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睡梦中看见了父亲。那是一个电视脚本的研讨会，出席会议的有我的同行记者、作家、编导、刊物编辑和大学文科的教授等20余人。我就想这事很怪。父亲不是早就逝去了吗？他作为一个农民，他怎么可能，哪有这种资历坐到这样一个规格的会议席上来呢？摆在父亲面前的有饮料、水果和一个黑色的话筒。他挪过话筒，居然也从容不迫地像学者那样说开话了。他说他要感谢儿子（他指了指我）给他写了一个这么好的影视剧本，但儿子确实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他讲了自己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补充意见，他要我认真地修改以后才能开拍。他还是像生前那样穿着一件大襟布扣的毛蓝布便服。睿智的秃顶闪闪发光，神采奕奕。他坐在一张沙发上朝着我微笑。他安之若素，处之泰然。
我让他说得汗流浃背，坐立不安。醒来后，我就想我真没有写的题材了，我哪会写父亲的剧本呢？是的，我这大半生确实写了许多许多，大约有几百万字吧。当然也包括着我历次运动写进档案袋里去的并非作品的检讨、诉状，和等着他人来造反抄家的日记以及废话。但我却从未写过怀念父亲的任何一篇文章。那么，这个梦，按照弗洛伊德老人的“愿望达成”说法，它是否意味着某种提示，我给父亲许诺过什么，是自己应该去做而没有去做的事，父亲才托给我这样一个怪异的梦呢？！
我再也未能入睡，我终于想出了一点眉目。
我要检讨自己，我的确是个常常无暇顾及父母养育之恩的叛臣逆子。小时候，我几乎让父亲的严酷的棍棒打怕了。说真的，在我身上那个看不见的隐蔽部位可能至今还残存着他老人家给我留下的累累伤痕。父亲是一位念过《四书》《五经》，可能也念过《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的特别勤劳的农民。他这个农民，有点像当今社会务实的企业家，就在自己的那10余亩土地上，他居然一年忙到头都能找到自己应当做的“工作”。并且也还带领着我们兄弟姐妹5个跟着他一块儿瞎忙，其节奏之快效率之佳像我们这种晚辈是咋跟也跟不上的。他每天夜里总要这样地问我们，柴火搬回家了吗？米舂了吗？牛喂了吗？稻田灌水了吗？功课做完了背熟了没有等等。他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很多很多。他可不像当今某些单位的头头脑脑布置完什么就置之脑后。他的记性极好，他是要天天检查过目的。只要有一项未按照他的意志合乎他的标准做好，那么，他就毫不客气地要追究责任，并且往往还要来一顿揍，他随手捞到什么就使用什么，笤帚、蒺藜、藤条、火钳、秤杆、秤砣等等都是他上好的鞭打我们的器具。当然主要的袭击目标是在皮肉肥厚的臀部，母亲有时拖住他，向他哭着跪下求情也不管用。父亲在年轻时是一位性格暴躁对子女要求极为严苛的男人。
当然，父亲重点要整治打击的对象是我，因为我是长子，是调皮捣蛋会出坏点子的带头羊，也是他的理想寄予希望之所在。因此我挨打次数也就最多。我在挨打时，父亲常挂在嘴上要我效仿学习的榜样是国民党一位叫王正公的大人物，他口口声声说王正公是如何如何的争气有出息。也许，父亲就是按照王正公父母教育子女的棍棒模式，把我也想打成王正公那样“伟大”的吧。说实在，我至今也弄不清王正公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大人物。
不论我小时候饱受过多少皮肉之苦，现在想想，父亲棍棒政策对我还是有益的，还是应当归类到一种父爱的范畴吧。何况，他确实打出了我的一生勤快，一生坚韧的性格，和任何困难也别想把我折服的自信心和意志力。然而，在年少时，我有时便会萌发一个奇怪的念头，我真想把父亲杀了，如果他不是我的父亲而是继父，我很可能让他打急了时就要给他放一放血。啥父亲嘛，他收拾起我来有时简直就像是驯牲口。因此，在土改时，我在学校听说父亲被划成了地主阶级，我仍由衷地感到高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呵！我还邀了几个同学美美地庆贺了一番。我从此外出参加工作也就不再回家。我们那一代年轻人都有一颗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的热切的心，都愿意与剥削阶段家庭彻底划清界限。我的一位叫郑东东的同学看了四川恶霸地主刘文彩如何剥削压迫农民的实物展览以后气愤莫名，他在当地亲自参加了对他父亲的批斗，在群情激昂如火如荼的土改斗争中，他冷不防抽出站在他一侧的县委书记的勃郎宁手枪当场便把父亲给枪毙了。他还从此荣升当了副区长哩！我们这帮年轻人的革命激情，就像是刚炼就的钢铁的熔液，淌到哪里，哪里就会燃烧。我们简直以为天下就是我们的了。1953年，我有幸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果真就听到毛主席在莫斯科给留学生的讲话，他老人家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和我的伙伴们就是一群那样火烧心的革命者，我们恨不能在一夜之间把新中国革命变成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对革命没有二心，我们都不要那个地主的家。如果有陌生人问我家在哪，我就说我的家就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什么时候我和我的伙伴们的脑门才开始降温、淡漠狂热而学会冷静思索的呢？我现在回忆是在反右的后期。我因为弄不懂，也可说是犯傻吧。我曾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同志讲了几句大实话，我说，我记得雪峰同志是在上饶集中营坐过大牢的长征干部，是党中央从延安把他派往白区去做鲁迅先生工作的老党员老同志，他哪会是右派，看来是我们自己犯傻了吧！看来不是他人犯傻而是我自己真的犯傻了。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淡淡的几句辩护词竟然招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后调出版社任副社长的王任叔（巴人）同志亲自主持大会对我进行批斗，我更想象不到就是这几句淡话将我下放，铸造了我一生的不幸。而我的那个毙了父亲的同学郑东东呢？在文革初期我接着翻了几个跟斗，从宁夏被迫返回老家之后，得知他已在老家农村当了郎中，在一次他给我看病的交谈中，他显示出有所醒悟。他说他的父亲不是恶霸地主，是小地主。他悔不该那样积极匆忙把父亲枪毙了，他说他后来也成了右派。他的情况很糟，至今还孤身一人在破庙里住着，并且还成了当地的一个大笑话。
