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在邓的催促关照之下，没想到我的问题很快就列入公司党组的议事日程。它竟然还排到了耿辛伯和鄯宏途这些等了一两年还未落实政策的同志的前面。
这事传到耿辛伯那里，耿不仅没有愤愤不平，而且觉得完全应该。他说，“我是光棍一条，我在这里有吃有喝，我管它拖到猴年马月。国家的栋梁人物，科学尖端人才都敢被打倒，我才是个大学生，算老几？而你却真正的拖不起，你拖累的是一群娃娃，她们要上学，如果落实政策操作得慢了，上不了户口，甚至会贻误娃娃们的一生。”老耿硬是要我请客。即便那时落实政策八字还没一撇，我的妻子也还是答应了宴请。就凭我们这种哥们儿义气，是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掣肘牵制就应当宴请。后来是鄯老先生的一句箴言才使这顿宴请没能搞成。鄯老说，“所有的悲剧都以死亡了结，所有的喜剧都以婚姻收尾。现在的悲喜剧都没看见尾巴，还是等待大家都落实政策或老耿结婚时再宴请吧。否则，大家都没那份吃喝的心情。吃喝不香，心绪沉重，哪来个高兴？”鄯老的前两句箴言来自英国诗人拜伦的《唐璜》。鄯老是北京大学老牌大学生，他参加过抗日救亡爱国运动，是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国民党抓他坐过几年牢，想不到这段本来很光荣的历史竟成了永远审查不完的目标。他大约有70岁了，他的话一说出，便使得大家的心绪沉重低落，吃喝的情绪也没了。是的，他是以悲剧告终的，他太老了，他终未能等到落实政策的一天，便因心脏病猝发先去了。他在宁夏孤寂一人。他的女儿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待她收到电报赶到宁夏，也未能见到父亲，捧给她的仅仅是父亲的一掬骨灰和父亲临终前留下的一句颤颤抖抖的遗墨：女儿要爱党，但一定要坚持落实我的政策，否则活人难受。父字。
鄯老的追悼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得以召开。那是他逝去的5年之后，为他平反昭雪的一次大会。我在追悼会上再次见到鄯的女儿那位歌唱家时，她已两鬓白发老态龙钟。
而我呢，仅仅是提上党组议事日程。也真还没法再议。因为两次派人前往上饶，都找不到我的档案。而档案找不到就意味着将成为悬案。庄熊几次看见我时都诉苦，说是还不知道怎么着手复查哩。他竟然掩饰不住他发自内心的幸灾乐祸！
我看到庄的那副脸面既是憎恶又很焦急。随后我又冷静和缓地给庄提供了寻找档案的线索。我说，我在上饶高师毕业后有段时间，大约一年多吧，曾在中共上饶县委会当秘书，也还充任过一年半的小学校长。会不会把我的档案混入县委组织部或者教育队伍中去呢。我说如果公司确因我回南方将我的档案同时转走，那么这两个地方就有可能存有我的档案，而不太可能是上两次去找的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或公社。我要求组织让我回去寻找，或请庄派人同我一块回去寻找。我深信，按照人事档案要人死后百年才能销毁的保管原则，如果不是碰上天灾，它总是夹杂在什么地方，它一定是存在着的，它丢失不了。
庄是宁夏人，年轻时当过兵。他所到的范围仅仅是西北五省，他一直向往有个到南方去逛逛的机会，经我多次催促，他便忽发奇想，意欲同我一块到上饶县寻找档案。事后想想，我们确是无冤无仇，那都是历史的误会，我又没有把责任完全归咎于他一人，他也应当顺应时势、顺水推舟，捞个好人当当。于是，我们终又为找档案的事说到了一起。
我陪伴他上了庐山，游览了仙人洞、含鄱口、锦绣峰等诸多名胜，让他参观了当年方志敏遇难的怀玉山以及上饶集中营遗址，饱尝南国风光。玩舒服了以后，才返回上饶我当年工作过的县委会。解放初期的县委书记和同志们都换了。在那里剩下来我唯一认识的元老是看门老汉李宽，当年负责清洁、烧水的中年工人。很荣幸，李宽还能记得我。他说，呵，是我们县的笔杆子唷，这些年可混得不错？唉，人生之旅真叫说球不清。只可惜几年前我在上饶做裁缝时就没做到他家。我只好同他老人家打哈哈。往事不堪回首，我只简单地向他说明了来意，拜托他了。是他领着我找一位我们并不认识的县委书记，之后又找档案馆、人事科、党委秘书室、机要室。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它关系到我们一家人的命运，书记重视关照，因而涉及到的接待者都很热情认真，几乎找遍了县委大院的每一个旮旯。