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图没鞋子穿，夏红英赶集一同去了莒县，帮洪图买了鞋，中午，又找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两菜一汤，给洪图解馋，洪图连连道谢，夏红英说：“小许不在，就得我照顾你了。”她讲了她的身世，自小丧亲，作为孤儿送往基督教会的福音堂饲养，她的名字本叫夏福音，长大了后改为夏红英，她从未有过母爱，她面对的经常是面孔呆板的教母，她讲她第一次行经时吓坏了，站在饭堂门口夹住双腿，血由长裤流下，沾湿了地面，她没敢进食堂吃饭，泪流满面地站立着，后来是好心的厨娘发现了，拉她回房，帮她处理了。夏红英说：我多么想有亲情啊，我和小许感情好，就是她像亲姐妹一样对待我，我俩分别时，小许曾托付给我：要我照看你，我一直记住她的嘱咐。”洪图说：“我听你们两人讲悄悄话了，只听到‘不行你就闹’这是什么意思？”夏红英噗嗤笑了说：“你耳朵真尖啊，本不想告诉你，既然你听到了，那就告诉你吧！小许交代我：要对你监视，不要让你和别的女人谈情说爱，如果拦不住，你就闹，闹黄了它。”洪图说：“你们怎么这样霸道，这叫自由恋爱，也不问我是不是同意？”夏红英格格笑了说：“就是，就是，我俩就这么定了。”两人讲起年龄，正好同年，生日不同，洪图讲的是旧历，十月初五，夏红英记的是阳历十一月十三日，她新旧历折算过，是十月初四，她说：“大你一天也是姐，你就老老实实做弟弟吧！”
洪图也认识老队员里唯一的女队员张纪岚，她与吴质、孙卜菁一样，是长兄大姐辈的，她与吴质还沾点亲，南通张状元的孙女，来头太大了，她为人亲和，水平也高，她发表演讲，很有煽动性，大家都敬重她。
（三）
山东形势大好，这种政治环境对东北军111师师长常恩多来说，给他带来了兴奋、喜悦，要追求远大的理想。
鲁东南经济远不如苏北那样繁荣、富裕，它不像苏北仍保有20多座中、小城市，鲁东南幅员辽阔，但仅有两座小城市，莒县和日照，莒县是个大县，莒县城却不大，最多顶得上苏北的一个普通集镇，农村贫穷、落后，迄今仍有缠足恶习，有时还有留辫子的男子汉，全村竟无一个识字的，多少有点文化，就被誉之为“圣人”。但是，它在中共领导下，抗日根据地里，一片兴旺景象，有公开的八路军，有公开的共产党，革命报刊公开发行，抗日民主政府政治开明，艰苦朴素，为人民大众谋福利，干实事，不像苏北那些大小衙门，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抗日根据地里有各种群众组织，如妇救会、儿童团，改变旧风俗，提倡新文化，不像苏北那样一党专政，压制群众的救亡运动。
有一次，常恩多突然向他的秘书王维平说：“现在三角斗争，各有各的党，打完了鬼子，我算那个党？”每逢部队宿营，师长住处往往安顿在老财的圩子里，他经常用手杖指点地主的庄园说：“打鬼子的果实会不会落在他们手里？那可就对不起穷当兵的抗日烈士了。”他经常警告房东，就是当时当地的一些庄园主：“你们可不能当汉奸，谁当汉奸，我就宰了谁！”
常恩多经常发牢骚的事，是他刚到鲁东南时，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带着大批随员来看望他，在莒县大摆筵席，表示欢迎。提起东北军的老关系，拉扯到“自家人”般的说私房话，要111师跟他一起反共，消灭当地的人民武装，不仅像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看家护院”，更进一步要为他抢地盘。常恩多像对待韩德勤一样，掷地有声地说：“我们是打鬼子的，那里有鬼子就往那里打，我们东北军但求把山东的鬼子打跑了，好打回老家去。军不干政，我是粗人，不便过问地方上的事。”话不投机，越说越别扭，沈鸿烈从此怀恨在心。常恩多回师后，大骂沈鸿烈“臭官僚”，“他满以为找到了靠山，没想到靠在冰山上，活该他倒霉，太阳一出来，他就遭灭顶之灾了。”