父亲在梦中提示我的是否为阶级成分这件恼人的事呢？
是的，弗洛伊德曾说：“梦是可以解释的”。父亲出席了一个有名人参加的座谈会，讨论的是一个写他的影视剧本，而这个脚本的作者又是他的儿子我。按照弗氏的释梦推理，父亲是否想把自己的身世公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让社会去评判他的功过是非呢？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是他当了作家的儿子才能做到，而且还写不完全，需要他到会补充。那么，父亲究竟想要我写什么呢？这就是在他被打成地主以后，多次通过弟弟向我诉说而我又未能听进耳朵里去的一肚子委屈呵。
早在50年代初，留在父母身边的弟妹就向我诉述父亲的冤屈了。他们说，父亲和伯父早在日本投降那年就分开家了。他们总共不到30亩土地。分家后，各得土地一半。父亲一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他是7口之家的主人，他每年所得只够家人勉强度日。他没有雇工或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他怎么会是地主？他的倒霉是正巧伯父病逝，伯母外嫁，伯父的这份土地无人继承。土改时，地方上有人说他有意吞并伯父的那份土地财产迫使伯母外嫁。可这不是事实。伯父的土地经父亲接管即已分给贫下中农。退一万步说，即便父亲有此意图但他未能达到目的，能说一个人有了抢银行的意图就是强盗吗？是父亲在为伯父受过了呵！
可在那时，我几乎一见到这类信件我就恼火。有这种可能吗，像这种关系着区分敌友界限的大事，我就不信会出差错。果然，在土改复查期间老家的弟弟就给我传来了纠正错划的信息，说父亲不该是地主，而应该是下中农。但事隔不久，弟弟又来信说，在一次最终审定成分的会上，父亲自己招认了有吞并伯父那份财产的意图，村上贫协坚持不改错，工作组一时拿不准搁浅，至今还悬挂在那里云云。
60年代初的3年自然灾害政治风云趋于平稳，于是父亲为错划问题又继续提出申诉，可接着便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彭德怀元帅被打下去了，也不知咋回事，彭德怀会是农村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弟弟来信说，父亲也成了彭德怀元帅在农村的代理人。他被斗得死去活来，他被屈打成招，他自己也承认是地主了，并且保证了永不翻案。
1965年冬，我被迫害从宁夏回老家。父亲说他见到我很高兴，“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未出他之所料。他觉得这时候的儿子更像他的儿子，他也能同革命的儿子平起平坐了。于是他坐下来又一次同我探讨这个恼人的成分问题。他问我尝过当地主的味道吗？他说这些年当地主的味儿可不好受呵！他再次向我提出要我亲自执笔把这个搞错了的事实校正过来，否则，他死不瞑目。我对他只好是笑笑。我想如果我真的出身于贫下中农，我在北京为冯雪峰说的那几句实话就会得到理解谅解，既不会挨大使主持会议的批斗，也不会落魄到今日这一步。我对父亲说，你的意思是我要舒服一些？我们都默然了。
然而，我始终未能为父亲错划成分一事进行申辩。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我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从1957年反右为雪峰辩护株连节节败退回了老家，后又从老家回宁夏落实政策到1982年落实归队的25年间，我要为自己写多少诉状，并且是非写不可的，因为我要是弄得不明不白，就将连累我的妻子儿女一家6人。我怎能顾及父亲呢。是的，待我完成了自己的落实工程，有闲关照父亲的事情时，父亲已含泪离开人间了。
父亲，我确实对不住您。不过，关于人世我想也大体让你知道这里边的一些艰难：雪峰同志他当然不是右派，就在你病逝的1979年，他终于得到平反昭雪；斗我的那个大使呢，他开始极左，后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说病故老家浙江奉化，患的是精神分裂。可能情况最好的要算你曾口口声声要我效仿学习的那位国民党的王正公了。据弟弟说，1990年他从台湾回乡探亲，他老容光焕发，和颜悦色，他回乡后见人就分给100元，当即就分了六七万元，他现在是台北的大企业家。他在年轻时反动，然而他到老境却反而最为风光。
父亲，你还能记起“文革”时，我曾向你表达过的王充的“天命难知，人不耐审”的那番高论吗？王充是东汉时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说：“有才不得施，有志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虽才智如孔子，犹无成立之功！何谓？时数也。”是的，王充把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看做是受“时数”“天命”支配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碰上就碰上了，是不必为此过分的兴奋和悲哀的。王充的这一观点有一点消极。但它却道出人世沧桑、祸福同根、变幻无常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另外，我觉得作为人应当有高出于己的精神境界。不妨想想我们那些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先驱。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无幸享受自己创造的任何革命果实。他们在阖上眼睛的那一刹那是否会感到这世界有些屈有些冤呢？不！他们都认为是自己价值之所在，他们全不在乎自己，而是为了祖国和人类的未来！
是故，你在梦中托付给我的那一点人生际遇中的小小委屈还想我去写什么吗？我看不必了吧！何况时过境迁，问题也已不复存在。
父亲，我想您作为一个懂得中国文化的老人也一定能够理解！父亲，您安息吧！甭再托梦，让我也睡一个安稳好觉吧！
（原载《黄河文学》1995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