最后，一位姓许的党委秘书，不断拍打他那秃头鹫似的脑门，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两年前曾清理过一批无头无脑的等待销毁的档案哩。我们是否也到那里去找找？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往往对于拖拉作风、办事拖泥带水的官僚主义感到万般无奈的恼火。而从未想到拖着不销毁的档案却救了我。我的那份档案怎么会运转到那里？就在县委后院一个冷僻的库房里藏着，它与医院的太平间正好隔墙对过。呵唷唷，当许秘书领着我们拨开蛛网尘埃进入那一堆像荒冢似的死档案堆时，我们犹如几个淘金者进入了深奥神秘的幽谷，尤其是我，怀着一颗祈求上帝保佑的虔诚的心。几乎是在一张一张地理，一份一份地翻阅。天色已晚，室内的能见度极低，庄经理已直不起腰了。庄说我们明天再来翻看吧。而我却坚持要翻完它。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我的虔诚真正感动了神灵，就在我们即将收工的前一瞬间，我终于在一堆废纸的底层寻找到了我自己的灵魂。我发现它是一只沉重的牛皮纸袋，用手指弹弹才看见那上面贴着一小片纸条“宁夏吴丹”几个字。它是那样的亲切和陌生。
我紧紧地抱着它，搂着它，这就是我生命之根吗？我几乎激动得哭了。
我真想翻看一下这厚厚的一袋里面都装着什么宝贝。但庄却代表着党组很快地从我手里拿了过去。孩子是母亲生养的，而医生却把孩子抱了去。庄说，造化、造化，你这人太精灵了，你像是擅长于破案的福尔摩斯，你命不该绝。
而我却以为辩证法偏爱了我。苍天有眼，人不可能倒霉到底。我觉得我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行善积德，怎么可能人活着档案就先我而去。我仿佛在产生要亲自回上饶找档案的念头的一刹那，就有了能找到它的感觉。我自信一定能找到它。
两人都高兴得了不得。当晚我请经理在上饶信江宾馆撮了一顿。那是南方的名菜鳝鱼青蛙。不过，它已经不再是在地主郑炳辉家做裁缝时那个味了。庄不断地说，这味儿确实不错，你这个人行呵，你将会因祸得福。
我对庄也表示我的感谢，因为他若要再拖我再磨我，我也会一时感到束手无策。档案找回来了。党组织为我平反就有了依据。事后，邓苔芸告诉我，她看了我的档案，多半是自己没事找事的检讨，其实是啥问题也成立不了，全是扯淡的无限上纲。说是党组对我的问题否了，全部否了。已上报上级党委落实审批。她要我耐心等待落实。
谁知这一等待就是一年多时间，直至1975年5月25日，公司才下达了把我收回上班的通知。也许，在当时我会感觉到某些安慰。然而，即便用当时的眼光审视那段历史，我都认为那种所谓的落实是我个人的一种促迫和勉强，是让我强扭下来的一个不熟不甜的瓜（生瓜）。可以想象得到它的后果，或者说那隐形的未便说出来的报复性举措将一定会是非常的严重。但我若是在老家无限期地被动等待下去那又会怎样呢？那会失去机遇和希望，那会在等待中磨灭掉自己的意志和活力，那会导致妻和儿女前程的灰暗甚至沦丧。这也不是我危言耸听，在四川我遇到过的那位“渔友”和后来我们知道的许多同代人的被动悲惨命运都将为我作证。只有把自己的命运交由自己去操作驰骋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假如我不再作上述的坚持那我就必然会走向神学，走向自我封闭，无所作为，悲观厌世，最后导致自己和家人的整体萎缩和枯竭。
不言而喻，Hiv 公司的所谓收回就是给饭碗，他们可能真还以为我在南方老家已沦为乞丐哩。他们先把我安排到仓库工地去看守一个四围无墙的大门，后才把我提到库房去当废旧物资的保管员。剩下的许多遗留问题，诸如家属的户口问题、妻的工作问题、房子问题、我的归队问题一概的都是不闻不问了。
八
若干年后，当我闲下来品味自己的那一段坎坷多舛的历难时，便觉得那年月给我带来的不单是痛苦、辛酸和磨砺，它也给我带来了诙谐、荒诞和终身难以忘怀的愉悦。对于生活当然需要认真执著，但有时候生活本身就是小品、戏剧，你在无奈地处置它时也可当做艺术那样去欣赏。人们一般都认为在转我的户粮关系时也要将家属户口一并转回。然而庄在向上面报材料时竟没能提及，他不仅不认为这是工作的失误，而且他还认为自己很有理由。他说，吴丹落实了政策，不等于他妻子落实了政策。而按照上面有关政策规定，未成年的娃娃一般只能随母亲走，那么，他的妻子娃娃的户口便都不可能转回银川。
