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没有按照次序，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缺乏根据控告他们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为捞到一笔保险费自己放的。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是免费服务。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把它一下子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官司就完了。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见皇上去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最高当局。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封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太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在礼拜日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这样的事难道真有吗？”
“这并不奇怪。”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草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不错他们曾经是这样的人，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二十号。他们领薪水，还想加薪。他们行动的全部准则就在于此。他们要控告谁就控告谁，要审判谁就审判谁，要定谁的罪都可以。”
“一个人因为同人家一起读读福音书，就被判处流放，这样的法律天下真有吗？”
“只要证实他们在读福音书时胆敢不按教会规定解释，他们就不仅会被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而且可能被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当众诽谤东正教，按刑法第196条，要被判处终身流放。”
“这不会的。”
“我老实告诉您，我一向对法官老爷们说。”律师接着讲下去，“我看见他们不能不感激涕零，因为我没有坐牢，您没有坐牢，我们大家都没有坐牢，那他们的恩德得被感谢。至于要剥夺我们每人的特权，流放到不很远的地方，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要是检察官和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的人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
律师哈哈大笑。
“哈哈，看您提出什么问题来了！哎，老兄，这可是个哲学问题呀。当然，这种问题也可以谈。您礼拜六来我家里吧。您可以遇见学者、文人和画家。到那时咱们就可以谈谈这些问题了。”律师说这些问题时带有嘲讽的口气，“我妻子您是认识的。您来吧！”
“好的，我想法子来。”聂赫留朵夫回答，感觉自己在说谎。事实上，他所谓想法子，就是想法子不来参加晚会，避免同学者、文人和画家应酬。
刚才聂赫留朵夫讲到法官有权引用或不引用法律，并且可以为所欲为，那还要法院干什么。律师听了他的话却哈哈大笑，而在谈到“哲学”和“这些问题”时又带着特殊的语气，这使聂赫留朵夫觉得他跟律师，大概也包括律师的朋友，对问题的看法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