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宋史》谓“端平元年召，明年（1235）转太府寺丞……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闽书.裔派》谓李韶于“端平中，为殿中侍御史……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卷六十三《文莅》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见连江缙绅）、张燡（张一作李）、徐栗，右嘉熙中任”。《八闽通志》卷三十三《历官》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见《名宦志》、李燡、徐栗，俱嘉熙间任”，卷三十八《名宦》漳州知州谓“李韶，嘉熙初知州事”，卷六十二《名臣》谓“李韶字元善……累迁右正言侍御史，出知漳州”。《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漳州》据《宋史》本传与《漳州府志》列李韶知漳州于嘉熙元年（1237）任至三年。如上所析，漳州知州李韶于“嘉熙二年（1238）召”，即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为礼部侍郎，辞；不允，诏所在州军护送至阙”，因此可以肯定，嘉熙二年十二月李韶已离任漳州知州，故《宋福建路郡守年表》列李韶知漳州任至嘉熙三年有误。
李韶“知泉州兼市舶”与“提举福建市舶”：《宋史》谓“绍定四年……提举福建市舶……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闽书.裔派》谓李韶于“绍定四年……提举福建市舶……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中”云云，卷四十三《文莅》提举市舶司提举列“谢采伯、李韶，俱知州兼，右绍定中任”。《八闽通志》卷三十《诸司》提举市舶司提举亦列“谢采伯、李韶，俱绍定间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提举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间任，知州兼权”。显然，李韶“知泉州兼市舶”与“提举福建市舶”是分别的两次，其中“提举福建市舶”是在绍定四年（1231），而“知泉州兼市舶”则终于端平元年（1234）的被“召”，中间曾一度“入为国子监丞”；从时间上判断，大约在绍定五年夏秋之际“入为国子监丞”，同年冬或次年春“知泉州兼市舶”。据此可知，道光《晋江县志》“提举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间任，知州兼权”有误，《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之李韶于“端平元年（1234）前从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则显得很无奈。福建市舶在泉州，诸志于“提举市舶司.提举”未再另列“李韶”亦属有误。
李韶“添差通判泉州”：《宋史》谓“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绍定四年（1231）”云云。《闽书.裔派》亦谓李韶“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史弥远，言甚恳。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绍定四年”云云；《文莅》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见连江缙绅），右嘉定中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见《名宦志》，俱嘉定间任”，卷三十七《名宦》泉州谓“李韶字元善……端平初通判泉州，忠厚纯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俱嘉定间任”，卷三十四《政绩》谓“李韶字元善……绍定四年通判泉州。忠厚纯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端平初，迁右正言”云云。《八闽通志》与道光《晋江县志》都是很搞怪的，于《历官》与《职官》“添差通判军州事”皆列“李韶，嘉定间任”，却分别在《名宦》谓“李韶……端平初通判泉州”与《政绩》谓“李韶……绍定四年通判泉州”，显然误甚。按《宋史》与《闽书.裔派》可知，李韶“添差通判泉州”不可能在绍定四年（1231），更不可能在端平元年（1234）。《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也搞笑，既谓：李韶于“绍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又谓“道光《晋江县志》所载李韶‘绍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时间恐有误。据《宋史.李韶》知，绍定四年李韶由知道州迁提举福建市舶。另据清.康熙《永州府志.卷6.秩官志下》，李韶任道州知州军事在绍定三年。”其所引康熙《永州府志》卷六《秩官志下》谓：“宋.道州知州军事：绍定，李韶，福州人，三年任。”
3.游九功知泉州及其后之历官考述
上述“上封事谏济王竑狱”，史载：宝庆元年（1225）正月，以不满史弥远擅行废立，湖州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等组织太湖渔民和巡卒数十人乘夜入城，强加黄袍于济王赵竑身，赵竑被迫既位，不日即被平定。也就是说，李韶“添差通判泉州”应当在宝庆二年至绍定三年之间。依诸方志，这段时间内的泉州知州是游九功，之后则是方淙。
方淙，先知漳州，后知泉州。知漳州，《八闽通志.历官》漳州知州事列“方淙，宝庆初任”。《闽书》卷六十三《文莅》漳州知州事列“方淙，淙增辟贡院。右宝庆中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漳州》据《漳州府志》列方淙知漳州于宝庆二年（1226）任至绍定元年。知泉州，《八闽通志.历官》列为“绍定间任”，卷五十四《选举》兴化“嘉泰二年壬戌”（1202）进士谓“方淙，铨之子。终朝奉大夫，直焕章阁，知泉州，赠太中大夫。（兴化县人。）”《闽书》列为“绍定中任”首任即真德秀前一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为“兴化县人，绍定三年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据民国《泉州府志》列方淙为翁甫后一任而于绍定三年（1230）任至五年。
游九功“出知泉州”，如前所述，方志多以为始于宝庆元年（1225），如《八闽通志.历官》泉州知州事列“游九功，宝庆初任”；《闽书.文莅》泉州知州列“游九功”为“宝庆中任”二任之前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之宋知州列“游九功，宝庆元年任”，《政绩》之“游九功……宝庆元年守泉”，《学校》之石井书院“宝庆初，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廪士”；其卷九《城池》则载：“翼城，则宋绍定三年（1230）守游九功于诸城口增筑甕城各一，东甕城二；复于南城外拓地增筑翼城。”夹注谓：“县志作绍兴三年，误。此从通志。盖绍兴先绍定九十七年。而官职名宦传：游九功系宝庆元年任。自宝庆元年至绍定三年止六年，则情事适合也。”《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也是依据道光《晋江县志》，而谓“宝庆元年（1226），游九功为台臣劾罢，出知泉州，五年不召”，其中宝庆元年并非“1226年”而是“1225年”，即应为“六年不召”。如果真如道光《晋江县志.城池》夹注所谓“情事适合”，则游九功知泉州是从宝庆元年（1225）任至绍定三年（1230），前后六年。然而，道光《建阳县志.理学》作“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入为兵部郎……除宝谟阁待制，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八闽通志.名臣》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闽书.缙绅》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作“除河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郎少卿”，那么，如果游九功知泉州任至绍定三年，则自绍定三年至端平元年（1234）“召”这之间，游九功有四年时间的空档，而知泉州前后六年则是两任（通常一任三年）；因此可以判断，游九功是在“召为兵部郎官”之后“被论”而于宝庆元年“出知泉州”的，故知泉州连续两任六年；大约在绍定三年秋冬之际结束两任泉州知州，因此才能在绍定三年“于诸城口增筑甕城各一，东甕城二；复于南城外拓地增筑翼城”；而“予祠”应在绍定四年初，直至端平元年。因为游九功于嘉定十六年（1223）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历尚书兵部郎官至宝庆元年（1225）出知泉州前，并无“予祠”的时间空档，也无“予祠”的前提因素，而在“召为兵部郎官……被论”后以及“知泉州”后，则“予祠”的前提因素和时间空档都有了。