人们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往往会很焦急，会来气，有许多悲剧往往会在这时候发生。还有道理可讲吗，干脆给他几个耳光让他清醒清醒吧！然而我在这时候却能保持特别的理智和冷静，就仿佛自己是在细读一部滑稽剧，谁能在欣赏艺术时光火呢。所以，我面对庄这个人物只能是哂笑。可以想象，如果按照庄的逻辑办事，那么，落实政策的结果就只能是夫妻的两地分居，仿佛只有夫妻分居才更符合党的政策，只有以夫妻分居、家庭分裂为代价才能换取落实政策。这诚然是荒谬的。但庄说到的那个有关文件，我似乎也在哪儿见过。后来我才忆起那是我在报社负责工青妇报道时看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有关离婚章节的一段解释，那上面是曾提到，男女双方感情破裂准予离婚，其未成年子女可以判给女方养育。庄熊“张冠李戴”，将离婚法规混同于落实干部政策一块运作了。而我这是要求落实政策，我又不是同老婆离婚。你说此事还不够滑稽吗？它不是生活喜剧又是什么呢？
显而易见，不让转家属户口的问题并不存在。为此事，我曾非常耐心地同庄谈过几次，然而庄却说，那是你自己的解释。如果中国的八亿人民都对党的政策作八亿个解释，那么中国还会有集中统一吗？他说，他可不是彭德怀，他还没有养成怀疑党的政策的习惯。他说他可以把我的不同意见向上面反映反映，供上面处理我这个特殊问题时参考参考。
我这个问题特殊吗？假如我这个问题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我不知他该如何处理？不过，那时候，我已把自己的问题看成了喜剧，我是剧中的一个人物，庄也是个人物。谁都知道我们允许剧中人物未必都要观念一致，对于剧中人一般是无能为力的。
只有老天爷才知道他怎样向上面反映的。
间或我也到公司去问问情况。我迷迷茫茫似是在盼望一个断档流产的电视剧再继续演播。工夫大了，我也就有点儿麻木，也不知道焦急。
《宁夏日报》的一位记者突然来访，他是一位跑上层机关单位采访的记者。他熟悉自治区从主席书记到各厅局的所有领导人。他是1958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写有一部北大反右题材的政治小说，他拿不准，他要给我看看，把把关。我就借机问他能否给银川市党委书记马信同志带一封信。我说，此事很荒唐很滑稽，我想请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鉴别一下。他问我啥事？我说算是我收回了，但公司说妻子、娃娃的户口都不可能转回银川，说是上面有这样的文件规定。记者说，哪有这等怪事？！
这算是我落实政策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巧遇。这个巧遇在当时也着实帮了我个大忙。记者很快就把会见马信书记的信息反馈给我。他说问题解决了。马书记在看我的诉状时哈哈大笑，他大骂你那个公司经理是混账王八蛋。他说这个庄熊不是逼迫着一个好好的家要硬拆成两半吗？哪来这种党的文件。随之，他便在诉状上挥笔批示：请将吴丹同志一家六口全部收回银川落户。不留尾巴。
是的，当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不是遭到外部世界的文化侵略而是让自己起来把自己打倒以后，对于一般事理失去是非的判断标准，必然就会产生从上到下的思想观念混乱，荒诞无稽的事情必然会像雨后的毒蘑那样到处生发。其实，你若爱生气不就要把个肚子胀破了吗？所以，在那时，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学会宽容、包容。也许庄就是为了刁难；也许，他就是那种政策水平。谁能说得清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宰相肚里好撑船”，我看中国的老百姓也得有个宰相的肚量。第二，你一定要学会欣赏现实生活，哪怕这生活很残酷、很艰难，你也得把它当做喜剧那样去欣赏。同时，你应当感到自己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幸福的。因为在这个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那样以如此广泛的规模和快速的频率产生这么多的滑稽可笑的事物。最需要的就是你要有一双艺术的慧眼、绝顶的聪明才智去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