之车，淫为破年之斧。”
佚名撰《汉武故事》、张华撰《博物记》骈文极少。崔豹撰《古今注》，是一部对古代和当时各类事物进行解说的著作，属于博物志一类；嵇含撰《南方草木状》，介绍岭南地区植物，属于植物志一类。都几乎没有骈文。干宝撰《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性作品集，共460余篇，骈文极少。陶潜撰《搜神后记》大多作品中无骈文，卷一《桃花源》中有三组骈句：“芳华鲜美，落英缤纷”，“土地旷空，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均为描写性语句，其余篇章中几无骈句。
王嘉撰《拾遗记》，卷一第一篇《春皇庖牺》，骈文约占全文20％左右，共七组十四句，承担的功能是描写人物形貌和叙事。不过此文叙事粗略，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文骈文共70字，其中叙事部分只有一组四四句式骈文，“或人曰”部分中骈文62字，占全部骈文的88.6%，“或人曰”部分实质上是脱离故事主体情节的议论性段落，与后世小说正文后的评论性文字功能相同。由于上述原因，且“或人曰”部分占全文80％以上，所以《春皇庖牺》不能被视为骈体小说。其他篇章中也多有骈文，比如卷一《炎帝神农》中写奇草：“神芝发其异色，灵苗擢其嘉颖”，“朱草蔓衍于街衢，卿云蔚蔼于丛薄，筑圆丘以祀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
裴启撰《裴子语林》，几乎无骈文。刘经叔撰《异苑》，共383则，几乎无骈文。刘义庆撰《幽冥录》，极少量骈文，均属无意经营而自然成对者，如写城郭建筑：“郛郭修整，宫馆壮丽。”刘义庆撰《世说新语》，叙事及对话中有少量骈文，如卷上之上，“德行第一”第一则开篇“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即为叙事性骈文；同样在“德行第一”中，李元礼赞扬荀淑、钟皓：“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为对话中的骈句，但总的说来，《世说新语》中骈文并不算多。吴均撰《续齐谐记》，有零星骈文。
殷芸撰《殷芸小说》，其中有两篇作品可以称为“书信体骈体小说”。卷二“周六国前汉人”中“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一则，全文除“鬼谷先生与苏秦、张仪书云”和“苏秦、张仪答书云”可谓叙事外，其余文字均由两封书信组成，两封书信中的骈文约占全文的50％。同样在“周六国前汉人”中“张子房与四皓”一则，堪称中国古代最为纯粹的“书信体骈体小说”之一，全文除“张子房与四皓书云”和“四皓答书曰”两句可以看做叙事外，其余文字皆由张子房写给四皓的一封书信及四皓一封回信组成，书信几乎全为骈文；这两封书信，表现了人物的性情与人生观念，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张良为国求才之恳切、四皓谦逊避世之高洁都跃然纸上。
宗懔撰《荆楚岁时记》，是我国最早记录楚地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专书，属于民俗学著作，故此略去分析。
就上述汉魏六朝的作品而言，“小说”中比较集中的骈文主要出现在对话和书信中，这些作品实际上是后来“综合类骈体小说”中的“对话体骈体小说”以及“应用文类骈体小说”的雏形；此外，某些“小说”中的骈文还在叙事部分承担着叙事、描写、议论的功能，这种骈文呈现方式也能在后世“综合类骈体小说”中找到相应的例子。汉魏六朝“小说”中的骈文运用，为后来“骈体小说”的基本形态提供了雏形——如果认可汉魏六朝的这些作品为小说，则其中的部分作品自然就是中国早期的骈体小说了。这样一来，唐代《游仙窟》以“大量”骈文入小说，也并非全然独创，至于鲁迅认为《游仙窟》“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是另一个可以继续考证的问题，但至少鲁迅是认定六朝志人志怪作品为小说的，他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页70。，表明他认可六朝这些作品属于小说范畴，所以他只是断定《游仙窟》“始以骈俪之语作传奇”，而不是说“始以骈俪之语作小说”，确实是一种谨慎的说法。
第二节 唐传奇与宋代罗烨《醉翁谈录》
一
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说：“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设幻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作意好奇”的唐传奇在文体上的特征正如鲁迅所说，“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页70。鲁迅更进一步论述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同上，页70—71。都强调了唐传奇重视文采的特性。
“文辞华艳”表现在具体作品中形态各异，尤其是才子佳人题材的传奇更注重张扬文辞，小说中运用骈文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游仙窟》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关于《游仙窟》，下文单独论述。。
沈既济《枕中记》中骈文比例不足2％，主要用于：1．卢生讲述自己的理想：“列鼎而食，选声而听”；2．卢生在枕中的行为：“斩首七千级，开地九百亩”；3．卢生将死时上疏中“出拥节旌，入升台辅”等四组骈句；4．皇帝诏书中“出拥藩翰，入赞雍熙”。尽管骈文的功能多样，但是总量不大。不过同是沈既济所作的《任氏传》中却全无骈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