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原先的愿望是赚钱，赚多多的钱，为了孩子、家庭和想象中的幸福生活。他们开始对付单位的办法是请病假，继之是停薪留职，直至一步步地去泡呀磨呀，以至夫妇二人都先后达到了提前“病退”的目的。
他们以为这下好了，都摆脱掉公司的捆绑和桎梏了。夫君武用五十出头，女士潘楚四十上下，且他们的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以为自己年轻，正是大展鸿图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
他们曾是我十多年前的近邻和朋友。武用为人敦厚诚实，小矮个，见人就笑，是公司里公认的“气管炎”（妻管严），他只认埋头干活，妻说咋干就咋干，非常听妻的话。潘楚是一位精力旺盛、热情奔放的女性。他们的性格不一，但在家庭、孩子、赚钱等方面配合默契，妇唱夫和。我和他们做邻居的几年，真还没发现他们夫妇间有任何的红脸和口角。
多少年过去了。大约是1994年吧，我偶尔发现武用在商都的一隅开了两间日杂用品的铺面。我从他言谈中得知，他每年要付房租4万元，上交税金万余元，我大致匡算得出，他若不每年挣10万元就摔打不开。可光卖点日杂生意清淡，我为武用必将面临的商业风险感到担忧。可武用笑笑说，问题不大，只是房租高了点，才开始没经验，能保本就不错了。我问他潘姨和孩子好吗，他说好，好。
1995年暮秋的一天凌晨，我到街心公园散步，围绕街心公园的马路上摆满地摊。我看见武用也在那里支了个摊位。他叫卖的是锅碗瓢盆等日杂用品，是廉价处理。他告诉我商都的杂货铺开不下去了。不仅保不了本，还亏了一两万元。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话，尽管内心充满苦涩，可从他脸上流淌的是从容似乎也还是甜蜜。我顺便又问起潘姨孩子，他依然是笑说好好。我勉励他面对艰难不要气馁。
过不多久，忽有熟人传来武用办粉丝厂挣了大钱的消息，说他发了。然而，却又同时传来了某些憾事，说是潘楚在家养了个男人。武用办厂人手不够，从老家请来一个男人，这男人吃住在他家里，不开工资，只认干活，还干那事。武用白天黑夜忙里忙外，可能至今还蒙在鼓里。
我不信这事是真的。我正为朋友圆了发财梦而感到欣慰时，武用却笑眯眯地来家串门来了。我见他那“好兵帅克式”的模样，不禁又问起他家潘姨孩子可好。
他这次没说好好。他凝滞了一会儿，哀叹地说：“唉，说来丢人。我只知道挣钱，一天到晚在外奔忙，却没想到她会干出那等闲事。我对她太信任了，以致她一直在欺骗我也没察觉。她先是要我同她搞假离婚，说是我们孩子都长大了，住不开，离婚可向公司多要一套房子。说好这是假的，待房子分到后再复婚。可谁知单位房子没给。她却违背初衷不再恢复婚姻了，就这样，潘楚把个家给拆散了。”
“那她为啥出尔反尔呢？”
“她有野男人，是老家来的那个熊，他在我们家吃住两年了。”“两年，你竟没发现一点蛛丝马迹？”
“我们夫妇关系原来很好，他们隐蔽伪装得好，谁会想到会是这样！”我感到愕然茫然，我凝视着他问道：“那男人呢？”
“让我赶跑了，可他们至今还卿卿我我，厚颜无耻地保持通信联系哩！”武用给我看了那男人给潘楚的一封长信，信中表示他誓死也要同潘在一起，他声称还要回来的。
这时候我倏地感到武用的处境十分尴尬，看到他那矮小猥琐身段使我联想起武大郎和潘金莲。这种情况要有个武松弟弟就好办了。我说，既然如此，那离就离了呗，这种女人不值得可惜。
而武用告诉我的是问题要比想象的复杂。说他和潘至今还一起办场，早已从粉条厂、养猪场改成现在的养鸡场。他们不仅资金财产无法分开，且还过着常规的夫妻生活，每周一次两次干着哩。
我让武说得迷惑不解哭笑不得了。我问，那潘到底是啥意思，算复婚或别的啥关系呢？
武说：“她已公开表态，不复婚，她要两个男人，她要我把那个男人找回来一块过，说要他来宁垦荒。”
“呵，我想潘是把你们当赚钱工具使唤了。两个男人，一个办场经商，一个垦荒种地，赚了钱都归她，那真是太好了。那你呢，我怎么听都像是个玩笑！”
“我，是爱她的。我们有二十多年夫妻关系，我离不开她。我至今还把退休工资交给她哩。”
“我看，你们全疯了。这算什么，不顾国家法律、伦理道德地胡来！你们原来追求的初衷在哪？孩子都咋看呢？”我要他首先把这种想法的实质弄弄清楚再作主张。
我为武家发生这种怪事憾事感到懊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在我们面对多元化选择的今日世界，是否所有的标准答案在多元化选择面前都要面临挑战或破碎呢？是不是任何事物都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呢？
我让他们的事情搞糊涂了。我总想给我这位朋友出个比较稳妥的主意。现在的问题是，他不问我，我也让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该问谁了。
（原载1998年4月30日《宁夏法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