宝谟阁待制、知泉州游九功，在郡以清严称。后祀泉州贤宦祠。《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功……出知泉州，在郡有清严之称。”道光《晋江县志.政绩》载：游九功“守泉，在郡以清严称。留心教化，拨五废寺田于石井书院，以廪学徒。南安令毛淮、簿谢观作新学舍，考成之日，九功率僚属诸生周旋庙廷，以庆其能。”《闽书.缙绅》载：游九功“知泉州。在郡有清严之称。南安令毛进、簿谢观，作新学宫，考成之日，九功率僚属、诸生周旋庙庭，以庆其能。”按“毛进”为“毛淮”之误；其卷五十四《文莅》南安县知县事作“毛淮，右宝庆中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南安县知县事作“毛淮，宝庆初任”；其卷五十九《祠庙》载：泉州“贤宦祠，以祀……宋……游九功……凡三十五人。”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载：“游九功……除宝谟阁待制，知泉州。封建阳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游九功于绍定四年（1231）初“予祠”，端平元年（1234）召为司农少卿，寻兼枢密副都承旨。《八闽通志.名臣》载：“游九功……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疏论奸贪多佚罚，诸贤或号召未至；又论沿边夫役之弊。兼枢密副都承旨。”《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略同，唯“司农少卿”皆误作“司郎少卿”。康熙《建宁府志.名臣》载：“游九功……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疏论奸贪多佚罚，诸贤或号召未至；又论沿边夫役之弊。加兼枢密副都承旨。”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略同，唯“又论”作“又陈”。《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误作：游九功“兼枢密院副承旨……端平元年（1234），召为司农少卿，兼枢密院副承旨。”
端平元年十月，司农少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游九功，除秘阁修撰出知庆元府。《八闽通志.名臣》、《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载：游九功“兼枢密副都承旨，出知庆元府。”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与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皆载：“游九功……加兼枢密副都承旨，知庆元府。”宝庆《四明志》卷一《叙郡.郡守》载：“游九功，以中大夫司农少卿兼枢密副都承旨除秘阁修撰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司公事，于端平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
端平二年五月四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游九功，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以循吏称。《八闽通志.名臣》、《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载：游九功“出知庆元府，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与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皆载：“游九功……知庆元府，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宝庆《四明志.郡守》载：“游九功……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御笔除权刑部侍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除权刑部侍郎；次年正月交割。于是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谟阁直学士。宝庆《四明志.郡守》载：“游九功……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御笔除权刑部侍郎，于端平三年正月□日交割。”《八闽通志.名臣》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闽书.缙绅》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直学士。”其中“宝”下脱一“谟”字或“谟阁”二字。《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卒。”康熙《建宁府志.名臣》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致仕，卒。”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乞祠，再召，不赴，除待诏，加宝谟阁直学士，卒。”其中“除待诏”之“诏”为“制”之误。
三、游九言与游九功谥号考述
游九言与游九功兄弟二人之谥号，向来诸说较为混乱。简言之，游九言谥文靖而私谥文端，游九功谥文清而私谥庄简。《八闽通志.儒林》谓：游九言于“端平中（1234—1236），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而《名臣》谓游九功于“宝祐中（1253—1258），谥文清”。《闽书.缙绅》谓：游九言于“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而游九功于“宝祐中，谥文清”。《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言于“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而游九功于“宝祐中，谥文清”。
记述混乱的有，康熙《建宁府志.儒林》与《名臣》分别谓：游九言于“端平中，特赠直龙图阁，谥文靖”，游九功于“宝祐中，谥文靖”。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谓：游九言于“端平间，特赠直龙图阁，谥文端。（旧志作文端，《潭阳文献》作文靖，省志作文清。）”其注释引“嘉靖《建阳县志》作文靖。查文清乃九言之弟九功的谥号。省志‘文清’‘文靖’混淆不清。”而游九功于“宝祐中，谥文清。（旧志，省志作文清，府志作文靖，《潭阳文献》作庄简。）”董天工《武夷山志》卷十六《名贤.理学》谓：游九言于“端平中，赠直龙图阁，谥文清。”综合分析，董天工《武夷山志》误游九言“谥文清”而康熙《建宁府志》误游九功“谥文靖”，道光《建阳县志》之游九言“谥文端（旧志作文端，《潭阳文献》作文靖）”则误将两个“端”与“靖”相互易位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