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不仅提出了建国的理论，还制定了规划，在他的《实业计划》中，对国家建设具体拟定了六个计划，即以民为本，以国民经济基础建设为重点的全国实业发展规划。在这六项计划中，五条属于基础建设，而基础建设中又明确指出“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无交通，则国家无灵活运动之机械，则建设之事，千端万绪，皆不克举”，“国而无交通，是为废国”[孙中山.建设民国之政见——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文集.641，643，644]。进而又指出“交通最要者，则为铁路”“欲谋富国之策，非扩充铁路不可”[孙中山.富国之策自扩充铁路始——在北京全国铁路协会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文集.632]。所以当他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便自告奋勇要去抓铁路建设，说：“如人民以为然，鄙人可以担任，十年之内一律修成。”[孙中山.借债·条约·主权——在北京报界欢迎会的演说.见：孙中山文集.638]第六项是矿业开发建设，他认为“矿业是工业之根”，“机器为工业之树”，矿业将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中山实业思想立足点是为人民大众的，所以六项计划中的第五项计划，是为人民（家庭）提供现代文明生活所必需而又安适的物质条件。所以该计划中广泛涉及粮食、衣服、屋室、行动、印刷等诸多工业的门类建设。为了保证以上经济建设实业发展目标的顺利完成，中山先生还手定了相配套的方针政策。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一次完成，即以机器生产代替小手工业生产的工业革命（也包含农业）与大工业国有化的生产关系革命同时并举。二是允许、扶持与鼓励个人在经济建设非独占性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力，使之成为国家实业发展的另一支不可缺少的补充力量，但国家实业成分必须占主导地位。三是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他说“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以振兴工商业”。当然他也看到“用外资非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当择一利多害少之方法实行”[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1～312]。他主张在不损害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在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等方面与外商合作，并在《实业计划》一书中称之为“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从中人们不难发现，孙中山先生的许多建国思想与规划是具有前瞻性的，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仍有着资政启示和咨询参考的价值。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问题，充分表现出他对祖国边疆建设，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所给予的热情关怀。早在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到了建设大西北的初步设想，后在他的《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中对大西北的开发、建设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宏伟的战略规划。他认为开发大西北仍然要从抓交通建设入手（如修铁路），进而开发西北的自然资源（如羊毛工业）和劳动力资源（如以工代赈）。同时他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由国家购买各省的宜垦荒地，再投资建设成农庄，然后组织内地向西北移民，把农庄借贷给移民，以加快西北的开发步伐，初步改变西北贫穷落后的现状。为保证这个计划的落实，他要求国家要设立专门移民机构，要开设殖边银行，要组织实业公司和科研团体，在资金和人才两方面支持西北开发建设。尤其本文所提到的《实业计划》中的铁路交通建设，其中孙中山先生对西北铁路系统有过规划，计划在渤海湾修建大港口，作为贯通西北铁路大动脉的终点与出海口，这条铁路还设计有向北、正西和向西北辐射的三条支线，其中正西支线为主线，这条线路就是计划要穿过宁夏地区而直达新疆乌鲁木齐的干线，并进而与欧亚铁路相衔接。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孙中山先生的有生之年，并未能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但是不难看出，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之初，对中国经济建设在理论方面作了深入研究，留下了专门的著作，在实践方面规划了详细的内容，提出了发展的道路，并为实施运行制定出相应的方针政策，予以保驾护航。这是当时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一整套系统工程，是使中国走向富强的一把金钥匙，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位总设计师。孙中山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运动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作用。
2011年，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感到有特别的意义，因为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辛亥革命45周年和孙中山诞辰90周年撰写了一篇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专文。文中写道：“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现在，已经迈进21世纪了，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孙先生、毛老人家和革命先烈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1世纪将是中国腾飞的时代，江泽民同志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正是孙中山先生让昏睡千百年的东方睡狮觉醒了，正是毛主席让屈辱的东方巨人站起来了，正是小平同志让贫困的华夏儿女富起来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各族人民不会忘记这三位伟人，世世代代也不会忘记！
发扬辛亥革命精神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刘志才[刘志才，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宁夏民革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宁夏大学教授。]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45周年纪念。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海内外华人以各种方式来纪念这场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伟大革命。自治区政协、党委统战部、民革宁夏区委会等隆重召开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座谈会，这是我们宁夏各界人士对辛亥革命和中山先生最好的纪念，意义非凡。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族英雄，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引发20世纪中国第一次巨变的伟大人物，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共同敬仰的一代伟人，是中华民族之魂。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对孙中山先生始终给予崇高的评价。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孙中山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毛主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首先就在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怀着满腔悲愤，以炙热的爱国激情投身革命，他奔走呼号，鼓吹革命，在人民大众中进行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他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同资产阶级改良派、保守派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多次发动武装起义，特别是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震动了全国，鼓舞了民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夕的清廷，在风雨中飘摇，随时都有可能整个坍塌下来。等到武昌城头登高一呼，举国响应，终于迫使清帝逊位，民国成立。这是辛亥革命的一大历史功绩。
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以推翻封建帝制，创建民主共和为目标的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没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持之以恒的奋斗，就不会有武昌起义的成功。孙中山先生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从此开启了黑暗中国通向光明的闸门。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而且彻底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孙中山先生组织革命政党，以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榜样，以《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为思想武器，提出推翻封建专制王朝，实现民主共和，振兴中华的政治主张。先后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终于在武昌起义成功，一举推翻千年专制王朝体制，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是迈向现代化的一次飞跃，而且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重大转折。它使古老而又逐渐暗淡的东方文化，再次得到复兴与光大，同西方文化比翼双飞。从而使人类社会从东西文化融合中走出一条能克服危机的新路径。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辛亥革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但它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了辛亥革命的精神，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民主革命的基础上，不断将革命和建设推向前进，大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坚持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里重点谈谈祖国统一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完成全国的解放和统一，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向华南、西南和西北进军。到1950年10月，除台湾若干沿海岛屿和香港、澳门外，我国广大的国土获得解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1949年海峡两岸隔绝对峙形成之后，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做了许多努力，逐步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当年9月，毛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5年5月，周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首次提出“解放台湾”有两种方式：一是战争方式，二是和平方式。并说“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方式解放台湾”。1958年毛主席亲自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结束两岸的军事对峙，“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1963年，第一代领导集体归纳出“一纲四目”的对台政策，其中就有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等崭新内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了“解放台湾”的口号，确立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发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庄严呼唤，拉开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序幕。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1982年，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1984年5月，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正式将“一国两制”定为一项祖国和平统一的基本国策。1994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以保护和鼓励台胞投资，促进两岸的经济发展。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八项主张。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我国先后恢复了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标志着中国人民向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大大迈进了一步，对早日解决台湾问题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港澳的回归及大陆综合国力的提高，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不断高涨，为台湾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05年3月，胡锦涛同志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这是中共对台基本方针的发展，它将解决台湾问题从领导人讲话、总结经验和政策层面提升到法律层面，开启了对台工作法制化的新阶段。它对反对和遏制“台独”势力分裂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国土完整，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着巨大的作用和重大深远的意义。