于学忠入鲁就职鲁苏战区总司令。早在1930年，常恩多任东北军独立5旅71团（入关后改编为独立第11旅633团）团长时，就归于学忠的第1军指挥。九一八事变后，他所在的团曾归51军建制，被于学忠调入天津市，化装成保安队严密警戒日本浪民的暴乱，受到于学忠的嘉许，他想凭此老关系，劝说于学忠有所作为。他派少校秘书王维平持信去鲁苏战区驻地、沂水上高潮，由秘书主任郭维城引荐，面陈韩德勤、沈鸿烈反共真面目，希望他能把山东的东北军捏在一起，动员群众，选贤任能，团结友军，坚持团结抗战。于学忠保持长者之风，对张学良将军委托他统率东北军，只是勉负重责，实际上无能为力。对张学良和53军副军长黄宪声被蒋介石扣押事，惋惜一番。自称“既不包办和日，也不包办抗日”，归结一句话：“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典型的中间派色彩，动摇于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得过且过，无所作为。它使常恩多大为失望，还是周恩来给常恩多亲笔信上的话说的正确：“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
与沈鸿烈拉拢常恩多“反共”未果的同时，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高克亭也拜访了常恩多，他俩相谈甚欢，给常恩多留下深刻印象。1939年4月，中共山东分局地下交通赵志刚，向高克亭传达指示，要他代表鲁东南特委前往莒县东北军111师驻地与常恩多会商合作抗日问题。赵志刚向他介绍：常恩多行伍出身，为人谦逊，很讲义气，坚持抗战。高克亭意识到：常恩多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将领，否则，用不着地下交通来传达这一指示。他满怀喜悦之情，前往111师驻地，那时，正是小麦抽穗扬花季节，春风拂面，田野村庄一片翠绿，常恩多见了高克亭十分高兴，两人热情握手，互致问候，促膝交谈，他一边介绍情况，一边从床端的枕头下取出他收藏的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给高克亭看，这种报刊，高克亭本人也很难看到。高克亭说：“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常恩多对抗战形势的了解比较客观全面，对抗战的长期性、艰巨性也有思想准备，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相当深的认识。”
高克亭向常恩多介绍了鲁东南的情况，希望111师支持和帮助抗日力量的发展，双方互相配合，打击敌人，常恩多慨然应诺，说：“以后我们互通情报，密切合作，你们的部队小一点，我们的部队大一点，可以支持你们，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尽管提出来，我们帮助解决。”常恩多提出：“我这儿干部少，缺乏人才，你们地方党组织能不能给我们派些人来。”高克亭答应他，待返回驻地后，一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这次商谈，给高克亭印象很深，认为常恩多对共产党、八路军很有感情，抱着很大的希望，至少是一位非常爱国、非常进步的抗日将领。当晚，师部译电员张苏平、中共111师工委书记安排他住在111师师部，做了几个菜，下了面条招待他，边吃边谈，向他介绍了常恩多的一些情况，感到很亲切，很舒畅。次日，高克亭沐浴着初升的阳光，与常恩多告别，赶回特委驻地。这之后，双方关系密切，山东纵队的九支队、二支队与111师配合作战，打过不少胜仗，也得到111师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常恩多入鲁后思想进步很快，在大于庄驻地，连续几个夜晚，与王维平促膝谈心，即或深夜，谈兴仍方兴未艾，越谈越深刻，常恩多说：“儿子常克来信了，他当了八路军，入了共产党，儿子走到老子前面去了。”常恩多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常克是他的次子，抗战后投奔延安，当了八路军，在冀南地区工作。他要了解参加共产党的条件，表达了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